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近长安远》以寓言化的命运并置叙事结构，开启了一场生活假定性的人生浮沉之旅。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源于乡土封闭的在地体验，生发出身份蜕变的强烈欲望，依托性别身体和劳动身体获取政治身份和资本身份，却在生活现代化的行动实践中制造着身体、精神和伦理的世俗之罪，在使他们的人生富有历史规约化的生命成长性之时，也完成了具有历史纵深度的典型时代与典型人物“互动”的总体性叙事。
《日近长安远》写了两个女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张莉认为，一个纯文学作家和一个流行小说家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要给女主人公什么样的命运。这个小说最好的部分就是一个女性经过30年的折腾突然发现，人生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这部小说跟通常我们理解的女性小说不一样，女性成长小说一般是指女性在不破坏即有的价值判断或者道德的基础上一路往上走，最后走到巅峰。而《日近长安远》戳破了黑暗和幻想的东西，这是很了不起的。”张莉称赞，“所谓的女性写作也好，女性精神也好，并不是一个女性作家写了一个女性，她就是女性写作。也不是说她一定要赞美一个女性，把一个女性写成非常美好的人物才是女性写作。女性写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看到女性身上本身的东西，就是黑暗的那些你难以言传的东西，你要把它写出来。这个小说写了被权力支配的女性，但是这个女性又有幡然醒悟的现代性的一面，这里面写得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切实的女性，你能够感觉她是活生生、此时此刻的女性们。”
周瑄璞直言，一开始她只想写两个条件差不多的、起点同样的女孩，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不同，对性别的思考和定位不同，她们的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差距。可是写到后来，她发现自己与主人公越来越感同身受。“你的主人公不再受你的控制，他的力量大于你，你只能观察他，由着他自己的力量生长。”周瑄璞认为写作是她自己成长的经历，因为文学作品是没有答案的。“文学不是正确，也不是黑白分明，它是混沌的，是暧昧不明的，是说出我们的痛和无奈的，并让我们展望一下想要抵达的地方。写作这本书，好像是我自己又成长了一回，我重新思考人性，思考女性，思考生活。”
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以潜隐的寓言结构，设置了罗锦衣和甄宝珠的两种人生姿态与命运图景，看似平行而殊异的人生奋斗轨迹，实则却构成生活的假定性与可能性互文式“镜像”，在彼此对位、彼此镜像和彼此互文的叙事并置当中，每一种生活模式和人生信仰，都裸露出其固有意义的内在悖论，其中的人物与自我、与外在世界、与命运的搏斗或媾和的坚韧、顺承或溃败，都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层层累积与不断开掘。一方面，在小说极具寓言与象征意味的生活假设性叙事演绎中，作者始终是以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为代表的当代人的存在处境、人性质地和命运困境的深度透视为指向，特别是对他们作为城乡转换时期的历史中间物，所正经受的认同与反叛、蜕变与弥合、消解与返归、开放与自律等人的分裂性的表现，即人的“解放与压抑”这一人的境况的纹理雕刻，来构建一种对中国化的人文精神与社会历史进行“总体性叙事”的方式。另一方面，作者在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的物化蒙昧、权力异化、身份离散和文化认同的表现或批判当中，以时间之流与空间穿插作为两种殊异生活的内在共同体，将的有限性置于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中，来呈现人的肉体、精神、记忆、情感与观念的“流动性”，让两种看似隔绝的人生图景，在人所必然经历的热情陨落、激情消退、欲望隐匿以及生命衰减这一层面为交汇终点，消解了对自我、对生活、对人生所进行的道德与价值的二元论评判的有效性，从而让当代人存在的“残败”局面，转化为人的存在的“荒诞”情境。可以说，小说当中的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人被外在境遇所囚禁的不自知到自我启蒙、生命由不断累计到不断卸负的自觉行动，正是迷失、流动与原子式的当代人，在身处于历史、社会、文化，以及记忆、欲望、自由所钩织的网络空间中进行自我寻觅与积极努力的典型隐喻。虽然罗锦衣、甄宝珠等人所经历的反思自我、寻找自我到构建自我的文化动力，主要源于其主体性被蒙蔽的生命体验与意义危机的感性直觉，但作者却赋予他们确立主体性的“生命启蒙”与“积极行动”以深刻而广阔的人类性视野—其中既有来自西方式的对“物质现代性”“感性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进行反叛的“审美现代性”，也包含着东方式的“佛禅之理”与“道法之悟”的当代启用，这种“生命哲学”在小说中进一步升华为作者观照小说人物的人生、生活与生死的内在而隐秘的支配性理念。
一 “身份跨界”的焦虑与“世俗原罪”的制造
中国本土化与全球现代化之间的顺应或抵牾，造成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态的单元格式的存在，文学中的地方经验与中国经验之间很难再简单归结为主从或隶属关系，微观经验具有象征的整体性，但同时更具有个体的深度性，而当前新的生活经验、时代经验与历史经验，往往又是以微观的形态展示自身的存在，这成为现实主义文学所一向青睐的“典型”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典型的塑造困难重重。当非虚构的兴起使小说文体赖以存在的虚构和想象被放逐的同时，许多小说家并未失去对小说文体的信心与信任，相反，他们更加坚定地秉持布洛赫所说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的信念，在小说叙事中来呈现人、生活与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彼此之间的隐秘关系。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总体性、典型性和整体性叙事，力图在“共时”语境中传达历史走向与人文精神的某种具有稳定性、本质性、规定性和未来性的理念相异，作者在《日近长安远》当中所架构出的文学典型的宏大叙事，更多赋予历史语境与人物性格以“历时”的“成长性”或“流动性”。源于宏大历史的微观生活，又具有抽象隐喻的典型内涵，即时代历史之剧变赋予人物同步性的文化投射，人物印证着历史裹挟的无可抗拒，人也成为社会历史所催生的意识化产物；但人在历史话语的规约当中，仍然具有一定的选择自主权，并以原子式的微观个体加速或延缓着宏大历史语境的变革，进而形成异质于宏大历史的微观个人成长史，消解着整体社会历史行进的单一和匀质。这是《日近长安远》当中所塑造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实验性叙事范式。在小说当中，社会演进、个体欲望、生活效果之间基本遵循着历史罗格斯主义，但更多呈现出的是三者之间的彼此“错位”，而这种“错位”“张力”乃至“悖反”正是小说叙事的兴奋点，也是小说展示自身话语优势的叙述区间，因为彼此的错位能构成一种价值判断的参照性对话，并在展望与记忆、想象与体验、理想与虚妄、进步与怀旧之间，充分展示生活中复杂、深刻但又最真实的面相，赋予历史进步中的个体成长以多维的质感。当然，周瑄璞在《日近长安远》当中，一方面将宏大历史的合法性、个人欲望的本然性与生活实践的或然性，作为罗锦衣、甄宝珠夫妇等人成长的立体语境，进而思考隐匿在三者之间的或顺应或反抗或逃离或回归的关系纠葛，但她更执著于表现“人之本体”在网络式的科层语境中，所展露出的人性的丰富肌理、存在的困厄无奈、精神的焦虑溃败，即人进行自我本体建构的困境或可能，这是作者在构建“流动性”的“典型历史语境”与“典型人物成长”之时，她的典型化叙事方法所具有的对话性、开放性和寓言性意义。
罗锦衣、甄宝珠夫妇等的个人生活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城市化”演进变迁的缩微镜像。两位主人公及其相关人际网络群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诸多“历史过程”，如高考制度、教师改制、私人经营、现代婚恋、城市交通、乡村空心等问题，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分处于政治体制、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等中国社会生活的主场域，其活色生香和精细微妙的生活史与成长史，成为宏大社会变迁与现代化想象的日常民间性注脚，他们的观念、行动、生活和遭遇等，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与无名时代话语的个体化彰显，他们的激情和理想、他们的挫败和失落等，也是中国社会与国家发展所经受的集体情感的微观镜像。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因包涵着时代剧变的纵深度和宏阔性而具有了“时代典型人物”的属性。但是，《日近长安远》当中深刻而复杂的意蕴在于社会变迁与人物成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种必然的、机械的和释义性的顺承反映，作者更着力于表现宏大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既包含了对历史演进与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消解，也包含了个体生活与历史节奏之间的“间性”与“距离”—前者让小说在努力回归历史的同时，更多呈现着一系列苦涩又残酷的历史真实，宣示着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步往往伴随着不易察觉甚至被人遗忘与误读的微观生活的污垢、卑劣与牺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世情生活化的深度历史的志录功能，这是对历史生活丰富性的还原，包涵着一种对历史精神的人文反思；后者让小说更集中于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加速社会历史覆盖之下的民间个体，如何迎应或抗拒社会的规训与历史的收编，由此呈现个人之人的肉体、思维、观念、精神、心灵和生活的真实状态，以及在迎应或抗拒中，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乃至老朱、罗锦波、孟建社、张雪芬等人的道德、价值与信仰的坚守或溃败，他们在与自我命运、日常生活和权力体系进行“对话”时的主动与无力、欣喜与悲剧。在小说当中，社会历史节奏与个体生活之间的 “错位”/“矫正”，转化为文本叙事空间中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的“身份焦虑”与“积极行动”。
计划经济时代人的社会阶层归属为乡村/城镇，阶层的归属划分不仅决定着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还支配着由阶层身份所衍生出的政治话语、社会话语、知识话语和经济话语的主导权确立。应当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结构与阶层组织提供了一种稳定而坚固的运行秩序，它保证了社会运转的进步性和积极性，但这种超稳定的社会阶层秩序，又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流动性和自由性的压抑机制，它固化了人的社会阶层定位，造成了人的身份政治的等级化，甚至剥夺了人平等、自由、共享与选择的基本权利。因此，人对固化阶层秩序的突破、对固有社会身份的蜕变，即从乡村走向城镇，争取到现代城镇（经济的）与国家体制（政治的）的身份政治，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特定历史化情境”当中人的现代化诉求。在小说当中，身份政治诉求的直接表现就是“逃离乡民阶层”或“出走乡土农村”，努力确立“体制身份”或“经济身份”。罗锦衣、甄宝珠在高考屡次失利之后对坚持高考复读而不得的矛盾纠结，二人对民办教师身份的珍视与享受，罗锦衣对教师身份由民办转公办的急切与渴望等，都在反抗固有生活处境、身份处境和话语处境的个体行动中，进行着知识话语、体制权力、现代城镇身份的自我建构。这是一种现代化想象的生活实践，也是一个进步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兼容的精细化的身份资本积累过程。
与此同时，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的身份升级，或者说真正标准化的体制身份、城市身份和经济身份的获取，处处遭遇着固化机制的制约，进而演变为小说人物的一种普遍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体现为小说人物普遍弥漫的“市井气质”“积极行动”以及对现有生活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而他们身份阶层区隔的流动通道和转型方式，就是接纳、适应和融入由社会阶层机制所设置并主宰的苛刻权力规则。因此，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才在一次次的尝试与试错中，寻找适合自身底层处境的突围渠道。他们寄身份变革于高考，但学习成绩一般的他们并无对知识汲取和文化启蒙的主动自觉，脱离乡村、走向城市、实现身份蜕变是他们坚持高考复读的唯一动力；当民办教师的任职机会到来，二人心照不宣地放弃高考选择民办教师，是因为由学生转为教师是一种高于乡民与学生的身份资本，是身份突围与升级的一种体制捷径；之后，无论是罗锦衣经营人际网络，甄宝珠跻身商品大潮，尹秋生攀附权力阶层，他们的种种“积极行动”都是打破身份政治困局和固有生活秩序的焦虑缓释，身份的欲望、身份的获得、身份的安全以及所衍生的身份困境与身份陨落，成为支配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尹秋云、老朱乃至北舞渡众多流寓乡民生活的全部信仰和精神动力。
社会机制与历史语境共同组成强大的压抑权力主体，捍卫着自身的超稳定结构，也阻遏着自身的内部变革，并化身为一种反进步、反现代、反平等的秩序规训力量；但是微观个体之人又普遍对这种宏大的压抑机制进行着激烈的反抗，破坏着既有的稳定秩序，试图重组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位置，并通过国人诉求、集体情感与积极行动，转化为一种现代化变革的破坏性的锐力。这种秩序压抑/个体变革的话语抗诘，最终转化为小说当中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对个体化处境的冲决，即一方面面临经济积累、权力资源、知识话语的全面匮乏，另一方面他们在现代性想象与逃离前现代生活困厄的急切中，试图快速而直接地实现身份政治的升级、话语权的获得与主体性的建构。那么，当他们跻身历史语境与社会组织的残酷炼狱，并以“一切可能性、机遇性、冒险性甚至罪恶性”为人生赌注，来赢得语境规则中的话语份额时，身份的蜕变就成为他们缓释焦虑的唯一方法。这种人的积极主动和热烈欲望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加速历史行进步伐、驱动阶层自由流动的一种微观而内在的集体情感能量；但是，这种缓释身份焦虑的行动，同样充斥着强大的破坏性乃至罪恶性，它制造着“人之罪”，也在制造着“世之罪”—罗锦衣以女性肉身换取权力庇护与身份升级，权与色的契约交易成为罗锦衣跻身政治体制并屡获成功的金科玉律，性别与肉身早已在此丧失了神性和圣洁，而沉沦为人为改变世俗生活处境、实现身份转型、获得权力话语的商品资本，因此，罗锦衣固然是社会权力体制下被迫而无奈的性别牺牲品，体制权力成为制造她的人生悲剧的“罪之恶魔”；但与此同时，在罗锦衣所开启的性别资源与权力话语交易的冒险性赌注过程中，她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契约交易的作俑者和操控者，她以弱势阶层的生存智慧和行动决绝，驾驭着一场场主动出击的性别与权力交换的隐秘布局，可以说这位权力的牺牲者和异化者，也是加速社会、权力和秩序等全面沦陷的“罪之恶魔”。同样，商品市场竞争的残酷丛林法则，让甄宝珠夫妇所坚守的诚信之道与良知底线处处陷入尴尬而可悲的无效，他们对本初经营之道的放弃正是资本权力所制造的“罪恶”；同时，甄宝珠夫妇在经历城市生活体验、商业行业变更之后，同样放弃了对民间道德本初的恪守，并以诚信良知的泯灭来换取经济增值以及由此附带的经济身份安全，“为了不在夜深人静时过于自责，他最后给自己定出一个底线，不能害人，不能往锅里放人不能吃的东西”“开饭馆，就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手递过来的钱”“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法化……人们为了满足个人权利和欲望的要求日益增加，以至于威胁到在激进社会主义之后残存的传统文化，比如人情文化”1。利益最大化成为他们拥抱生活的唯一法则，他们正是以个体化的微小之恶和平庸之恶，放纵着市场之恶和人性之恶，无形中充当了市场经济运行失序的罪恶渊薮。
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对社会身份和经济身份的阶层突围，以及对现代化身份的努力建构，构成他们性格成长、生活行动与价值观念演进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力。但是，他们的身份秩序的突围、身份资本的获得，即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感性现代性的“个人进步”，往往是以“人的神圣性的牺牲”为代价，包括牺牲人格尊严、肉体圣洁、灵魂自守、道德底线等，而这些人的神圣性的放逐与沦陷，即是一种“施罪”，更为可悲的是，以“施罪”的方式来兑现生活的“进步”，这一历史进程仍在继续，这一图景并未退场，这是作者对宏大的社会历史“进步性”、人的现代化“积极性”的人文批判。她在小说中揭示出在阶层固化的整体历史语境中，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励志与奋斗”，也是人在自造着以权力、物欲为核心的“人的蒙昧”。这种新的人性蒙昧催生着人的盲目与罪恶，也变相地激发着世界与生活的罪恶，并以生活的名义获得了某种历史合法性和社会正当性，这是现世生活与人性高贵的悖论，也是人的世俗存在与神性存在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当中的每个人物，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是个性的又是普遍的，这是周瑄璞对特定历史情境及其转型的一种典型化营造，也是对与之相应的人物存在困境的典型化勾勒，他们二者之间不仅是“互为他者”的“镜像”，更重要的是二者彼此改造、彼此制约、共同生长，从而完成了一种由民间日常生活为起点的对身份政治渴望和现代化想象的总体性叙事。
二 “再回归”的困厄与无处安放的灵魂
对社会现代性的想象，构成了《日近长安远》当中所有人物的情感、行动与生活的观念动力，包括身份的焦虑、权力的获得、资本的攫取、空间的转移、世俗的信仰等，而社会现代性也以他者的姿态，宣告着身临其境的所有人必须以“个人史断裂”的姿态，才能构建现代性的主体个人。但周瑄璞却在其所经营的小说世界中，洞察到对社会现代性的乐观显然是一种天真的幻惑，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出走于乡村又回归于乡村的人生轨迹，赋予人与社会现代性之间以某种现象与内在、身体与心灵、生活与精神的分裂性，即人的乡村文化的重负与人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分裂。可以说，乡村对于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老朱等始终具有深刻、隐秘但又复杂、矛盾的牵制，这种牵制或者表现为人对乡村的逃离，或者表现为人对乡村的认同，抑或表现为人始终处于出走而不得的徘徊困厄当中，他们的童年记忆、生活惯性和价值认同，共同构成一代人的共情经验，并转化为人在流动式的生活处境中的另一种“诗意想象”。另一方面，社会现代性向往，也以体制权力话语或经济资本话语的无形鬼魅，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人闪耀出带有幻惑性与魔幻性的灵魂感召，因为异质的都市空间包含能带来获得感和可能性的各种生活实体，也蕴含着富有历史性和青春性的生命热力、欲望恣意和自我超越的生活理想，它们共同形塑为乡土乡民对此在生活反抗的“现代性景深”。由此，周瑄璞打破了乡土文学一贯的城/乡区隔的对立格局，进一步探幽两种一度被认为殊异的文明形态，在日常生活、文化共享和人性肌理之间的隐秘关联与互动可能，从而对“都市与乡村”进行双重的“复魅与祛魅”，这成为作者在小说当中审视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种辩证法视阈。可以说，《日近长安远》是以“城乡双向互动”为叙事文化空间，其中的“现代性想象”与“乡村诗意想象”是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人的精神世界的二重性，同时这种二重性也附带着深刻的悖反性，这种悖反导致了人的心灵栖居始终游弋于城乡之间而无法获得安放，尽管作者将之处理为“返乡”，但这里的“返乡”在营造回归大地、回望青春的诗意情境时，却内在地充斥着不甘、失落、无奈、虚空的酸涩，并依托假设生活和情感记忆，来维系艰难的人与乡土的精神关联，这成为具有乡村文化体验但又身处城市生活的一代人的普遍精神症候，这是周瑄璞对以“70后”为典型的一代人的精神透视，对一代人身处于多重文化格局中无处安放自我灵魂困境的深度言说，也是对一代人所普遍面临的迷失自我身份的积极打捞与努力重构。
第一，逃离乡村之“欲”与都市生活之“罚”。乡土文明与乡村形态是一种“集体规约式”的生活，差异性的众多个体，因为经济、地理、血缘、宗族等各种原因被强制聚居，并由此借助于民间礼制、乡土伦理、群体舆论等维系人伦关系与组织运转，特别是自给自足的日常经济生活和儒家文化的统摄，使乡村世界呈现出务实、原始，但又安守、重德的文化形态。但这种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压抑性的空间权力，它对集体的崇尚、对个体的漠视、对伦理的推崇、对自由的泯灭，正是其被启蒙现代性所反叛与消解的文明痼疾。更重要的是，乡村是经济困顿、权力缺位的一种空间隐喻，《日近长安远》当中朝着少年罗锦衣、甄宝珠二人走来的北舞渡的年轻村妇、路边干农活的男人，都是乡村生活与乡村空间的一种人化象征。与此同时，全球现代性、资本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感性现代性正化身为具象的工业文化、商品文化与城市文化等生活空间载体，形成殊异于农耕文化生活的诸多新质，诸如对稳定秩序的解构、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对公德法制的认同，特别是对资本获取的推崇，这些正与乡土文明构成某种参照与互补，“逃离乡村”“跻身城市”就成为乡土乡民现代化想象的生活实践，当然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合法性和人性解放性的生活诉求。
但是，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老朱、毛小环、乔光荣等逃离乡村、跻身城镇的“欲望”，他们的生活渴望、人性解放和想象实践的合法“欲望”，都构成对社会固有秩序的某种宣战与挑衅，原生乡村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压抑空间是其极力奔逃之所，但是都市空间的森严体制秩序和消费交换规则，同样是另一种具有冒险性和淘汰性的人间炼狱，它往往以漠视个体、人性甚至生命的残酷，来维护以“权力”和“消费”为法则的庞大机制运行。对于“权力”与“资本”双重缺位的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老朱等乡下人来说，他们的城镇化转型的蜕变欲望（体制身份或经济身份），就是对都市空间法则与秩序的拮抗或消解，遭受恶魔性城市的“反击”与“惩罚”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罗锦衣逃离乡村的方式是获得政治体制内的“身份资本”，依托于性别资源优势，以及对男性为中心所编制的政治权力规则的熟稔，她以“性”打通了身份转型的通道，并抵达体制权力科层的理想目标，这是一种交易契约，也是女性弱势权利的反攻与主宰。但是，她逃离乡村、蜕变身份、获得权力的所有“欲望”，却是以肉体（不能生育）、人格（甘愿沉沦）、尊严（男性玩物）、情感（空壳婚姻）、信任（安全感的缺失）、人际（心灵孤独）等的丧失或牺牲为代价，直至当唯一的生活武器“肉身”无法抵御时间的侵蚀而生发出对外在世界的猜忌与敌视（权力的迷恋与肉身的衰老、身份的享受与心灵的危机等之间的无法调和，最终导致与卢双丽的“战争”），最终将世俗努力的一切收获化为泡影。欲望之烈、肉体之殇、精神之痛以及最终的虚空生活，共同造就出一个被权力蒙蔽、被欲望湮没的都市异化之人。这是罗锦衣逃离乡土之后的生活之痛，也是她所遭受的“身心之罚”。甄宝珠夫妇逃离乡村的方式同样是跻身城市，但他们着力在城市当中进行原始经济资本积累，以此获得“经济身份”的占有，他们一开始秉持着“诚实劳动、精打细算、合法经营”的乡村生活法则，在城市商业大潮中顺势而为、精明灵通、勤劳简朴、屡败屡战，欲望的怂恿让他们一步步放逐了原始乡土道德的制约，开始按照城市商品的潜规则改造自身，诸如偷工减料、行贿送礼，尽管他们的辛苦打拼换来了实体的生活回报（老宅的连体小二楼），但“物欲”诱惑之下导致的理性迷失（集资受骗）最终致使尹秋生身心受挫，逃离乡土来满足“资本欲望”的热烈，催生出的不仅是他们对自身生活处境的漂泊感、不确定感和挫败感的深刻体验，还有夫妇二人未老先衰、身体摧残甚至生命衰亡，这也是逃离乡土之“欲”与跻身都市生活之“愿”给予他们的“身心之罚”。在这里，作者一方面审视着“欲望”的悖论性，“欲望”是人之进步、人之解放、人之行动的人性动力和情感动力，欲望具有社会、历史和人性的合法性；但“欲望”同样是人在城乡转型历史过程中，经受乡土之痛、都市之痛，乃至乡土之罚和都市之罚的人性根源，某种意义上，它是人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转型期的一切“罪”与“恶”的生成之所，而“欲”与“罚”的相生共联，既是小说当中所有人物的现实生存困境，又是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难以破解的文化、道德和人性的悖论难题。
第二，恶魔化的都市空间当中乡土精神的“复魅”及其“无效”与“溃散”。《日近长安远》当中，城市空间一方面具有幻惑鬼魅的迷幻，无论对于罗锦衣的权力之欲，还是对于甄宝珠、尹秋生、老朱、乔光荣、毛小环等的资本之欲，城市空间为实现他们的感性解放提供了具有危险性的多种可能。但是，城市及其衍生品，诸如无处不在的权力政治、无孔不入的商品法则、等级森严的阶层秩序、利益至上的人际纽带、麻木冷酷的世情人心，更是一个强大的异化空间。它规训着纳入此系统的所有鲜活之人，并力图将之改造为其中既具有臣服性又具有生发性的异化机制构件，这是一种空间处境，规约着人必须面对的自我境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罗锦衣，她的分裂性在于现代都市和权力机制所赋予的“恶魔性”与集体伦理和人性自然所赋予的“天使性”的叠加——“恶魔性”的她在身份转型与权力占有的欲望驱使之下，开启对自我的生活操控和人生实践。她以肉身利器与强大的权力体制进行抗衡，在一种近乎于强行的契约交换中直面并击溃着操控权力话语的男性的人性弱点，最终赢得权力话语份额。罗锦衣的这种“恶魔性”，既表现为她对固若金汤的权力科层的围攻，主动性和进攻性让她的恶魔性充斥着热烈而执拗的破坏性，一切阻碍其身份蜕变与权力升级的困境，都是她要奋力反击的对象；同时表现为因此附带的决绝性，放弃乡土女性所自恃高贵的肉体圣洁和生育尊严，放弃乡土女性所持有的节制自守和道德矜持，放弃乡土宗法和男权话语所规约的女性身份恪守；这种恶魔性更表现为对固有权力规则的“越轨”，权力与性别可以交换，感情和肉体可以分离，权力占有者可以沦为性别战争中的话语弱者，权力占有的弱者可以成为话语操控的性别强者，“恶魔性”改造着罗锦衣本人的身心欲望与生活理念，变更着她所处的整个权力运行语境，异化着她本人作为自然生命的存在本体。
但是，自然乡土的“天使性”同样也是罗锦衣的内在生命本相，并与其恶魔性形成对位式的张力式制衡，这种天使性承载着乡土文化、乡土伦理和乡土宗法所特有的善良、同情、宽容、怜悯，天使性也是她能够摒弃权力异化、反审人性本真的道德守护神，因为有着天使性的反制，才能激发出她对自我跻身权力场域行径，特别是对自我的肉身沦陷和灵魂世界进行追问、反省和批判的自觉。罗锦衣的乡土天使性不仅指向于对自我精神与心灵陨落的内在性拯救，比如，她对小区旁边大院所生长的凌霄花的天然亲近，她偶然对自我人生意义的反躬自问等，更重要的是她的乡土天使性还以种种本真的道义行径得以彰显，比如她主动为看守车棚夫妇的女儿杜小荣安排工作。她试图以个体微力，消解与调和着庞大的正在吞噬肉体、心灵和灵魂的现代都市以及权力囚牢的冷漠、孤独、荒芜。而甄宝珠和尹秋生则以彼此的恩爱、包容和理解，在都市的孤独中慰藉着弥足珍贵的夫妻真情，而他们与吴成贵之间的彼此提携，他们与老朱之间的彼此呵护，他们与乔光荣之间的彼此信任，以及老朱对妻子孙腊梅、女儿毛小环的真诚慷慨，这些无不是乡土民间伦理在恶魔而阴郁的都市中的温性之光，彰显出乡土集体人性的温馨质感。但是，个体的天使性显然是微弱而无效的，光怪陆离的权力体制和绚烂迷蒙的现代都市，亘古如初地以权力与利益的核心规则维持运行，它在与一切投靠者的隐秘应和中，强化着无所不能的强大吞噬能力。在罗锦衣跻身权力场域并获得话语操控与占有的唯一资源——肉身与性别资源面临殆尽危机时，她的恶魔心性和歇斯底里就可视为是对性别资源颓势的无奈而悲壮的垂死挣扎，这是对青春、对欲望的无奈拯救，但终究成为其人生滑铁卢，同时，在尹秋生夫妇遭遇集资诈骗、身体损害和身患绝症的现实打击时，“逃离梦魇般的都市空间”，既是对故土家园和青春生命的追忆，也是对世俗纷扰和喧嚣生活的厌倦，更是其乡土人性的天使对异化妖媚的恶魔的征服，“逃离出去，其实是更深地回到内心，看清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2 。
第三，“再回归”的“祛魅”与“无地彷徨”。都市现代化的转型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社会运行、人文理念与文化政治的积极建构，是一场指向于传统、乡土、旧制和陈念的隐秘革命，乡村及其生活正是在转型当中被选择、被凸显，甚至沦为被消解的前现代文明的象征。因此，逃离乡土、走向城市、实现现代自我的主体性建构，正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共名赋予国人的一种理想生活，而城市空间的感性符号体系，包括物质资本的丰富、声色景观的绚烂、现代科技的享受、身心欲望的恣意、个体意志的张扬，都构成与乡村生活和乡土文明相迥异的实体情境，成为乡土人生所极力奔涌的未来生活圣地。小说当中的“绿城”是作为乡村的他者而存在，也是都市现代化的空间隐喻，罗锦衣不仅要极力跻身于这个现代空间，而且试图在此空间获得话语主动权和身份政治资本，性别与权力的资源交易是她的不二法宝，体制化权力的占有，以及由权力所带来的物质丰富、尊严获得、心理安全，已经成为罗锦衣对人与社会的现代化的偏执理解。曾经在乡土生活中所有压抑的欲望、晦暗与绝望，在城市身份与权力资源的庇佑下获得了充分释放，都市俨然成为乡土乡民的美好乌托邦。但是，罗锦衣在这个一度向往的乌托邦世界遭遇的却更多的是现实的粗鄙，这里充斥着金钱、权力和肉欲的龌龊，比如当权者的贪婪无耻、招考中的弄虚作假。对于甄宝珠夫妻来说，都市同样是他们的梦想高地，从销售服装、经营餐饮到承包车位，他们在这里收获了乡村所无法提供的经济资本，也经历了乡村所无法承载的行业多元、流动与回报，但是他们同样必须经受梦幻繁华都市对他们的残忍挫败，对市场趋势预判的盲目让他们的“劳动”处于流动状态，对商业与权力联盟规则的误读让他们常处于被动状态，都市人际的冷漠隔阂让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至经历集资诈骗之后满负身心创伤，都市可以放飞他们的物质经济梦想，却无法成为他们真正的生活家园与心灵家园。在这里，都市无论对于罗锦衣还是甄宝珠、尹秋生，都是他们意欲逃离乡村的现代乌托邦集聚地，是他们实现身份蜕变、理想兑现、资本积累与话语资本的空间场域，但都市也裸露出其残忍、狰狞、冷漠乃至虚空的真实本相。当他们在身份沦陷、生命湮灭之时，曾经梦想的都市成为其集体逃离的梦魇之囚，小说也由此完成了对现代都市“祛魅”的叙事主旨表述。
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的逃离都市，是为了寻找心灵安放之地，此刻的乡土就充当了祛魅之后的都市的“诗意化”他者，北舞渡就是心灵家园的地理隐喻。30年来的北舞渡仍然保存着与都市空间完全殊异的循环静止生活的全部要素，原始而本真的大地劳作、伦理维系的群体生活、自守节制的生活法则，这些构成了与现代都市以竞争、流动、原子、利益和放纵为核心的生活形态参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罗锦衣还是尹秋生、甄宝珠，他们在背负着维系几千年乡村伦理的仁义、群约、互助、宗法等文化传统步入现代都市的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当中时，最大的身心之殇正是以乡土伦理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心灵和信仰之根的遗落。在经历了物质诱惑、权欲争夺、感官解放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后，乡村生活的静谧、安守与真切等乡村伦理的文化惯性，正是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最为匮缺的精神要素，此时的北舞渡成为抚慰他们心灵戕害与精神创伤的诗意化的彼岸乌托邦，“西安再好，不是咱的家”。但是，作者对都市返乡的审视更多呈现出的是“乡何以返”的深刻怀疑。尽管罗锦衣、甄宝珠和尹秋生等人怀揣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乡村怀恋踏上了“再回归”的行程，乡村此刻成为他们遭受都市伤害的诗意想象彼岸，甚至成为他们“离开故乡之后才发现故乡”的至高美学圣地，但当他们再次回归并试图与乡村和解时，乡村再次诡异地裸露出与他们当初逃离时相似的残酷而本真的面目——“眼前是陷入昏暗的苍茫大地，风吹过一下冷透，点点村庄，取暖还是问题，人们收缩了自己，从早到晚，室内室外，穿得一样厚实”，可以说“再回归”的困厄正在于北舞渡并未受到现代化“时间进步”的革新，仍然是一副亘古不变的生活节奏、贫瘠单调的物质资源、沉重滞缓的精神世界、同质窒息的生活重负的图景，依旧是一个被道德规约和伦理监督的压抑生活空间，也是一个无法放纵欲望、张扬个性的静止之地，“这种从‘土’里拔出来的人们，游走自由多了，所以农村社区的‘熟悉’也在转向‘陌生’”3 。更让返乡者们触目惊心的是，他们所面临的乡村伦理正在发生潜在的变异——乡村伦理与资本物化的混杂。它或者将乡土集体伦理列为语境价值参照，进而否定人的现代物欲获取的合法性，或者以现代资本的量化标准，去否定乡土伦理重生安命的生活哲学，这是乡村与都市、集体与个体、生存与道德、安守与欲望的冲突，也因此造成甄宝珠“反复认证丈夫的一生，算是成功呢，还是失败”而终不得其解的困惑，于是，甄宝珠再次踏上了逃离之路，“有时间去西安转转吧，那儿也是你的家呀”“不想着去了，去了看见哪儿，都是难过”“过几天到兰州去，俺大姐在那儿，叫我过去，散散心”。至于年轻一代的祥印更是无法回归乡村，“他爸在家给他们盖这么好的房子，都不要”。“逃离乡土”和“逃离都市”而又无法“再回归”“城与乡”的双重困境，正是《日近长安远》对城乡双栖者存在状态的透视，“‘乡愁’其实是‘愁城’，是从乡间走到城市里的那个群体在‘愁乡’，他们不光‘愁乡’，且因找不到融入感也‘愁城’，陷入‘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4，它超越了以传统乡土展望现代都市的乐观，也消解了城市寓居者对乡土回望时的诗意，“无处安放”与“无地彷徨”成为当代人的身体、精神、心灵的真实处境，“城市不是他们的，乡村也不是他们的，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飞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5，这既是对感性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对理性现代性的反思。然而，这种人的处境的真实境况却是对人的存在本体的直视，它既是悲观的、沮丧的、颓废的，但也蕴含着反抗、革新和创造的某种可能。
三 生命炼狱的悲悯与宿命宰制的神秘
《日近长安远》尽管集中于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人在世俗生活领域浮沉漂泊的世情描摹，他们的执著、坚韧、决绝，他们的屈辱、溃败、逃离，已经成为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与外在世界进行搏斗时的一种生命境况。这种生命境况的生成、延续与演绎，赋予文本多重、丰富而深邃的意义，它既指向于权力文化或资本语境对人的生存的规约的揭示与批判，也指向于对人在异化生活情境或话语规训中所展露出的深重困境与积极自救，还指向于对人的精神本体、心灵本体和情感本体等人作为存在之体的多维而深度真实的探幽。但罗锦衣、甄宝珠的人生轨迹又具有深刻而巧妙的寓言性，他们脱胎于同一母体，又被分离为两种殊异的人生图景，诡异的巫婆预言似乎注定了个体命运的某种必然，人物也在巫式话语中自然生长。然而，他们人生起点与终点的同构，俨然又消解了巫式预言的有效性，隐藏于一切异质的理想、生活、行动和理念之下的两个人，最终在“生活陨落”和“意义沦陷”的边缘层面相遇交汇。因此，《日近长安远》绝不是一部仅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文本，在它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老朱等人的凡俗生活的精雕细刻中，饱含着作者对于人的生死、虚空、悲苦等生命意义的哲思。小说借助于对人生起点、过程和终点的张力设置，以及人与自我、人与外在世界进行搏斗或媾和的种种世俗化铺衍，来彰显一种人的生活轨迹或生命进程的假设性，在极具“对位性”和“镜像式”的虚构叙事并置中，隐匿着作者对“人与意义”“人与生活”“人与命运”的内在思考，表征着作者对“人生隐秘”“命运幽冥”和“生命玄妙”的体认揭示。
第一，被操控的命运（人的被动性）与对命运的操控（人的主动性）。小说对两位人物或两个家庭的人生轨迹与生活图景的“自然”轨迹叙事，隐匿着一位退居幕后但又操控一切的神秘主人，即命运之神。她在小说中以巫婆预言的形式作为命运神秘的人化显现，由此形成两位主人公的观念、心理及行为的日常生活暗示，并上升为小说叙事演进的一种内在生活动力，“有福人能看出来。你将来，不会在家里，肯定要到外面去”。但是，“命运”作为隐匿的小说主人公，并非以此刻的预言方式，彻底实现了规约人物日常生活走向的必然，而是在人物的主观性的“生活图景”与不可知的“神秘预言”之间的或顺承、或对抗、或偏离的可控性、或然性甚至悖论性之间，一方面彰显命运自身作为玄冥之物的存在，即命运不是先在之在，而是融贯于人的每一步人生抉择和生命境遇中，或者说，命运体现在人的生活“过程”与“行动”中。“中国人的命运观念在于智慧地去掌握命运中不易和变易的微妙之道——既承认天道的必然性，又不沦为宿命论，而特重人的努力”6，由此形成“人”与“命运”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平庸性、超越性、神圣性，也是在与强大而隐秘的命运的关系中得以呈现，小说中的命运观因而具有了赫尔曼·科恩所说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洞见”7，对罗锦衣、甄宝珠等在命运牵制之下身体、精神、心灵和信念的叙事表现，是力图呈现人的“无限性”与“有限性”，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美学发现，蕴含着对人的存在困厄的深刻悲悯。
罗锦衣展示出人对生活图景、人对现实情境，即人对自我命运的充分主动性，她的主动性或对生活境遇的操控性，正是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性的彰显，饱含着她对人的平庸现状的反抗、对人的沉沦性的自救、对人的积极可能性的持续开拓。因此，尽管罗锦衣是以“反乡土伦理”的“身体实践”去构建自我的理想命运—无论是她逃离乡村时的强烈渴望，还是身份蜕变时的不惜代价，无论是她编织权力阶梯时的步步经营，还是她享受身份安全感时的心安理得，世俗生活当中的罗锦衣，身份升级和权力演进基本按照其主观期待“顺利兑现”。这是其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自我命运的缔造，她的人生轨迹的行进也彰显出其生命个体的激情、热烈、狂热乃至无可遏止的欲望，这是她对个体命运与生活处境的一种理想化操控，她以极具主观自觉的积极行动，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惯性轨迹以及赋予她的某种必然命运——“假如我没有从农村走出来——她永远以这个话题作为注脚，对命运生出敬畏”，固有的个体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呈现出被人的强力意志所改造的可能，“在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宣布是不可剥夺、不能废除的那一刻，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权利就被划分为主动的权利和被动的权利”8。甄宝珠夫妇同样展示出个体意志对作为底层命运必然性的改造，无论是贩卖服装、经营餐饮，还是承租车位，他们一直身处于底层命运的规训与个体努力的反规训当中，并以其坚韧、顽强、聪慧乃至牺牲，抵挡着固有命运对个体可能性的侵蚀与塑造。尽管与罗锦衣相比，他们操控命运的理想性、自由性和能动性呈现出一定的艰难，但他们反抗命运固化的搏斗“难度”，则更为深刻地表现了人的内在力量与内在意志的无限性，展示出人的超越、自由、反抗的意志美学和生命力感。
但是，作者对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人的命运轨迹设置，并未遵循小说人物的自由意志的期许，他们各自对自我命运图景的缔造、操控与搏斗，最终证明只是命运之神的巧妙引诱。神秘婆婆的巫语暗示，不过是激发人物对自我意志进行掌控的一种生活幻觉，命运之神早已将陨落、失败与虚空的注定性赋予人物的生活终点，“命运”如同无物之阵将一切叛逆者和逃逸者重新收编，它让人物在“逃离—回归”的人生轮回当中，来展示人的孱弱、卑微或徒劳，人对自我的无限性与可能性的张扬，终究只是走向人的有限性与困局性的一种生命磨砺。它让人对命运的深邃、强大和不可知充满畏惧的同时，更让人的理想、理性乃至理解裸露出“无效”的质地。更重要的是，人对生命自由意志和自然命运走向的无力把控，也让人再次与生活的平庸现状握手言和，并且蜷缩于命运之神的俘虏圈地，这是人作为自由生命体的存在牢笼，是人作为意志体的虚幻与无力。
第二，世俗生活的意义建构与孤独生命的意义解构。小说当中的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老朱等人，在生活体验和未来感召的支配下，开始了对世俗生活的意义、理想和价值的自我构建，当然他们所力欲架构的世俗个体的意义、理想或价值，无一例外具有浓重的世俗生活质感，或是身份、或是权力、或是资本，这些极富有世俗意味的“生活意义”，在他们的人生努力当中，已经悄然转化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并以此成为抗击生活磨砺与命运围剿的一种精神锐器。他们对世俗生活意义存在的确认、对世俗生活意义的迷恋，主要源于对此在现实的超越、对彼岸想象的不断抵近，即对自我的超越性、进步性乃至永恒性的坚信，这是他们主动臣服于世俗生活意义，并极力构建世俗生活意义的重要心理动机。在此过程中，欲望的持续、困境的破解、生活的预设等，是他们反复确信“生活意义”存在的必要人生环节，但是，世俗生活意义不是客体的存在，他们要在自设的生活理想中来彰显自我的各种可能性——罗锦衣由乡村女子转为民办教师，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由公办教师一步步升级为设计院院长，世俗生活意义体现为她对自我潜能的不断激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观念、行动与生活实践的一致或吻合，持续的进步性成为其世俗生活意义不断夯实的重要表征。同样，甄宝珠由民办教师转为都市打拼者，尹秋生由一穷二白到北舞渡的二层小楼，物化的进步同样彰显出其世俗生活意义的实存性，但是较之罗锦衣，甄宝珠夫妇对世俗生活意义的确认，充斥着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艰难与断裂，因此，甄宝珠夫妇与世俗生活意义之间，体现出的是世俗生活意义对他们的引诱，以及他们对世俗生活意义追求的疲惫不堪以及沮丧失落。尽管罗锦衣和甄宝珠夫妇在世俗生活意义的自我构建中，表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对人的本质潜能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心，但是他们或激进或缓滞的“生活进步”又一致宣示着“世俗生活意义”的存在。
然而，周瑄璞并未赋予小说人物所构建的世俗生活意义以永恒性，相反，她让主人公在生活炼狱和生命体验当中，一步步自行消解着“世俗生活意义”的坚固，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所构建的生活意义最终裸露出虚无、空寂和荒诞的内核。罗锦衣苦心经营的身份安全与生活目标，在时间对其肉体、青春、尊严和心灵的一步步侵蚀中最终轰然倒塌，当肉体衰败、欲望消退、激情消散，罗锦衣的人生繁华也归于沉寂。于是她又试图回归乡村本然角色，她所自我构建的世俗生活意义不过是一场自我编制的幻景，她所一度确信的生活意义不过是一种选择的迷惑，“我如何能穿越回去，眷顾一下那个无措的人儿，告诉她，眼下这些都不算什么”，“炉边半小时，人间数十载，在罗锦衣心里，是做了一场长梦”。而她由乡村起点复归到乡村终点的循环，也消解了人生意义所依持的超越性、进步性和永恒性——她获得了世俗生活的进步，却并未实现精神囚禁的自我超越，她获得了身份政治的蜕变，但无法抗衡吊诡命运赋予她所追求的身份升级以持续的进步，她获得了刹那间的生活尊严和现世安全，却无法收获心灵的丰饶和灵魂的慰藉。
“出走却未能走出”的精神游弋和人生轮回，最终消解了罗锦衣对世俗生活意义的迷恋，“或许那一切，都是个梦，而她，没有离开过北舞渡，她还是当年那个和宝珠一起走在通往县城路上的卑微少女”，在人性的欲望、痴迷和偏执的催生之下，其人生意义所具有的乌托邦感召最终陷入黯淡。
第三，去道德化的生命审视与人文悲悯。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对旧有道德体系甚至人文传统的断裂或摒弃，个体权利的尊重成为现代化的合法赋予。尽管个体权力与传统道德之间在价值观领域存在诸多抵牾之处，但人的解放所附带的恣意，与压抑所附带的自制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厘清的复杂与悖论。因此，无论对于罗锦衣以性资源的交换获取身份转型，以及秋生以劳动身体的损耗换取资本积累，小说并未秉持理想化的乡土伦理和民间道义，对他们获取生活进步的诸多不道德行径给予尖锐批判和彻底否定。尽管小说为每个人物设置了“造罪”之后的“惩罚”，比如罗锦衣的丧失生育能力，尹秋生的过度劳累殒命等，但小说在平静、节制和内敛的叙事姿态中，更多的是以“真实”作为叙事底色，他们感受着乡村生活的沉重和绝望，他们享受着身份升级与资本增值的欢欣和成就，他们反思着城市进步生活的代价和困境，他们寻觅着超越平庸的身心皈依和灵魂安放。他们的一切罪与恶，都源于生活之厄和命运之神牵制之下的无奈选择，而他们的一切善良、容忍、执著，则是根植于人性永恒的本真、澄澈和圣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近长安远》具有一种内在潜隐的佛教禅宗的宗教悲悯情怀，有着佛教苦谛的人世无常、生死虚空的通透智慧，这使小说在深耕于社会现实与历史变迁的生活纹理之时，更以命运假设和命运寓言的叙事机制，呈现出一种生活存在、人性肌理和生命奥秘的丰富存在，构建起一种底层叙事、个体叙事、宏大叙事和生命叙事兼备的总体典型化的小说范式。周瑄璞的最大特点，就是书写女性的独特笔力与视角。女性写女性，按说是手到擒来的事，但也不尽然。我们从一些女作家的笔下，就没有读出超越男性作家以外的对女性的独到发见。《多湾》写了四代人的命运成长史。季瓷是根性人物，她是一个母亲，继而是奶奶、祖奶奶。她在作者拉开的七十年的历史河流中，开始扮演着“一叶扁舟”“一块舢板”的角色，渐渐成为这个家族的“冲锋舟”“旗舰船”。再后来，围绕着她这条大船所发散出去的船队，又让她扮演起了精神“铁锚”“趸船”的角色。无论子孙们的樯橹摇得再远，总有时日会停靠在这风雨剥蚀的老趸船旁，抛下铁锚，诉说外面的风雨飘摇。并以季瓷为坐标，重新辨识各种感情的纯度，寻找出发前的记忆和最后要面向的精神皈依。周瑄璞把季瓷这个人物写得坚韧而又包容，通达而又绵密。
不是小家碧玉的善良聪慧，也不是大家闺秀的矜持圆融，而是把自己置身于山川地貌的随物赋形中的韧性坚守与自洽重塑。季瓷对自己、对亲人、以及关乎自己生命小宇宙环境的整体拿捏把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普遍存在而又被严重忽视的女性群体的价值意义。她们就是我们那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奶奶、姥姥、以及祖奶奶。她们很多人并没有从山里、湾里走出来，但她们的生命精粹，已经被提取运用在城乡的许多生活场域中。只是由于现代性的普遍拓展，而让这种精粹提取得越来越少，从而愈发增添了我们的乡愁而已。我觉得这是周瑄璞对当下文学的独特贡献。
周瑄璞的新长篇《日近长安远》，仍是对时代女性的严正关切。其重点关注的是两个女性。一个是罗锦衣，一个叫甄宝珠。她们同样来自乡村，算来已是季瓷的孙辈。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是周瑄璞女性画廊人物的一种丰富、多色与延展。先说甄宝珠：她有季瓷身上坚韧不屈、刀山敢闯的一面，也有自己迂回隐忍、甘于凡俗的一面。甘于凡俗并非贬义词。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不非分幻想、脚踏实地、直面现实的勇敢行为。在欲望、幻想远远大于生活实际的时代里，社会更应该倡导一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其实更普遍的人生，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负重行进。甄宝珠一步一个脚印，深深踩在大地上，与丈夫一起苦巴巴地开着小饭馆；起早贪黑地收着路边那点停车费；挣着每一分都需要付出艰辛的血汗钱。她的人生光彩，是因为时代的过度欲望遮蔽掉了，而不是自身就缺乏生命光斑，隐忍苟活于世。她的甘于凡俗恰恰是十分不易的良俗坚守。尤其是在与罗锦衣的对比中，我们更看到了她平凡普通中的不普通不平凡。周瑄璞没有人为拔高这个人物，只是借甄宝珠，在为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塑像。甄宝珠们不可能干出超越小饭馆以外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的许多匍匐躬耕姿态，都是周瑄璞严肃的工笔精描。当她用心良苦地把甄宝珠与罗锦衣放在同一个平行线上进行演进、比对、交织时，就投射出一种极大的张力，让一个低到尘埃的小人物，最终收割了一份做人的尊严。尽管这份尊严是沉重的，但毕竟是尊严。
再说罗锦衣。这是周瑄璞在《日近长安远》中着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我觉得她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欲望感、攀升感，要拔着头发脱离地表感。欲望，并不是一个坏东西。不损害他人利益、不伤及文明生命竞争原则和底线的欲望，是社会进步与创新、创造的重要动力。掐死了欲望的社会，将是一具具僵尸四目空对的无望社会。攀升也不是坏东西。从学生升学，到成人升职，再到老人喜寿、米寿、白寿、茶寿的递进，都是一种生命攀升。罗锦衣的欲望和攀升问题，出在过度、出在超常、出在踏空了诸多生命底线。我们不能不同情她的生命起跑线过低，但又不能不惋惜在战胜这个起跑线的每一步，都以肉体为代价，而愈陷愈深，欲罢不能，渐行渐远。
从司汤达《红与黑》的于连，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吕西安，再到现当代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的底层“上位者”的形象看，都会在痛彻肺腑的苦难境遇中，选择一条完全不计后果的“骑线行驶”“抢道超车”路径，并削尖脑袋、首尾不顾地狂奔而去。周瑄璞写了很多细节，将罗锦衣从一个美好的生命，一步步拖进灾难的深渊。她是要把一种在欲望和攀升过程中的“变形”“走样”，还原并放大了给人看。
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女人在急切的人生催成、催熟过程中，人格精神的全线堕落、崩溃与腐烂，直到时间将一切打回原形。罗锦衣回到生命的起始点时，已是“案底”“疮疤”满身，在与甄宝珠的对比中，显得愈发干瘪萎蔫。生命的完整性，价值的辨析度，有时是需要用一生来勘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近长安远》是一部有着深刻社会认识意义的作品。它是用真实的社会图谱，以及丰富的生活细节，将丰满的人物形象镌刻在上的。我们在读小说，小说也把我们带进那个走过的社会，去重新审视可能未来及细细省察的苍茫远逝。
陕西作家勤奋刻苦，下的功夫都很大。他们有才华，但从不过于倚重才华的恣肆。而是把自己的双脚，始终深插在坚实的大地上，去吮吸、探究社会与历史的嬗变进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熟悉的老一代作家和同时代作家大多如此。他们都与时代在胶着前行。周瑄璞就是其中一个。她勤勉、努力、精进。好多年来，总见她在写，不屈不挠地写。也总见她在生活的池水里浸泡着。她在以她独特的视角，讲述着属于她的故事。但每每讲出来，就是能在中国文坛引来倾听、解读、阐发的故事。写作的路子有千种，在陕西，我觉得重视生活积累，重视田野调查，重视现实生活的光影图谱与静水深流，铆着劲地往扎实了写，仍是主要路子之一。这个路子在我个人看来，是一条很好的路。花样翻新太多太杂，容易使着力点偏转。得有人探索，但也得有一支稳健的队伍保持适当的队形。好作品是铆足了劲写出来的，你得咬牙，得下势。周瑄璞的写作样态就很扎实感人。我喜欢听到家乡那块文学土地上，像《诗经》里“坎坎伐檀”般的协力号子声。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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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赏析] 我读《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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