【四百一十四】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我在采访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永俭时，他说：“现在主要是全省干部冻结，要搞公务员体制改革，如果光调你一个人，怕别人提意见。你放心，等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定给你办！”

有了邓市长这话，我等于吃了“定心丸！”就在启蒙路租房住下，后来干脆把汝州的房子也卖了，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汲取了第一次往洛阳地区调动，家属先动摇，拖后腿又让我回来的教训。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平顶山市不少领导的案头出现了匿名信，说“郭进拴是不安定因素，少才没德，到处惹是生非，在汝州就写过《从市长到死囚》的大毒草反党作品，千万不能用。”就连《新城》执行主编任流潮老师也收到了“郭进拴此人不可用”的匿名信。当然了，字迹似曾相识，可发信邮戳却是宝丰的、市郊的，就是没有汝州的。看来，有人又躲在暗处，向我下毒手了。我又一次中了暗箭，被整得身心交瘁，那些整惯了人，尝到整人甜头的人，总是窥伺着，找机会下手，想起来真叫人心寒。

汝州市文联先是停发了我的工资，然后是命令我限期回去上班，如不回，将按公务员条例，以旷工为由将我就地开除工职。

我写的《湛河大决战》初稿送给邓永俭市长、邹积余副书记和唐全国部长看了，他们都说“写得很好，尽快出版。”

作家出版社也派出责任编辑来平商谈出书事宜。市文联当时主持工作的菅智民主席亲自和我一道找到邓市长落实出书资金，邓市长批示让肖新明副市长与市财政局协商解决。

第二天，菅主席又派岳书敏副主席和我一道找到肖市长。肖副市长看了邓市长批示，说：“进拴，他们都是书商，要价太高，你和他们再搞搞价，花不了这么多钱。报告先放下，我们市长办公会还要统一再研究研究。”

岳主席又带我见了市委副书记邹积余，邹书记认真审看了我设计的版式和彩页照片，还当场纠正了我写的一个错别字。我们临出门时她又交待岳主席：“书敏！這是咱们市的人才，你们要尽快把他的手续办过来！”

这期间，菅智民主席又给编委打了一个报告，我送给邓市长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我当着你的面批，不严肃，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你自己不要跑了，让组织上出面按程序办理。”

由于作家出版社要的资金较多，出书经费一时没有落实下来。我只好先把我卖房子的钱垫上，将《湛河大决战》先印了出来。一时间，报纸上登，电视上播，我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我把书分送给了市四大班子领导，然后找到唐部长说：“唐部长！我把汝州的房子卖了出成了《湛河大决战》，现在汝州市文联又停发了我的工资，昨晚公安局又清查户口，我一家4口都成了黑人，孩子们上不成学，转不了学籍，这可咋办呀？”

唐全国部长说：“现在邹书记还在她办公室等我，专门研究解决你的问题。”我紧忙拿出包里装的的一份菅主席签发的给市编委的报告交给了唐部长。后来唐部长说邹书记已签字同意，报告已交给李昆武副部长，部长办公会分工让他负责找邓市长落实你的工作调动和出书经费两件事。

我又找到李昆武副部长，他说：“我找了几次邓市长没找到，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再来，我给你一个准信。”

第二天我又见了昆武副部长，他说：“昨天邓市长和肖副市长共同在场商定了你的事，邓市长已签了字，你赶快拿回去让智民同志给你办手续。”

我接过文件一看，邹书记批道：“拟同意，请邓市长最后审定。”邓市长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两天内办完了全部调动手续，汝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同志说：“你一个一般干部调动，市长、市委副书记都给你签字，我在组织部干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种事。”

菅智民主席带领文联党组全体成员把我送到了《新城》编辑部，中午与编辑部全体人员共进午餐。编辑部一个人说：“郭进拴这货啥来头？竟惊动得文联全体领导都出动了。”

调到平顶山市文联的19年里，我参与了《新城》到《三月》的改版、编辑工作，任执行主编出版了3期《新城》增刊，上交了25000元的承包款，我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基石礼赞》大型获奖报告文学集和《平顶山手册》等作品。在财政没拔1分钱经费的情况下，参与组织、编印了64期铜版纸彩色印刷的《文艺界》。还参与了平顶山市首次文代会和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创作并出版了《陈宝泰传》、《鹰击长空》、《洪流滚滚》、《鹰城理财人风采》、《壮歌风云路》等40余部专著。省政协副主席、原市委书记邓永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进拴很勤奋！”

刚到平顶山时，汝州有人打市长热线，说郭进拴是个腐败分子，在汝州市和平顶山市两头领工资，欺骗人民欺骗党。经市长热线核查落实，事实是我调出后，我的人头工资汝州市财政局已拔付到了2001年底，而我于2000年4月正式调出，平顶山市从5月份才给我发工资，等于1至4月份汝州市文联没有给我发1分钱工资。谁知这样一告，汝州财政停拔了我的人头工资和所有费用。个别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还我以清白。

我在汝州市文联工作时，一次接待平顶山电台的一位领导，因他傍晚才到，没法办手续。晚上吃饭时我亲自跑到文联主席家里，他说：“我刚喝完剩饭，晚上就不陪了，你该咋接待就咋接待。”我给宾馆签了字，只用补个手续就行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已调到了平顶山，汝州宾馆的服务员还天天把电话打到我家里问我要账，我说：“这是因公接待，当时已请示了文联主席，只用他补办个手续就行了，咋到现在了还问我要账哩。”

服务员说：“人家说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这钱必须问你要……连你的电话也是人家告诉我的，我们讨不回账，就要扣工资，你说咋办？”

……

汝州市文联个别人，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想起来，真是叫人寒心啊！

《新城》增刊是平顶山市文联和编辑部领导再三催促我办的。2002年第1期出版后，有关领导说因没审我的稿子，再加上页码较多，违犯了规定，让我交了承包款后，开的是一张罚款的收据。个别人又四处打电话，说郭进拴这一期刊物出了问题，你们的宣传费都不要给他了。结果我去要账时，我的主人公们都说：“你们单位打电话说不让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有一家收了1000元的票答应给钱，后来又躲着不见。我把一次会议照到那里吃饭，钱数大体相当，这下他们又天天问我要账，还扬言要上法庭。

时任文联党组书记一连到编辑部开了几个星期的会议，对我进行批判。并多次逼我写出书面检讨，说是要装入个人档案。有一次他竟捣着我的鼻子怒吼道：“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找着邓市长给你签的字，全平顶山就你一个人才了？没人了？你这中国作协会员就这水平？我还把你交给邓市长，从哪里来还退回到哪里去。”

我说：“我脸就恁白，找到邓市长人家就给签字了？邓市长的字是签在文联党组打的红头文件上的，你可以去查查档案嘛！”

书记更恼火地说：“《湛河大决战》的钱是市里拔给文联和编辑部的，你给它花了？”

我说：“那是我把卖房款先垫上出版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事？”

……

我说：“这一期增刊是为了迎接十六大出的特刊。”

书记说：“你这就是十六大？”

我说：“我这是迎接十六大……”

书记说：“上次批评你，你不服气，你到宣传部、市委、市政府到处找了一圈。告诉你，如果刊物因你出了问题，再停办了，我先把你开除回家……”

实际上是我们这一期迎接十六大的专刊送给市长邓永俭时，他问我：“这是哪里办的？印得这么漂亮？”我说：“这是咱文联办的！”邓永俭市长惊奇地说：“文联还有《新城》？我过去怎么没见过？”他一边认真翻阅，一边接连说了三个“不错！”我又把这期刊物送给了市委宣传部的各位领导和各个科室，唐全国部长、刁培江副部长还表扬说：“文联工作又跑到前头去了，这一期办得好，质量高。我们正是要开会动员各单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你这一期《新城》图文并茂，又出到点子上了。好好干吧！”

我一边挨批评，一边受表扬。

在筹备市二次作代会期间，为了副主席候选人的排名，我又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训，这个要按姓氏笔画排，那个要按成就大小排，还有要按职务高低排；我起草的工作报告，把这个的作品点得多了，那个的因不了解情况，点得少了，没点到了，名字排列靠后了，随时都会招来批评、埋怨、指责，真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作代会结束后，我又和作协主席于天命忙着给向作代会发贺电的全国各地作协写感谢信，在新华书店后二楼布置作协办公室。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已听到了迎接春节到来的声声鞭炮……

我刚回到租住在启蒙路的家里，于天命主席冒着雪给我送来了各种年货。他知道我连日来和他一起不分日夜地忙着作协的工作，连年货也没顾上置办。

望着于主席冒雪送来的年货，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在我调动工作和在湛河治理工地采访、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每隔一段，市电台的刘炳超老师就带着师母去看望我，问寒问暖。刘老师还在他主编的《七彩虹》栏目里，分5次连续播出了我写的《我的作家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2000年的春节，我这边没调过来，那边又停发了工资，走又走不了，回又回不去，处在人生和事业的低潮。这年的春节，我觉得孤独无助，寒冷寂寞。正在这时，刘炳超老师放弃了全家的团圆，带着师母，带着年货，来到了我租住的家里，拉家长，说宽心话，出谋献计，一直谈到零点以后才离去。

望着两位老人远去的身影，我感到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丝丝温情。这真是两位雪中送炭、善解人意的老人啊！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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