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人间真情【二百六十三】

        见我又迷上了写作、投稿，我三叔、五叔把我毒打了一顿，让我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只准老老实实干活好好过日子，不准再胡写乱画不正干……”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屈老师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的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

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5天5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期刊，最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我的这个成果，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从没有在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的两项空白。

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晚上我俩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盔，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視。”

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