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  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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