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才、伟大放到普通人里，放到普通的生活、爱、工作中去。”

“我特别想出一本不封闭的书。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本书里的文章全是谈外国文学的。我很想这本书快点出版，因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只看自己脚下的东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所说的这本“不封闭的书”，就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随笔集《不任性的灵魂》。

在这本书中，张新颖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等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讨论了一个有创见的发现——不任性的天才灵魂。“不任性的灵魂，同时也是任性的灵魂；没有任性，起不来，更无从再往上不任性；没有不任性，任性多半是要踏空。”书的小引中，他这样写道。

思南读书会上，张新颖与出版人、评论家李伟长，评论家、诗人张定浩，作家周嘉宁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生活与创作，也关于如何相处与自处”的对谈。

谈到这本《不任性的灵魂》，张定浩的印象是“亲近”，“这本书收录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所写到的几乎所有作家也是我很喜欢的”。

周嘉宁得到的是“安慰”，“这本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学上的共鸣，而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在不平静的时代里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爱。”

在张新颖的笔下，天才并不任性，他们克制、谦逊、中性、平静，把美好的才赋用在现实的事务上。如歌德，生活上足够富裕，盛名之后却选择在魏玛宫廷做公务员；如怀特，为《纽约客》专栏写作56年；又如贝理夫妇，尊重着婚姻里彼此的“孤独”，“两个寂寞相爱护、相区分、相敬重。”

“伟大是平凡人的特性，如果把‘伟大’抽象化，会变成令人生厌的词。”张新颖说，“天才、伟大，常常被错用。我写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我要把天才、伟大放到普通人里，放到普通的生活、爱、工作中去。”

张定浩说：“天才就是对某一方面难以遏制的热情和缓慢的耐心。”

周嘉宁说：“在认同自己普通的基础上，依然努力创作、创造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看一些名人传记时，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天赋和才华，在羡慕和自我的‘鸿沟’之间，这本书的诠释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向。”

对于“不任性”，张新颖认为，可以放在几个层面认识，其一是文学表达层面的克制、规则与谦逊，其二是更高、更大的社会层面，在社会公共生活或者说在社会变动中，有时候，任性的力量非常可怕。“日常是需要维护的，无论是维护个人的生活还是把自己的一生放在细微、专业的事情上，这是相通的。”

“很多人都会被以赛亚·伯林和阿赫玛托娃第一次见面长谈6个小时的描述所打动，新颖老师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过程复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又赋予这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以外的含义。我很感动于一个细节，6个小时里，伯林想要上厕所，一直忍着不敢去，因为一旦去了，很可能会打破当时的魔法。”周嘉宁提到这个打动她的瞬间，“我最近刚刚开始写新小说，要写什么是爱。我也想通过写作重新学习和理解爱。”

张新颖认同 “学习爱”的说法，“没有爱的导师，真正会爱的人，是一直在学习爱、练习爱的人。没人能穷尽爱的定义，这也是爱的迷人之处。”

张定浩提到怀特的名言——面对复杂，保持欢喜，“这是特别能激励人的一句话。奥登也说，崇尚一种肯定性的火焰。在被绝望、阴郁围困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崇尚一种肯定性的火焰，依然可以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必须有爱的力量。”

“这是一本读者的书。我是他们的读者，一个读者写了一本关于作家的书。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很放松，也很自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体会到了这种放松和自由。”张新颖坦言，“中文系的人出了一本外国文学的随笔，我要为自己‘辩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其实一直跟外国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给中文系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读的都是西方书，的确有点故意的成分。”

“为什么写作？为了去爱，爱远方和看不见的人，也就是去爱传统。”在张定浩眼中，张新颖采取的引文与复述结合的特殊的写作方式，某种意义上是“把字句从原文里解救出来”，“让这些引文重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跟我们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