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5年《群山之巅》后，迟子建又一长篇力作《烟火漫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这是一部在城市烟火之中叩问天地、历史、命运、灵魂等多重交响的长篇小说，作家以此力作奉献给自己生活了三十年的哈尔滨。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隐微的命运交相辉映，柔肠百结而又气象万千。在她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下，“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不同于她的前作《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哈尔滨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坐标，一个故事的发生场所，一个承载悲欢离合的历史背景的存在。《烟火漫卷》里，哈尔滨整座城市成为小说完整的主体，小说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人物命运与其互相交融，意蕴悠远。

       对城市生活的聚焦，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对此，作家阿来评价：“过去所写的乡愁都是农村，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唤写城市文学。这次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城市，就像小说里最重要的角色一样，整体地出现了，包括建筑，地理，人文等等。”

       《烟火漫卷》是迟子建献给哈尔滨的一首长诗，诗中满溢着城市烟火：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食物的香味，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旧货市场的老器物，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描摹着哈尔滨城，意蕴悠长。

       凡是作品中涉及的地方，迟子建都要触摸和感受，她会在写作或工作的间隙，乘坐地铁公交穿行在哈尔滨的各个城区之间。去蔬果批发市场，去夜市花市旧货市场，起大早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

        “人烟”意义上的“烟火”出现在迟子建的笔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民间”与“底层”，当然不能简单地完全否认这种解读合理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解读更多的还只是着眼于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及生存境遇，于是很容易就出现了诸如“宫廷的烟火” “贵族的烟火” “民间的烟火” “底层的烟火”之类的切割。然而，身份和生存境遇终究都只是人物一种外在的、局部的标识，尽管这样的标识对人物的成长、心理会有不小的影响，形成某些鲜明的印记，但这些个标识终究都不是人本意义上那个完整立体复杂的人。即便如这部《烟火漫卷》中的刘建国、于大卫、翁子安等一干人物，说他们来自民间与底层似也不是什么大谬，但又似乎少了点魂。绕了这一大圈，我无非想说明出现在迟子建笔下的“人间烟火”看上去是在着眼于民间与底层，骨子里则更是紧紧抓住人本意义上完整的、大写的人在做文章。过去的《群山之巅》如此，这部《烟火漫卷》则表现得更甚，否则我们就无从理解作品中不少人物身上总是会偶尔出现一些看上去有那么点古怪、诡异乃至不合寻常逻辑的行为或心理，无论是刘氏三兄妹，还是于大卫谢紫薇伉俪，抑或是生活在榆樱院中的芸芸众生概莫能外，正可谓应验了 “谁又不是秘密中人”这句俗语。而正是这些个人物看上去合逻辑或非逻辑的行为与心理共同编织起了他们生命的经纬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这座都市之前世今生，这就使得作品的宽度得以大大的拓展。面对这些个人物及命运，迟子建的态度又很容易被解读为理解、同情和悲悯，而在我看来这是又一层皮相。没错，在作品中，迟子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的确没有明显的臧否，呈现出的状态看上去确也多是一番同情直到不乏悲悯。但仔细一想，即便是贵为作家，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悲悯姿态未必就一定是优秀作家或作品。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仅仅只是止步于此当然不够，而成就一部优秀作品除此之外恐怕更需要的还要穿过那些“秘密中人”的背后进行“解密”:他们何以如此又何以走向明天?而在《烟火漫卷》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迟子建对她笔下许多人物的姿态正是如此。刘建国兄妹在作品中各有一些行为的确有些超乎正常的行为逻辑，但看得出迟子建明显在努力为这种行为逻辑的非合理性进行修复。我想，这样的修复固然是情节设置合理的需要，更是对人的行为、人性的复杂、境遇对人的刺激等种种细微末节深入观察与研究的结果。而这样处理的结果就是不动声色地将个体的人和时代、地域、历史以及现实这些无从回避的社会元素巧妙地勾连起来，这显然就比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同情与悲悯要有厚度得多，诚如“作品提要”中提示的那样:这“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无论是作品宽度的拓展还是厚度的掘深，都离不开对作品艺术表现力的有效掌控。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就成功地展示了自己强大的艺术统摄力。这部长篇新作的文本长度尚不足20万字，这在当下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绝对属于体量娇小者，即便是扩充至30万以内也还有足够的伸展空间，更何况这部作品先后出场之有名有姓有故事有命运的人物却多达20余人，每人平均不足万字，即便是用于戏码多一点的刘建国、刘骄华、黄娥、翁子安等人物身上的大约也不过三两万字，不仅如此，作品叙事的整体基调又是那种舒缓柔和、从容自如的调调。尽管如此，迟子建依然惜字如金地娓娓道来。而从阅读效果来看，终卷之时，作品中那些个有名有姓者的身世命运以及承载起他们生活的那座都市的前世今生和地缘特色无不历历在目，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迟子建当是颇费了一番思量的。

       不到20万字的篇幅被作者分成了上下两部。上部名为“谁来署名的早晨”，作品中的大小角儿穿过“烟火”依次登场亮相，言语不多、动作干练，他们身上那不经意的“怪异处”影影绰绰地透出了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个有着不俗故事、不凡命运的主儿，都有一段难以启齿或不愿示人的人生之密;果不其然，到了下部“谁来落幕的夜晚”，这些个角儿的故事与命运，以及这些个故事与命运背后的成因一个个波澜不惊地浮出水面，而其中诸如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等角色的命运其实还是蛮令人唏嘘不已的，而在他们身上又无不承载着时代、环境、责任与个性等种种因素的复杂交织。看上去这好像只是一种悬念的设置技巧，但如果仅仅只是以此作为《烟火漫卷》的一种孤立的艺术手法则未免失之于浅表。我之所以认为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成功地展示了自己强大的艺术统摄力是因为她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自如和得心应手。为此，可以将这部新作与她的上一部长篇《群山之巅》简单地比较几句。我曾经自己生造了一个“环形链式”的概念来描述《群山之巅》的结构特点，以此达到一种将不同的时空自然巧妙地衔接起来的审美效果，那样一种结构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而这次的《烟火漫卷》，迟子建采用的几乎就是中规中矩的最传统的长篇小说写作方式:一个以顺时态的线性叙事为主干，中间时而穿插一点倒叙、插叙之类予以补叙，而在叙述语言上则无非是典型的从容洗练、细腻自如的笔触。我在想，就是这样看上去没有任何 “创新”的传统写作竟能获得如此强大的艺术统摄力，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

       围绕这个问题，我左思右想也找不出一个时尚的词儿来描述，于是干脆就用一个老土的说法概括吧，那就是“内功”二字。这个“内功”既包括作者对社会、历史、时代、生活、人物等文学创作诸元素的细致体察，也需要能够找到并得体地掌控与之最匹配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迟子建这部长篇新作之成功不仅是这种“内功”的一种完美展示，而且也由此再次证明了长篇小说之成功两句最质朴的“秘诀”:创作需踏实、成功需认真。

       《烟火漫卷》完稿的年末，新冠疫情开始肆虐，作家一面忙于疫情中的工作，一面修改这部小说。

         “以前并不喜欢那种都市的喧嚣和奔忙，可当生活以惊悚的方式静止的时刻，你的心脏虽然跳动，却有窒息的感觉，就怀念这种喧嚣了。”

       作为书写了百年前哈尔滨抗击鼠疫历史的作家，再次面对大面积的疫情，她感到“历史回来了”。疫情令人伤痛，人们愈加珍惜人间烟火。

       《烟火漫卷》中满溢着城市烟火：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城市街道开出的每一种鲜花，食物的香味，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旧货市场的老器物，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风味小吃，服装，交通，做礼拜的教徒……哈尔滨城的丰富的生活包含其中，温婉细致，意味深长。

       人世间最盛的烟火，可以说全在作品里了。

       也不只是哈尔滨，每一座城市都充满了这样繁盛的烟火气息。那是每个人平凡生活的模样。也许普通平庸，也许细碎无聊，但正是这些琐碎平凡的美好，日复一日稳定普遍的美好，只要去观察去体味就能随处看到的美好，最终汇聚成城市的银河，安抚着城市中生活着的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烟火气，是由普通人低吟浅唱出的一首对抗命运的安魂曲。

       迟子建在完成《群山之巅》后，便有了《烟火漫卷》的创作计划。2019年4月正式动笔，写完开头两章时迟子建访欧，小说的创作因此中断了一段时间。然而在远离哈尔滨的路途，小说中的人事反而更加洗练鲜明。人在旅行的时候会发现城市的差异正在消失，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迟子建也能找到哈尔滨的影子。而当她真正回到哈尔滨，这座城市重新带给她愉悦和安宁。

       阅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艺术形式层面上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所谓“草蛇灰线法”的成功设定与运用。

  所谓“草蛇灰线法”，并非迟子建的独创，而是早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金圣叹那个时候，就被他在小说评点中较为广泛地使用的一种技法术语。在其著名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曾经写道：“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通俗一点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技法之一，“草蛇灰线法”就是指，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隐伏贯穿着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线索脉络。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非常娴熟地多次成功使用了这种“草蛇灰线”的方法。具体来说，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共有两处。

       一个出现在上部的第五章里：“刘建国平素是不怎么联系他的。但有个礼拜天，他突然给于大卫打电话，求他一起带个男孩，去澡堂泡澡。于大卫说你又不是带女孩泡澡，干吗这么忌讳，还得我陪绑？刘建国说他不习惯带学龄前儿童洗澡，怕有闪失。”即使仅仅从刘建国给出的说法来看，其闪烁之处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有到后来，伴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我们方才彻底了解到，却原来，刘建国之所以特别惧怕自己单独一人带着男孩去洗澡，与他在四处搜寻铜锤而无果的过程中，一次无意间犯下的罪恶紧密相关。但在展开对他的罪孽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的存在。那就是，在上部第七章的结尾处，刘建国搭乘客栈老板的汽车返回驻地：“客栈老板打开了雨刷器清理虫子粘腻的尸骸时，刘建国仿佛看见了一道道血痕，心阵阵作痛，他对客栈老板说：‘请慢点开。’”

       一个人，能够如此体恤关注蚊虫蝼蚁的生命，其内心深处的善良，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把这个细节，与刘建国为了寻找铜锤竟然不惜耽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样的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善良无私与道德高尚，似乎的确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但令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刘建国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居然也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刘建国来洗澡，最怕遇见小男孩，尤其是六七岁光景的。这些孩子大都由家长带着，或是父亲，或是爷爷。刘建国一见他们童贞的脸，纯净的目光，无瑕的裸体，就有被阳光刺痛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缩着身子，闭上眼睛。这个时候的温水池，对他来说就是深渊，他觉得自己在下沉，被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了。”正所谓“为自己讳”，长期以来，尽管刘建国竭尽所能地想要遗忘掉这件罪孽，但它却一直梗在他心中从未消失：“他明白对一个本质善良的人来说，罪恶是不会被岁月水流淘洗掉的，它是一颗永在萌芽状态的种子，时时刻刻要破土而出。所以刘建国明白，罪恶一件不能沾，否则人生就没真正的晴朗。”

       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对那些心存善良的人来说，罪恶是一件不管怎么说都沾不得的事情。具体来说，这件令刘建国一想起来就追悔莫及的罪恶的真相是，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四处搜寻铜锤的刘建国，来到了作为中苏界湖的大兴凯湖畔。正是在大兴凯湖畔，一方面想起自己这么些年来因四处搜寻铜锤所饱受的那些委屈，另一方面也因为联想起了知青时曾经的恋人张依婷，刘建国曾经一个人大放悲声：“本该在青春期闪光的爱与性，在刘建国的命运中，是板结泥土中被压抑得干瘪了的种子，难以发芽，那一刻他的委屈终于爆发了，大放悲声。”但也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忽然在一条被废弃的船的舱里，遇到了“一个穿白背心的六七岁模样的男孩，光着屁股，玩万花筒。”刘建国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这个天真无邪小男孩的突然出现，竟然会刺激出他内心里潜伏着的魔鬼邪欲来：“他那无邪的姿态，令他想起张依婷在林场倾着身子拉小提琴的情景，而他天真的脸蛋，简直就是张依婷天使般面庞的翻版。刘建国一阵恍惚，哽咽着叫了一声‘依婷’，热血上涌，他疯了似的跳进船里，扑倒小男孩。船底已无舱板，小男孩躺在沙地上，被他压得喘不过气，他哭叫着，用万花筒砸刘建国的额头，浑身滚满了沙子。此时的刘建国满心都是魔鬼，难以自持，然而未等他彻底发泄，沙滩上传来四蹄动物奔跑的声音，一条狗根本没有叫一声，昭示它的到来，旋风般跃入，咬住他后脖颈。刘建国疼得松开小男孩，瞬时从噩梦中惊醒，羞愧交加，虚汗横流。”请原谅必须把这些相关文字抄引在这里，不如此就难以充分凸显出刘建国的罪恶来。

  从此之后的刘建国，不仅怕见光屁股的小男孩，而且也怕见月亮和狗：“它们一个是天上的审判官，一个是地上的警察，都洞见了他的犯罪。”到后来，一直到翁子安刻意闯入到黄娥母子的生活之后，刘建国方才贱贱地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罪恶：“从心灵世界祛除一寸黑暗，他就得了一寸光明。他终于鼓起勇气，想去寻找多年前被自己猥亵的小男孩了。”只有到刘建国重返大兴凯湖畔，经历过一番耐心打探，方才了解到，自己当年的罪恶行径的确对那个名叫武鸣的小男孩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精神创伤。不仅怕见成年男人，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也因此，如果说当年那个偷走了铜锤的人对刘建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刘建国自己则同样也对武鸣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正因为刘建国已经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所以，他最终才决定用余生来陪伴武鸣，以如此一种充满着忏悔意味的行动来为自己赎罪。

  另一个，则出现在上部的第七章：“自从于大卫告诉他不必找铜锤之后，刘建国确实没再来过犹太公墓，以致他把车停在墓园外，看守人见刘建国和一个陌生人来此，觉得奇怪，不像往常似的见着刘建国和于大卫立即放行，而是朝翁子安要身份证，做个登记。刘建国得以觑见翁子安的二代身份证信息，上面标注他一九七七年二月生人，地址是鹤岗市下辖的一个县。”紧接着，两人便进入公墓。翁子安在将石子摆到谢普莲娜墓前之后，要求刘建国先离开，他要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儿。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的一个小时：“翁子安从犹太公墓出来时，眼睛亮了，气色也好看了。他告诉刘建国，祭奠完谢普莲娜，他又拜谒了一座犹太建筑师的墓。”

  一向都是医院里出医院里进的翁子安，为什么好端端地要来拜谒看起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犹太公墓？还有，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披露翁子安出生的相关信息？虽然刘建国对此似乎毫无怀疑，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能不心生疑窦。但其实，这也是迟子建事先埋下的一条“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翁子安不仅对他当年的丢失铜锤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且也还向刘建国打听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以及若干相关的重要细节，比如，那只掉在了地上的虎头鞋。实际的情形如何，所有的这些叠加在一起，最终也都构成了这一条“草蛇灰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其实，在从于大卫那里了解到自己乃是日本遗孤的奇特身世之后，刘建国就不仅放弃了继续寻找铜锤的行动，而且也对人生产生了巨大怀疑：“自从于大卫告诉了他的身世遭遇，刘建国倒是放下了寻找铜锤的念头，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对镜中的‘我’，突然感到陌生(请注意，这里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的现代哲学命题)。”在试图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最终无果的情况下，“刘建国明白，自己是被命运之鸟，衔到哈尔滨的一粒风中的种子，落地生根，已是刘家土壤的一株植物，与此荣枯。”

  但命运就是如此吊诡，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刘建国因为心灰意冷而放弃了寻找铜锤的行动之后，他反而在不期然间获知了铜锤的下落。给他最终揭开谜底的，就是后来被取名为翁子安的铜锤本人。却原来，事情的真相是，翁子安的母亲，当年和一个上海知青谈恋爱，结果这个上海知青返城后却遗弃了她。关键的问题是，翁子安母亲这个时候已经有孕在身，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她把孩子生下来，但翁子安母亲却坚决不从。到最后，孩子不仅在七个月时早产，而且在一次感染肺炎后送到医院三天后就夭折。孩子的夭折，对翁子安母亲的精神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失去孩子后，母亲的精神渐渐不好了，她整天在窗前呼唤婴儿的乳名‘四点’，因为这孩子是凌晨四点出生的。”为了使翁子安母亲的精神得到足够的宽慰，他的舅舅只好在火车上做手脚偷回了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就是铜锤，当然，也是翁子安。

  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寻找铜锤已经四十多年的刘建国，在获知了这一消息之后，一时陷入到了巨大的震惊之中：“刘建国多想大哭一场啊，可他没有眼泪，头脑一片空白，好像走在茫茫无际的雪原，没有日月，世界一片虚空。”而翁子安，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舅舅了：“无论舅舅如何忏悔，翁子安觉得他对刘建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但他对舅舅又是依恋和同情的，是他把他抚养成人。”其实，也不只是翁子安，即使是他那位已经罹患喉癌的舅舅，也因为自己当年的犯罪行为而陷入到了深深的悔恨之中，他之所以一定要把煤矿股份的百分之三十转让给刘建国，也正是如此一种悔过心理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我们已经深度分析过的“草蛇灰线”之外，《烟火漫卷》中，也还有着黄娥和杂拌儿的故事。这一方面，最早出现的具有强烈暗示性的意象，就是那只雀鹰和那顶卢木头曾经戴过的帽子。黄娥之所以会对那只雀鹰先后给出过“讨债鬼”与“守护神”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也与她内心里所潜藏的精神隐痛紧密相关。却原来，她的丈夫卢木头，不仅早就因为怀疑她与刘文生偷情而活活气死了，而且她也已经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卢木头葬在了鹰谷之中。既然对卢木头之死心存愧疚，黄娥便准备自己也一死了之，好去阴间陪伴丈夫。但唯一令她忧心忡忡无法放手的，就是儿子杂拌儿的未来生活该怎么办。黄娥之所以不惜千里迢迢也要跑到哈尔滨来，硬是要把杂拌儿塞给四处奔波寻找铜锤的刘建国，就是为了能够早一点去陪伴早已是阴阳两隔了的卢木头。

  归根结底，在一部其实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长篇小说中，迟子建能够通过“草蛇灰线”这一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最终实现对人性和命运的双重究诘和追问，无论如何都应该获得我们充分的肯定与认可。

       迟子建会在写作或工作的间隙，乘坐地铁公交穿行在哈尔滨的各个城区之间。去蔬果批发市场，去夜市花市旧货市场，起大早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凡是作品中涉及的地方，她都要触摸和感受。丰沛鲜活的生活经验为小说提供了真实可触的细节。作家用自己的笔触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每个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哈尔滨”是迟子建笔下继“北极村”之后第二个精神家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能够写好乡村的作家很多，能够写好城市的作家也很多，但能同时将乡村与城市都写得如此生动的，迟子建当属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个。

      《烟火漫卷》是作家迟子建献给自己生活了三十年城市的一首长诗。车水马龙的街道，人声鼎沸的早市，五光十色的灯光，娇柔鲜美的花朵，独属于哈尔滨城的中西融合的老建筑，被历史遗留而又用作他途的教堂、音乐厅，迟子建对这座城市的触摸，每一次的穿行、捕捉、聆听、凝视，都让她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气息，那种鲜明而又包容的，生命在此生生不息的内质。

       在中国，城市的变化总是日新月异，过于快速的发展将城市的面貌变得单一且单薄，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深味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哈尔滨是迟子建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当她谈起哈尔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有情的。

       青年时代的迟子建来到哈尔滨，开始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生命体验。哈尔滨城进入迟子建笔下，自《伪满洲国》始，至今数十年过去，作家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已经有了蔚为可观的成果：《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一个故事的发生场所，一个承载悲欢离合的历史背景。在《烟火漫卷》这部长篇小说里，哈尔滨整座城市成为小说完整的主体，小说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人物命运与城市历史互相交融，浑厚悠远。

        “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而在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市里，迟子建发现的是一颗露珠。一颗承载了人间烟火，晶莹如泪的露珠。

       如果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人想到《白雪乌鸦》里描绘的黑与白、生与死交织而成的哈尔滨城，那么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则如暴风雨后的彩虹，于这种绚丽中能看到风雨雷电的痕迹。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

       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仿佛人性的犁铧，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

        “无论寒暑，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

       不管是生于斯，还是来自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是大地的月影，斑驳飘摇，温柔动人，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送去微光。

       作家笔下，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物，每一个都自有来处，又往归处。但无论是已经融为历史背影的犹太人谢普莲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还是沉迹于普通人生活的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在经历了生命伤痛之后，仍然“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别夜晚”。这些平凡人物各自曲折的繁复命运共同构架起了浑厚古城中当下生活的命运交响。

       八街九陌，滨城黑土，尘埃落定之后，依旧以坚韧之姿重归来处。我们也许无法亲见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黄昏，漫卷城市的，不止烟火，还有无数散发着蓬勃生气的生命。他们在命运沉浮之中，依然笃定坚实地前行。如果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人想到《白雪乌鸦》里描绘的黑与白、生与死交织而成的哈尔滨城，那么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则如暴风雨后的彩虹，《烟火漫卷》刻画了一群在现代城市生活着的平凡人。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敬泽说：“我读这个小说，名字叫《烟火漫卷》，但我的心情还是有点暮色苍茫，有点沉郁。你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人在大都市里，他们是这么孤独。谁都是封闭在自己的生活里，带着自己的那份秘密。”这个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我们塑造了某个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在于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格非认为，这部作品中所有人都不是单个的，他们相互关联：一簇一簇的人、一组一组的人、一个一个的家庭，他们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有怎样的秘密，一步步牵动着我们读完小说。这些人物由刘建国串起，每一个都自有来处，又往归处。共同构架起了浑厚古城中当下生活的命运交响。

       李敬泽说：“你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人在大都市里，他们是这么孤独。我们现在坐了一屋子人，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秘密，咱们这一屋子人，谁知道谁呢？谁都是封闭在自己的生活里，带着自己的那份秘密。《烟火漫卷》这本小说能够把我们串起来，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封闭着的人，看到各种机缘碰到以后，在哪个缝里忽然打开，甚至在互相打开中互相照亮，能够意识到这个时候我的生命，尽管我是这么卑微、这么贫乏，甚至这么不靠谱，通过种种与他人的互动，我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好人。”

       当读者提到小说中有没有像外卖员这样的普通人时，迟子建说：“《谁来署名的早晨》里面，谁起得更早，早于日出之前的人，其中就有外卖员，晚上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的时候，外卖员也就开始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应该关注的、最湿润的人间烟火。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群体，我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跟他们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