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概况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著名的“女神庙”北侧，是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遗迹。

▲ 第一地点地理位置图

1981年调查初步确认存在品字形排列的三座山台，近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8座山台石墙，编号为T1~T8，其中T1和T7分别对应最早判定为品字形山台的“北山台”和“东山台”，“西山台”则涵盖T3、T5、T6三个山台，在东西两侧外围还发现了T4和T8两道山台石墙。

2017-2018年度曾在2号建筑址的西南(T6)和中部(T2)进行过发掘，发现了石砌护坡、铺石地面、石墙及台上建筑。资料显示2号建筑址较以往所认识的更为复杂，是一处由多组石砌平台及台上建筑构成的复杂建筑群。

因此，确定山台的范围、结构、布局、营建使用过程，台上建筑的布局、结构和功能是认识2号建筑址的性质和功能及其与第一地点其他遗迹之间的关系的基础。由于山台面积大、结构复杂，发掘采用探方与探沟相结合的方法，以探沟初步了解遗迹的分布、对重点位置探方发掘确认其全貌。同时结合地面踏查和三维扫描、低空高精度滤波测绘等技术手段，对区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遗迹进行进一步的探查。

主要发现和收获

1.山台的范围较目前所知的更大，高精度滤波扫描在最东侧山台石墙T8的北侧发现了被冲沟截断的多道疑似石墙，从石墙的走向上来看可能与T8相关，是T8北侧延伸部分。在最西侧山台石墙T4的外侧还发现了疑似长方形山台的痕迹，目前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为T5向西延伸的部分。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未能对所有疑似遗迹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从地表发现的遗迹现象来看，2号建筑址的范围可能较目前所认识的更广阔。

2.虽然由于遗迹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尚无法准确判定T1的南部边界，但初步确认了T1山台的砌筑方式：以地势较高的山脊为中心，在地势较低处对基岩进行简单平整，而后直接砌筑石墙，墙内逐层垫土，最后形成平坦的山台。在山台顶部发现的红烧土面则表明山台上建筑的存在。

▲ T1石墙(局部)

3.T3是2号建筑址中年代相对较早的遗迹，目前仅保留北侧石墙，其东部被T2叠压，西侧砌石被破坏无存。石墙为单层砌石，只保存底部的1-2层，与T1不同，T3的石墙直接砌筑在垫土上，内侧保存有宽3米的地上积石。对T3垫土的解剖确认垫土分为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并不完整，有些只有整器的下半部分、有些只有上半部分，少数不同层位、不同位置的陶片可以拼合在一起。据此我们推测，在构筑T3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将完整陶器分解后，埋藏在台址的不同位置或不同层位而起到了奠基或其他作用，应该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在这些陶器中，也存在固定的组合方式，由体形较大的红陶器、个体较小的灰黑陶器和圆陶片组成。考虑到圆陶片有可能是木觚的底部，那么这样一套组合就有可能与酒礼相关，即为“祼礼”用器。

▲ T3垫土陶片出土情况

4.第一地点4号建筑址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因其位于“北山台”的东侧、“东山台”的北侧而将其独立编号，T8的发现表明其可划归到2号建筑址的范围内，可能属于2号建筑址的附属建筑。多个红烧土面显示其可能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

▲ 第一地点4号建筑址

学术意义

研究表明，2号建筑址的修筑和使用过程、结构和功能都较为复杂，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来对其有更清晰的认知。

2号建筑址经过了较为长期的营建和使用过程，山台的结构和砌筑方式的差别表明不同山台之间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对于认识2号建筑址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2号建筑址范围的重新认定对于认识其性质、功能及其在第一地点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将推动我们重新审视第一地点多个遗迹单位之间的关系。

这些发现对了解多个山台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线索和依据。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牛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牛河梁遗址群的性质、功能，以及牛河梁遗址群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专家现场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