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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人间真情【二百六十四】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来到文化馆,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子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快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临汝镇公社的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张馆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通讯组的刘会昌老师,他也很高兴,说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
范书记接到张馆长和刘老师代表文化局、宣传部的电话后很重视,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党委会,决定让我来文化站上班。范书记让我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上班手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准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你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到文化站工作后,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手里的活就去参加学习班;有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到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了20多天。这一下,我惹“祸”了——公社宣传委员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如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调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张久益老馆长的正气,保住了我的饭碗。
在我的文学起步阶段,县委宣传部高山副部长、县委通讯组刘会昌老师,县文化馆屈江北、李自平、姚金成、王维周老师,县广播站揭传芳老师、马全胜老师,省文联张一弓、徐慎老师,《河南日报》社李长华老师,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吴功勋老师,《洛神》主编许桂声和副主编张文欣老师等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令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屈江北老师,他不但手把手地教我学写作,还在生活上对我无私援助。1982年初夏我结婚时,他将我俩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抓阄分娘》的105元稿费就给了我100元;还领我到烟厂找熟人批发“汝河桥”香烟;结婚那天,他带着李自平、马全胜、贝晓明几位文友,从临汝镇下车,又走了18里山路,新衣服上全是煤灰,直到下午1点才赶到我家。这些城里人也到山里参加我的婚礼,当时轰动了小山村!
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的几年里,我也办了几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次,公社派我到宜阳县运化肥,我在宜阳县委门口看到一对农民妇夫抱着一个死孩子在哭闹,原来是他们抱着急病的孩子到宜阳县医院救治,几次都敲不开医生的房门,后来急得没办法了,就一脚跺开了医生的门,医生怒气冲冲地说:“滚出去!我正瞌睡哩!”又把农民推出了门外,结果孩子不治而亡。我了解情况后,立即愤笔疾书了《宜阳县医院见死不救,激起群众极大公愤》的读者来信,寄给了《河南日报》社,很快在《读者中来》内参上登出。结果院长被撤职,主治医生被判刑,农民得到了经济赔偿。宣判大会上,却怎么也找不到作者了;后来两农民专程到临汝镇文化站向我当面致谢。
一次公社开会,邓禹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小山说:“你成天写这写那来,俺村的老婆们把卖鸡蛋的钱都兑出来建成了提灌站,可现在陆浑水库不放水,几千亩玉米眼看都要全部旱死了,你也不替俺向上级呼吁呼吁!”我连夜给《中国农民报》写了《救救这些庄稼吧!!!》的稿子,时隔几天,国家、省、地联合调查组现场办公,说是因上游的水渠横断面小造成的,国家立即拨专款连夜加深加宽了横断面,邓禹人喝上了救命水,粮食大丰收。《河南日报》派记者来采访,张小山说:“是文化站郭进拴的一篇文章救了俺全村男女老少的命!”到了年底,张小山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到公社给我送锦旗,并要求公社党委给我记功奖励。
有一天,关庙大队第一队的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领着有病的老婆到镇上找我,他说:“孩子,老叔的责任田叫干部们强行没收了,你婶子又有病,以后我可咋过呀!”我一怒,当即拉着他来到邮电所,自己掏钱,给省委刘正威书记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我的责任田被队干部强行没收,乡村干部都不管,没法活了,盼救命!”3天后,地、县工作组进驻临汝镇,经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当即将干部们侵占的责任田又退还给了这位农民。那位农民含着热泪到处说:“拴娃这孩子还真能为咱穷老百姓办事哩!”
我写的《顾大庆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苏厂长贪生怕死闭门不出》,在《河南日报》发表后,顾大庆由信用社的临时工转成了国家干部,苏厂长被免职,恨死了我。
我创办的《乡音》报,更是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省委和洛阳地委,被称为“乡音事件”——第一期报纸刚在洛阳日报印刷厂拉回来,《洛阳日报》总编就带车追赶而来,将报纸又全部拉走。我到省委请示,门卫说需有县团级以上证明方可进去,我拿的乡文化站证明,人家连看也不看。我到省文联找何南丁主席,家人说他接见外宾去了,等了几个钟头也没见到他。我又去找徐慎老师拿主意,他说:“你前门进不去,就从后门进,装作去上班的样子,手往后边一背,不要左顾右盼,理直气壮地就进去了。”第二天上班,我果然照此而行,可刚跨出一小步,就被背枪的门卫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没证件?你上什么班?再捣乱就把你抓起来!”
没奈何情况下,我到花园路给省委宣传部拨了一个电话,说明了原委,人家让到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处去请示。到省文化厅说明情况之后,处长说:“刚才省委宣传部已打来电话,我们正在请示中宣部和文化部,你明天上午来听消息。”第二天一见处长,他说:“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不经正式批准是不能乱办报纸的。你回去让乡党委给县委写个报告,县委给地委写个报告,地委再给省委写个报告,如果省委批准了,你们就可以办。”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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