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荷堂”鹤立鸡群地矗立在小村庄里，简直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名胜，加之黄永玉的名气，经常会遭遇各种不速之客。那些外表凶悍的大狗们便派上了用场。老人笑着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来了一个人坐下不走，拿了大纸给我，让我给他画画。我说：‘你走不走，不走？好。我两只狗就在那儿，这两只狗是受过训练的。你就坐着，不要起来，不要摸，这样你会很安全。如果你一动，它就对你不起了。’然后我走了，到了后堂。两个小时后，我处理完事过来，看见那个人果然坐在那一动不动。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屙尿。’我说：‘屙尿好啊！’我就让工人拿上纸，把他送出大门。从此他再也没出现过。”
平素若没有客人来访，黄永玉一天的时间安排基本上很规律：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那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大工程”，最初发表在湖南长沙的《芙蓉》杂志上，写了20多万字，还在他的4岁徘徊；几年前，小说转移到了《收获》杂志上。二楼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撂厚厚的稿纸，旁边是一支颇有时代印迹的墨水笔。黄永玉戏称自己“所有电器只会用手电筒”，所以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也还都是用这种传统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黄永玉刚刚完成今年5月刊的部分，已经开始写7月的那期。“现在还没写到西安事变呢！”他说。
黄永玉
黄永玉最不喜欢别人提及一些诸如“意义”、“理想”之类的形而上的问题，果然如此。当被问到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些对湘西自然风景以及乡土世俗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是否如一些评论所言，要完成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小说”，黄永玉当即毫不犹豫地摆摆手：“我没有那些很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表达出来；也没有为一种什么‘伟大的意义’去尝试，没有。写出来，朋友喜欢，就开心了。”写作方式也随心所欲，他说：“我连小说的提纲都没有，写到哪儿就是哪儿，我就是用这种办法试试看。”
既然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不难想象，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沉浸在一个悠长的回忆中。那些往事，无论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都会抖落一身尘土，悄然袭上心头。是否会有难过得写不下去的时候？“有！有！！”他连连点头。可是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奇妙快乐，又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有的时候会在小说结构上遇到困难，会做大的调整，一天才写三四行，突破了之后就很快乐。写作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不是‘写出一个结果’的快乐，而是进行期间的快乐。比如文字结构调整好了，就像对了一幅好对联一样。跟画画相比，写小说自然是一件投入大产出小的不划算之事，于是有人不解：‘你写小说，哪有画一幅画划算？’怎么能这么讲？”
黄永玉涉猎广泛，在绘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上面的造诣也都有公论。可是若从他本人爱好来讲，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文学。“我喜欢写东西，比画画更喜欢，语言本身就让我开心。所以有的人问，你怎么不请个秘书帮你整理？我干吗要请秘书？我又不是老革命——老革命找秘书讲一遍，秘书用录音机录下来，整理一下就可以了。文学这个东西，就是文字游戏，要在文字上做一些推敲讲究，实在是太好玩了！”
流浪生活
已经写了60万字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终于快写到男主人公“狗狗”即将离开“朱雀城”了——回到75年前的生活现实，真实的故事就是13岁的黄永玉离开自己的故乡，湖南凤凰。
湘西小城凤凰镇，沈从文与黄永玉是这里居民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灵秀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它也成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迹。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蕙都毕业于湖南省高师，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杨光蕙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这位早在192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女教育工作者，当年还以凤凰县宣传部长的身份带领民众砸过庙里的菩萨。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多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毓熙。这一次的告别，不但成了与父亲的永诀——这对父子很快因战火失去了联系，1943年，黄玉书因病去世——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一生漂泊的起点。13岁的少年黄永玉离开了父母的庇护，被迫早早地成长起来，面对另一个社会。
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49、50、51、52组，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但是这里也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学校有6层的图书馆，这里是少年黄永玉的乐土。而酷爱阅读的习惯，也由此养成。
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画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
那时的黄永玉依旧不改其顽劣本性，浑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态。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成为笑谈。当“万荷堂”建好后，黄永玉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时候，已经90多岁的吕正操打趣地说：“你年轻时喜欢称‘老子老子’的，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了抗战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岁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并不觉得苦，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某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诧异不已：“都有饭吃，还打什么？”
黄永玉在指导五岁女儿黑妮作画
物质匮乏的年代，喜欢打猎的黄永玉经常靠打些野鸡野兔来为家人补充营养（1962年）
不过粗粝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却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刚流浪到上海时的黄永玉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2～5元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臧克家随即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他稿费。后来，那十几幅木刻画绝大部分都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提过。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立即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多挣一点钱。这也使得黄永玉对那个宏大的“政治”，有了很淳朴的理解：“我们不讲什么党不党，他们就像我的叔叔伯伯一样。这时候他们如果要我为了革命去死，我也会。”对这位年轻版画家的关爱，自然有同属于“左翼”文化战线的政治色彩，但更多的，也还是与那些文化人出自人性本质的善与美有关。
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桦是让他至今想起来仍很温暖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还要付房租钱，负担很大。有一次李桦先生说：‘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往里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
解放后，黄永玉与李桦又成了同事。“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天真又纯洁，对他人像小孩子一样信任。”黄永玉记得，每到星期天，李桦就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一张大桌子，然后给全国的木刻年轻人回信。“就像以前给我写回信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
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大雅宝故事
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带着仅7个月大的儿子，举家从香港回到北京。黄永玉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一位老师。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黄永玉于是与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这些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师们成了邻居。
这些人当中，黄永玉跟李可染的交情最好。他后来在《比我老的老头》里写下了诸多妙趣横生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笑中带泪。
有一天，李可染带黄永玉去见自己的老师齐白石老先生。老人见了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这与路上李可染提前交代给黄永玉的一模一样。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不过，李可染也特地嘱咐过：“都是坏了的，吃不得！”
“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老人家住在四合院的北房，东房、西房和南房都是家人住在那儿。一到晚上，老人就用铁栏杆和铁门把自己的房间锁住，免得别人进来。
那一天，李可染为一脸兴奋的黄永玉拍下了他与齐白石的合影。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也成了像齐白石一样的“前辈”，接受各方人马的签名或合影要求。时至今日，他对老人也多了很多“同情式理解”：“老人的一些习惯也是时代造成的。比如说他卖画——其实他的画，哪有我们今天的画这样卖的啊？有时候生活遇到困难，他就卖画买酱油、换油、付工钱。给他管门的老头是个太监。有时候没有钱给他了，老人家就画张画给他，那太监还不高兴，说它不够好，还要好一点。太监有很多齐白石的画，有的人听说后，就向那个太监买画。”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故事很多，而黄永玉也是一位绝对的主角。那时的他几乎是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在孩子们眼里，用今天的语言形容，这位从香港回来的叔叔简直“酷”极了：家里有个意大利手风琴，没事就悠然自得地拉两下；还有部电动的小车床，开关一开，木头就齐刷刷地被削成两截。这位香港叔叔的好东西太多：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让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院子的孩子们羡慕得不得了。
“我爱人有一个花手绢，我拿棍子给它绑起来，当成引路旗，让乖的孩子走前面，坐有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动物园。”童心未泯的黄永玉，也把孩子们带得服服帖帖的。
曾经安详的小院也无可避免地被那场政治风暴吹袭。张仃的儿子张郎郎，在黄永玉的眼里，善良有礼，有“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可是却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入狱。张郎郎被手铐脚镣地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后分组讨论是否要枪毙他。同样在枪毙名单里的还有周巍峙与王昆的儿子周七月。“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黄永玉一个人逃到了北海。
黄永玉犹记那一天还下着雪。进北海大门没走多远，他就看到了王昆。王昆身旁跟着一个年轻人，黄永玉想这个陌生面孔大概是来监视王昆的，所以擦肩而过之际彼此默默点了点头，未敢多言。他低声说了句“保重”，王昆回了声“谢谢”，便再无多言。“文革”结束后，黄永玉再见到王昆，才知道那天王昆也是“逃”到北海去的，身边的年轻人是家里保姆的儿子，担心她自杀，一路跟随她。
“我那一天就是为了逃避讨论他儿子枪不枪毙的问题，才跑到北海去的，没想到一进门不远就碰见她，相逢一瞬，真是百感交集，命运啊……”时隔几十年忆及那一幕，老人仍感喟不已。
而在那些孩子的情感记忆里，黄永玉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到日本留学。临行前，他过来看黄永玉，问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告诉他，记住！千万不要说你是李可染的儿子！”在漂泊中成长起来的黄永玉，也许更知道“独立”的意义。即便李可染到了日本，也没有去看自己的小儿子。某一年，黄永玉到了日本。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大阪的电话。听到黄永玉的声音，电话那端立即传来了一阵抑制不住的大哭：“黄叔叔，来看我吧！”黄永玉见到了一个躲开父亲的遮蔽，艰难而又坚定地走自己路的李庚。那种关系结成的情感，也许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黄永玉也只写下寥寥数语：“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对黄永玉而言，在政治高压的年代，这种人与人之间尚存的真诚情感，会成为他内心消弭政治高压的一种力量源泉。
“文革”之前，北京城的全部艺术家，包括夏衍、田汉等这样的老资格，一共一两千人，都被集中到一所学校学习。虽然被招待得很好，但是大家都很紧张。黄永玉和叶浅予同住一个房间。叶浅予抗战期间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工作过。其实在“心理作战部”工作的叶浅予从事的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画漫画，让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投到沦陷区，展开抗战宣传。可是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中美合作所”几乎成了十恶不赦的“魔窟”的代名词，这让叶浅予十分紧张。
“有一次我们俩偷偷地讲心里话，他说：‘你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完了。’我说：‘你不会完。’他说：‘你不懂。’我说：‘我对你倒是有一个看法。我是不在乎的，为什么呢？我虽然会受苦，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很爱我、很想我；可是没有人会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人比较刻薄。你就同你几个30年代的好朋友来往，所以没有人想你。’”
黄永玉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向叶浅予说了他的看法。他也不记得叶浅予当时的反应。“‘文革’结束之后，叶浅予开始同很多学生来往，也到很多地方去写生，同以前不太一样，我也不能完全说是我那句话的作用，但是我估计我的这个话是有力量的。”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与黄永玉（摄于1950年）
沈从文与黄永玉，是湘西小城凤凰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想起这一插曲，黄永玉大笑起来。虽然出自同一地域，但两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这种性格在凤凰来讲比较少，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我是比较典型的湘西人，从小靠拳头打天下。”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文革”期间，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5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这个人特别聪明，他能够一眼看到我画画的一些问题，不是抽象，而是很具体地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很接近，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黄永玉写了很多故人旧事，但从来没有为汪曾祺单独写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难写！他这个人啊，可丰富了。我知道他很丰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笔又无从着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还有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得比较远了”。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被剧团抓了起来。他们单位派人来中央美院审问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他们说‘还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乐球杆捅了我几下。后来，他的才能在那个《沙家浜》得到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也许是他太忙。”黄永玉的回忆淡淡的，听不出内心有什么波澜起伏。上海滩的那一对快乐青年，就这样渐行渐远。
“后来，‘四人帮’垮了，他到我家里来，可是，我们中间隔了太久，一下子让我从哪儿讲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又是给毛泽东纪念堂画画、又是美术家协会的事儿，哎，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再画猫头鹰《瞻仰》
1996年冬天，黄永玉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有朋友为他开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黄永玉又再请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来了很多人，包括黄家的那一帮，黄宗英、黄宗江、黄宗洛，还有丁聪、冯亦代、王丹凤，包括曾祺，这一帮老朋友都来了。”两人见了，依旧没有超过礼节性的深入交谈。“当时他的脸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缘故。他后来与另外一帮文艺界的年轻人来往，喝酒喝得厉害，把身体都喝坏了，真是可惜了。”
黄永玉没想到，这是他与汪曾祺的最后一面。转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说：“女儿上楼来告诉我说，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总是觉得他还太年轻，才不到80岁，真可惜，真可惜……”3个月后，京郊的那个“万荷堂”修建完工，黄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如果有那一天，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再是“相顾无言”的尴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大浪淘沙
“你们没有经历过流浪，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然后进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从工厂出来的产品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沈从文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这个大时代好像一个筛子，一个眼口很大的筛子，筛筛筛，好多人都被筛下去了，剩下几个粗的，禁筛，没有掉下去——我们是幸运的，漂泊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没有死，经过多少你们很难想象的磨难，最后活下来……”
于是，和他一样经受磨砺的那些人，以及他们一共经历的过去，如今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个个传奇。黄永玉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交游甚广的黄永玉与萧乾、聂绀弩等人都结下深厚友情。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同事查良镛，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学邀请黄永玉举办名为“流光五十年”的画展，与这位昔日同事重逢。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找黄永玉，请他谈谈金庸。“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他的好友包括后来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霑。当年他正狼狈不堪，与林燕妮闹分手，又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别：“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怒骂：“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
“2004年，湖南电视台去香港采访，还把黄霑叫到我的家里来访问。记者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未料一周后，才63岁的黄霑就去世了。好玩的朋友又少了一个……
就像他会在失恋中寻找“诗意”来安慰黄霑一样，不管时势如何复杂多变，黄永玉总是以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应对。就像那荒漠中奋力生长出来的植物，任环境恶劣，也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黄永玉也不例外。可是他把全家的布票省下来，集中到一起，然后买了一块很厚的布，干吗？做了一个帐篷！——这样的主意恐怕只有黄永玉想得出。
从此以后，星期天的时候就会看到黄永玉带着妻子儿女，背着这顶特别的帐篷，到郊外露营去了。“‘文革’之前北京的治安很好，晚上在外面过夜也很安全。今天到十三陵水库那边，明天到玉渊潭后面，然后到樱桃沟，哪里都去过。”那么苦的日子，也可以被他过得有滋有味。
在政治那根弦一直紧绷的年代，他的举止很快就招致“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关于这方面，第二个证据是打猎。黄永玉有一把双筒猎枪，周末时他就背着猎枪到京郊，打些野鸡野兔之类的，其实是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资产阶级作风”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一位延安时期很“左”的老干部带任务到黄永玉家里来实地考察，看看“资产阶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家里条件当然比他们差多了，老干部看了看，说，‘其实你也不怎么资产阶级。可是为什么大家就感觉到你是资产阶级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爱看外国书，也听交响乐，又养狗，又打猎，他们认为我思想上‘资产阶级’了。”
“其实哪个资产阶级周末不在家里好好地待着，非要去野外去挨冻或挨蚊子咬？打猎要步行，每一秒钟都要观察四周。所以一次经常要走70多里的路，非常辛苦。资产阶级愿意这么走吗？他们没有这种生活，所以才会有这种误解。”
“文革”期间，黄永玉一家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白天都要开日光灯。“我就想，那我画一个大窗吧！”于是一面墙上多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户”，灿烂的鲜花在“窗外”绽放，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这样的人生态度，也难怪他的作品既充满天真稚气，又洋溢着热情豪放，总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
黄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顽强的力量，不认输，不屈服，湘西人喜欢用“雄强”这个词来形容这股子劲。
的确，黄永玉又是“雄强”的。“文革”期间，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来揪斗他。年轻的学生用皮带头噼噼啪啪地抽打他。黄永玉任他们打，就是一声不吭，不喊叫，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心里默数打下的鞭数。“我一闪都不闪，就让他们打，他们打累了还让我跪下再打，其中一个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还是黄永玉的生日。后来有人回忆此事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
“文革”结束后，黄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两个打他的人，“把他们收拾收拾”。黄永玉说了句：“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没有一家逃得过灾难，他们打了我，他们的家还是不幸的，没有一家逃得过的，你去打他干什么。”“那时候的孩子们疯了，每一个人都疯了。怪不得他们。”提及此事，黄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一次宴会上，黄永玉碰巧坐在了廖承志旁边。廖承志问他：“你讲讲，你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黄永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怎么敢斗争呢？我躲都来不及。但是我没有求过饶。”廖承志就说：“不求饶也算斗争。”黄永玉依然坦白对答：“我的政治头脑也不是很明确清楚的，如果当时‘四人帮’喜欢了我——比如江青喜欢了我，我也不晓得我会做多少坏事。幸好她没有喜欢我。”“现在回想一生，人应该坚韧一点，不要动不动就难过，动不动就痛苦。”也就是在最难的时候，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对抗着扭曲的政治对人性的压迫。
黄永玉经常感慨，自己的“历史时期”怎么那么短？“像萨镇冰，清朝就当官了，经过北洋军阀、民国、抗战、国民党时期，又到了新中国，还当了人大代表；章士钊也跟他差不多，鲁迅骂过，又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们呢，经过抗战、建国，怎么就老了？”
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是有的人被岁月销蚀得棱角全无，平庸乏味，而有的人却被打磨得更加锋芒，雄浑有力，黄永玉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虽然被大时代大浪淘沙般磨砺的痛苦，又被几人知。
“可能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人天生是快乐的，但又是雄强爱斗的吧。我们从小就看杀头，对生死都看开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我都看书。不管怎么痛苦，有书陪伴。一本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响你。没有书本为伴，恐怕这一辈子不会活到80多岁，还能够快快活活的。”
“人哪，几十年来，有意思的生活少，没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数。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对得起每一顿饭，更何况这是个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画画多好啊？老了也能画，不像从事体育或音乐，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画很高兴，还能卖钱。临死前一天画的画也有人要。这种职业上哪去找？”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一点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恨，不像当时的政治提倡的那样，要恨谁，我没有。”黄老抽了一口烟斗，陷入沉思，半晌又缓缓追了一句，“不是我为人宽容才这样，而是因为我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发现，人同人的关系不是彼此憎恨的关系。再说，到今天也没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还来不及做、要赶快做。我现在都88岁了，我这个小说的人物要写到60岁，而现在才写到十几岁，怎么来得及？我花时间去恨他们干什么？英国有一个思想家说：‘不要想到报仇，因为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力。’老想着报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力。”
除了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外，黄永玉在香港和意大利也都有自己的房子。黄永玉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他喜欢车，上世纪80年代，还是在胡耀邦的特批下，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日本原装的尼桑小跑车，这也是北京的第一辆私家车。喜欢飙车感觉的黄永玉还曾买过一艘橡皮摩托艇，得空找个地方，开得很快，就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最好玩的是，2000年，建好了万荷堂后，黄永玉竟然心血来潮地从德国买了一架马车，有时候自己驾着马车在通州辛庄万荷堂外面的公路上玩。如今红色宝马敞篷跑车、保时捷敞篷跑车、路虎越野车、保时捷卡宴越野车以及红色法拉利，都是他的私人“收藏”。
也因为此，高调、重物质、讲排场，这样的议论，在黄永玉的身边也从未消失过。
“无所谓别人怎么评价，一点关系都没有。”老人淡淡地挥了挥手，“这是小事情，没什么。人家要讲的事情多了，讲久了就不讲了。我老是举例，人生就像跑一场万米比赛。跑的过程可能姿势并不好看，不会像跑100米那样，动作那么潇洒有力。万米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完成！快一点当然更好。跑的过程有人说你动作难看，那跑远点，听不见就好。你停下来，跟他说：我动作怎么难看了，不是很漂亮吗？——那你不成傻子了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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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赏析] 我读黄永玉【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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