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tingxù）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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