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一百三十七】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多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住校作家。

  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史，《炸裂志》在具体的叙事中呈现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他推到什么样的高位。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其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地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个人的奋斗、村落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愁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地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

  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史”，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我们的时代。阎连科试图在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它的罪恶史、创伤史、荒诞史。这部“史志”中繁花似锦，这部“史志”中充满血脓。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在这里，最初的发家致富靠的是扒火车这种赤裸裸的偷盗行径。在这里，“民选”的掌声淹没在威吓与贿赂的喧嚣之中。在这里，电死人的劣质电线因高额回扣而依然畅销。在这里，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使官员与人民都不惮于在最夸张的程度上卑躬屈膝。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不堪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寓言。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阎连科是如何完成这种“虚构”和“暴露虚构”的呢?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翻开目录我们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

  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我们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的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

  当我读完《咋裂志》，打电话与阎连科交流时，他自嘲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某一天我就想过要用方志的方式写一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问题是哪个故事适合地方志形式。在我看来，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这部小说构思非常早，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四川、湖南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当时我就想，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当时我还想过写部小说就叫《姐姐妹妹》，写她们如何在南方工作，她们的村庄如何因此繁荣。现在，当时的那些想法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姐姐妹妹》这样的故事，对有些作家来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片信息而已，还要无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