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钱锺书先生故去十多年了。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先生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钱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师的临终偈子：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但悄然西行的钱锺书还是震动了世界，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发来情辞恳切的唁电，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寓居美国的余英时也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有学者将钱锺书喻为“文化昆仑”。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足令人深长思之。

嵚崎磊落的人生

钱锺书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

他1910年11月21日生于无锡一书香门第，其父钱基博是文史大家，一生著作甚丰。钱基博长兄基成无子嗣，按例将锺书过继给基成为子。

降生之初，有亲友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据以取名仰先，字哲良，而“锺书”一名，则因“抓周”时紧抓一书而得。

“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郑朝宗）

未入清华前，钱已驰誉全校。1929年进外国语文系时，数学才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

大学期间，钱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纪录”。“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饶余威）

上课不作笔记，却爱在本子上乱画。同班的许振德，曾恼怒他夺去自己的“第一”，但钱的一次解惑，令他由衷钦佩，两人遂成好友，上课常同坐后排。许君上课时注意某女生，钱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班中流传颇广。

据说，其师长吴宓曾对几位学子感慨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爱读书，且记忆力惊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其用功之勤，亦无人能比。许振德说，他“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

据他的同学、小说家吴组缃回忆，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对吴组缃偷偷道：“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请钱开三本，没想他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列了四十多本，同时写下作者姓名及内容大概，令吴、曹两位校园才子叹服不已。

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文确实写得老到畅达。事实上，大学四年中，他已在《大公报》、《新月》等报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在论孔夫子哲学思想的文章中，他说“孔子近乎乡绅”，令张申府“深感其创辟可喜”，连连惊叹他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1935年，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携娇妻杨绛同船赴英，前往牛津大学进修。钱所报的英国文学专业仅一个名额，据说其他考生皆因他的报考而放弃，吴宓的一名研究生后来只得改报畜牧专业，去了爱丁堡大学的动物遗传所。

留学期间，钱读书勤奋异常，每逢假期，同学大多离校去别处观光，他却泡在牛津的图书馆，将那里18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并将图书馆译名“饱蠹楼”（Bodleian），颇有书虫饱餐后的快意。

“饱蠹楼”的书不能外借，钱养成了笔记习惯。结果，这个被称为拥有“20世纪人类最智慧头颅”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许多书他要反复阅读，并将新知新得不断添补到笔记上，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他的笔记在木箱、麻袋、枕头里进进出出几番周折，直至字迹模糊纸张破软。抗战时他靠这样的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钱在牛津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所调阅。尽管这个学位极少有中国学生拿过，但钱却以为，区区一个文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后来，他和《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从英国去了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只求自由读书，期间遍览法、德、意等国文学原著，空闲时间在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看见了人性中赤裸的本相，成为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回国后，28岁的他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留了胡子，拿着藤杖，颇具绅士风度，学生们对这位年轻老师极其佩服。“他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站着，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前来回慢慢儿踱着，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很少提问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涓涓地从他嘴里奔流出来。”（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先生》）但联大这个教授，钱只当了一年，据说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欢迎，却难免引起学识不如他的老先生的不快。

钱后来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那里的学生们，对这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老师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的学生周令本回忆：“他讲话声音很磁，讲东西总是带上表情，惟妙惟肖，上课很吸引人，我们每堂课一个字都不敢漏掉。”

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格调却丰富多彩。冬季严寒，找个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水浸湿了投进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钱用小镇上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谈艺录》，同时他已开始构思《围城》，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炭火旁，钱所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

钱在蓝田待了两年，1941年夏回沪。上海整个沦陷后，他与妻女挤在复兴中路一个狭小的亭子间，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谈艺录》的修改，完成了《围城》的创作。

1946年之后，钱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的《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此后连年再版。而用文言写就的诗文评论集《谈艺录》则在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先后聘其赴教，他均辞谢。理由很简单，他给同窗Stuart的信中写道：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钱还说过，“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钱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教清华外文系；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学术委员。他将身心投入了学术研究。自1950年代起，先后拿出了《宋诗选注》、《旧文四篇》、《七缀集》乃至纪念碑式的巨著《管锥编》。

“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早在大学期间，钱锺书已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须臾相离。

承家学渊源，16岁时他已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大学期间，专习西语的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对照注释和原文，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留学英法期间，眼界大开，“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谈艺录》）

可以说，钱锺书一生治学，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先生眼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王水照回忆道，“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他反对建立体系，但我认为，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即‘融通’，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

据杨绛记述，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锺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他“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身处“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困境，却以坚强毅力“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建国后，钱锺书“奉命”编撰《宋诗选注》，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的编选目光，令学界叹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后来，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钱才获得“平反”。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两百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两百年后，历经“文革”劫难，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以求在学术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骑驿（互相沟通）”。

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向钱锺书祝贺，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锺书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管锥编》是一部写在‘人生深处’的大著，”陈子谦说，钱锺书“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识见，“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看似琐细冷僻的一些资料汇集和解释，实际上涉及文化、哲学、宗教、民俗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隐射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有，大量的！《管锥编》可以帮助打开思路，我这思想跟钱先生说过，他非常高兴，表示你懂我这样一个意思。”丁伟志如许回忆道。

刘再复指出，“（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这辈学人中间，“钱锺书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围城》内外

杨绛说：“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围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两年里钱锺书“锱铢积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那段日子，他在沦陷区的上海，工作没着落，岳父把自己授课的钟点让给他，以此维持生计。一次，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钱看完后表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促他快写，甘做“灶下婢”的她，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天就等着那“五百字”。

“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围城”的书名，脱胎于法国谚语，“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法国学成归来后辗转奔波、四处碰壁，听到此“围城”之说，联系自己的经历，便对“人生万事，都有了这个想法”。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 happen to him。”钱锺书曾如此点评道。

这个“被动的主角”，并非典型书生，他有一点滑稽，人不坏，但无能。据说，他的原型取材于钱锺书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书中，钱锺书还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批知识分子肖像：故作高深的诗人、道貌岸然的教授、功架十足的留洋博士……发噱的形象令人捧腹。李健吾晚年回忆，看到小说部分书稿时他们“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部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围城》中处处散落着令人惊艳的幽默，但又不乏感伤、深沉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品质，令夏志清眼前一亮，声称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0年《围城》重版，首印13万册，至1990年底又重印7版，每次加印约六万册；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年逾古稀的钱锺书一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海外，因夏志清的推崇，《围城》也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国文字。

钱锺书的声誉波及海外，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曾有一位英国女粉丝求见，钱在电话里幽默地打趣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上世纪80年代初，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学教授哈里·莱文应邀来华，计划中就包括拜见钱锺书。见面那天，钱亲自开门，对莱文笑嘻嘻道：“啊，你是来参观这个神话动物（原话：mythological animal）——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哈！”交流中，两人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纵横驰骋，相谈甚欢。然而，回程路上，莱文坐车里闷闷不乐，直到最后才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我对其却一无所知！”（朱虹《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1979年，钱与一批中国学者首次出访美国，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旁征博引的演讲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费景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夏志清）；据当年在哈佛读书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回忆，“钱先生好像一瓶香槟酒，一开就大发。我们非常佩服他，没想到中国学者中有像他学问这么好的。”艾朗诺由此迷上钱，后来把《管锥编》译成了英文。

钱锺书所到之处，舌璨莲花，语惊四座。“钱学”也随之在国内外热火起来。然而，钱锺书本人却非常冷静，他曾表示：“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从狂傲到“默存”

钱锺书曾在散文《说笑》中写道，“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儿时的他，已显出其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为其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俨然今日酷评家，著述中笔挟风霜，生活中口无遮拦。有评者认为，小说《猫》有影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嫌，而圈中文人尽数被他揶揄了一番；在《容安馆日札》中，钱氏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所讥弹……对此，施蛰存生前也有评议：“他学问是好的，但嘴巴糗！喜欢讲人家，狂妄得狠呀！”

历史学家向达曾与钱一同留学伦敦，他似乎看出了钱狂傲背后的率真：“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丁伟志也说：“他确实有着一身傲骨，对于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常常抱着天真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捅破某些精心糊起来的包装纸。他的时而幽默时而犀利的雅谑，传出去，自然免不了会使得一些没有雅量的人士，觉得难以下台。”

早年，素闻藏书家黄裳年轻时爱慕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据说笔名“黄裳”也有“黄的衣裳”之意），在得知黄裳觅得佳本《痴婆子》后，钱锺书便调皮地赠给他一副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黄是有雅量的人，因其妙对“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50年后仍激赏不已。

“伊就格脾气，顽童！”忆起当年这位爱打趣的前辈，李文俊的口气倒更像一位长者，他操一口沪语笑侃道，“伊水平高嘛！有辰光人家一讲，伊就晓得根本是错呃，勿是迪格味道，总归要挖苦一下，尤其是伊拉同辈，所以老先生对伊蛮恨呃。”据李说，曾有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有次某位先生在教英文，钱恰好经过教室，在竹帘后听了一段，跑出去哈哈大笑——“格种东西，荒谬之至。”

上世纪40年代，钱杨寓居沪上，一度与傅雷为邻，常相往来，傅聪、傅敏兄弟于钱杨之率朗幽默都存有深刻印象。

傅聪告诉记者：“钱杨是中国知识分子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典型，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像他们这样，有一种irony，说幽默太浅了，irony是一种智慧，笑里带泪、泪里带笑，很双关的，有点反讽，对的，就是反讽！但他们背后是有灵魂、有爱的，很多人觉得钱锺书是玩世不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忆及往事，傅又感慨道：“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钱锺书主张“化书卷见闻为吾性灵”，书读多了也读通了，他便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变得有定力，“文革”时宠辱不惊，地震亦临危不惧。1976年唐山大地震，钱杨暂住的学部7号楼西山墙被震裂，社科院让大家搬到不易坍塌的大食堂，董衡巽对记者回忆道：“钱媛本想让二老到上海躲一下，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人家都住外面大食堂，后来他们一看没必要就又搬了回去，管他震不震。”同住的许德政指着南墙一条从自己房间直伸到他们房间的裂缝让钱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别怕，那裂缝原来就有，季康曾用薄纸条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强调，“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锺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晚年，面对两位孙辈青年，他曾给予一番朴实真诚的劝诫：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见《钱钟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

淹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

据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伊门槛老精呃，政治运动捉勿牢伊，伊样样勿讲，避开风头。”李文俊认为他精明。

然而，那只是钱锺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傅敏说他“绝顶聪明，极有智慧，是个里方外圆的人，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丁伟志强调，“敏感的问题，他不是没有看法，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立场很鲜明，但是他不参与公开活动议论现实政治问题。”

诚如余英时所言——“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

王水照给记者举了一例，“我们在河南干校，当时抓‘516反革命集团’，搞运动很惨烈，死了不少人。有次上面在批斗，钱先生私下跟我讲：‘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重点是后一句，点出逼供信的真相，弱者交代的东西都不真实。当时觉得他真够大胆敏锐的。”

待后来《管锥编》出版，王水照读到论《史记·李斯列传》条时，发现“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赫然在目。

“他胆子很大，‘文革’的时候也敢讲。”专访中，董衡巽又举一例，“周恩来去世的时候，钱先生跑来跟我说：‘现在大字报出来了，说‘文革’是法西斯，这话说得真好！’”

王水照告诉记者：“外人对钱先生的理解还是有些隔，在他的诗作中就有不少现实的感慨，只是包裹得比较深。”

1957年，钱在“反右”前夕写下《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引录两首：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啼鸠忽噤雨将来，噤声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他当然感受到了。”

李慎之曾撰文道：“因为钱锺书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煎熬着他的心。”李举钱1989年夏的一首七律《阅世》，该诗庶几可称钱晚年封笔之作。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专于治学又擅创作者，也不只他一人……但钱锺书是独特的，他从儿时起便“锺”情于书，只因其中乐趣无穷；二十多岁已决志“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沦陷孤岛的战乱岁月，他将平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化为“忧世伤生”的诗话集《谈艺录》与长篇小说《围城》；历经十年浩劫、走过一个花甲后，他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的批注，对“人·兽·鬼”（短篇小说集）世相种种的感悟，渐渐汇成历史、现实、人生的大江大海，积淀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管锥编》。

夏志清的评价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p#副标题#e#

 

杨绛百年淑子 映月泉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北京、上海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钱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好几位被访者都向记者感叹，钱杨夫妇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夏志清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钱锺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听闻记者要写钱杨，素来拒绝媒体的傅聪欣然受访，深情回忆道：“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今年6、7月，刚刚整理完的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面世，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如今，迎着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她微笑着，倔强着，还在孜孜矻矻地“打扫现场”……

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求学清华时，杨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朱自清的嘉奖，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璐璐》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解放前，杨绛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被收进《新文学大系》；1978年后，她又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短篇，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话”》和《事业》分量最重、篇幅最长。作品中的陈倩、周默君、陈倚云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识女性典型。后两位老少校长，反映了杨绛青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她自己曾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换句话说，也当过“行政干部”，尽管她自谦“我不懂政治”。

早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在文艺界组织了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刚从国外回沪的杨绛，在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业余创作了四幕剧《称心如意》。此剧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黄佐临执导，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一位老翁。杨绛虽是剧坛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看过此剧的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评议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此后，杨绛又创作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柯灵赞她“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向来低调的杨绛，只得接受电视新闻镜头的闪光一照。

说起翻译，这位大家的第一篇译文还是当年叶公超布置的“作业”。

清华读研时，杨绛已和钱锺书确立恋爱关系。一次叶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她当时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试”。此前她从未学过、做过翻译，虽在政治系毕业，但对政论一向无兴趣。别说翻译，对她这个姑娘家而言，读这样的文章，难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着头皮交稿时，叶公超却说“很好”。不久，《新月》就发表了她的这篇“处女译文”。

抗战胜利后，杨绛译自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题为《随铁大少回家》，受到翻译名家傅雷的称赏。解放后她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潜的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后，杨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散文，《干校六记》的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真情，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多国文字，有美国学者称它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六记》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1989年2月以其独特的品味荣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24部获奖作品中名列榜首。面对祝贺，杨绛淡淡笑道：“中国历史上，大凡状元都不是优秀的文学家。”

对于自己那部描绘解放初思想改造运动中各类知识分子身心历程的长篇小说《洗澡》，杨绛说：“《干校六记》是真人真事，而这本小说完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人，没有一件真的事，也没有我本人，但是我所写的情况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作“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 “（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一次，舒展和杨绛闲聊，“您到七十多岁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这一回，杨绛则以其无锡家乡民谚打趣道：“那叫做‘猪头肉，三不精’！”

温文尔雅与刚强不屈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向记者回忆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杨先生是非常较真的，‘文革’初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把我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她给钱先生改大字报的事，若是我们肯定说不要贴，但她就会打着电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干校的张佩芬和杨绛同被分在河南息县，在四人间的“干打垒”小屋中有过半年“联床之谊”，张的印象中，杨绛在干校时少言、自制，相熟后会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例如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家人趣事。

“我听杨先生讲，她削苹果一刀削到皮不会断，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苹果。说到钱先生，杨先生总是嘲笑他生活‘无能’，左右脚穿错鞋，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把脏衣物都打包寄给她，诸如此类的。但说到学问，她说自己是钱先生的尾巴。他们俩互相非常尊重，钱先生对她非常崇拜的，从来不说她不好，还说她翻译得比自己好多了。”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

据叶廷芳回忆：“两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杨绛都在‘菜园班’，她当时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我们这里看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她把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拆下来看看，聊几句就走了。”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寡言。据叶说，她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当时都叫她杨老太（因为当时有个歌），全所的群众会上，她发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我就听到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我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80年，《干校六记》出版，钱锺书写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一般群众”都得“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待《六记》出版后，叶廷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当时不光是在那儿写信，我本以为她在写内心的痛苦和独白，但是书里没一个字关于阶级斗争，而且也没写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她就是这么的含蓄，没有一点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为没有一句protest（抗议），真是个高贵高尚的灵魂。”采访中说起《六记》，傅聪感慨无限，“79年我第一次回来去北京看他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绛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说‘至少勿要害人’（沪语），她这话重复了很多次，几乎是喃喃自语，里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时‘文革’刚结束，可见在她心里有多深的创伤。”

李文俊告诉记者：“运动中被人家整的人，杨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郑土生，当时过得很差，他想自杀，她就劝他想开点，还帮他写文章，解决他的困难。”

“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从郑土生日后的文字中可见其感恩之情，“在她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不顾自己安危，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为默存而“默存”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

钱锺书的《代拟无题七首》当年是为杨绛的小说人物而作的，据杨说，他原本还不愿意，杨嗔怪道，自己为他《围城》写了白话“歪诗”（苏文纨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诗，即杨代笔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说要几首典雅情诗，为何不得？“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于余前”，杨一看，“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为此，她打消了创作念头，“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

显然，杨绛在读这些情诗时，发现已不是什么“代拟诗”，而是钱锺书对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舍不得匀给小说人物了。

1932年，春，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锺书初见。

这个书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没多久，钱就给杨写了信，“约在工字厅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她接口道：“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友。”两下释然。

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学期终了，钱锺书希望杨绛考清华研究院，这样两人便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钱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其父钱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从而对其大加欣赏。大意是，钱锺书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时，每句开头总是“朋友呀”。杨绛不赞成交这种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个个比我强。”老夫子觉得此言“实获我心”，便给杨绛回信，夸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这以后，钱锺书便由父亲领着，上门正式求亲，两家举办订婚宴，那晚钱穆也在座。两人虽系自由恋爱，结合倒是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结婚仪式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新旧参半：杨家新式，钱家旧式。

多年后回忆，杨绛还在文中幽默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的杨绛，为默存而“默存”，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锺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锺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对她也恋慕至极，将《写在人生边上》“赠予季康”。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钱又写下浪漫痴语：“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对于从小嗣出的钱而言，这份博大的“三位一体”的情感中或许还包含着一份母性关怀。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仨》）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翻译家董衡巽向记者回忆，看小说，杨绛是钱锺书的Taster，“一般是杨先生先看嘛，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他们俩都喜欢英国的当代小说，比如杨先生她推荐我看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你想想‘文革’前推荐我看这种书，那是很有胆量的。”

曾被朋友们称作小“钱锺书和杨绛”的翻译家夫妇李文俊和张佩芬向记者共同回忆：1973年，听说钱锺书一家遭欺凌搬进了学部办公室，他俩一同前去探望，谁知钱杨对先前发生的不快只字不提。钱取下正使用的英语词典，给李讲解他在书页上下写满的字迹，“杨先生则在房间另一头向我娓娓传授，如何在一间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惯说的调侃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锺书曾如是总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锺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哎呀，后来不得了了！钱先生在北京医院，女儿钱瑗在西郊，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毫无思想准备，我想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太大了啊！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傅聪回忆：“我上次见她，她说最近特别喜欢德沃夏克。在我看来，德沃夏克其实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丁伟志对记者形容道：“你现在看见杨绛会很惊讶，你看她这样高龄，头脑仍是清清楚楚，而且写很小的字，手一点都不抖，走路都不需要人扶，脚步很轻捷。”

今年2月23日，张佩芬突然接到杨绛一个电话。

“因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语，偶尔也会找我帮忙，她把字母念出来，我记下来查，查好后我给她回信，她收到后第二天马上就电话回我道谢。”

“她有说在写什么吗？”

“我不敢问她，之前问过，她会不高兴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前一两个月，问她写什么，她说还忙着，还在写，不肯说写什么，后来就出版了。”

“那她请教您的德文是什么内容呢？”

“像绕口令似的，没什么意义，拆成单独的词语就是单独的意思，猜测不出来；也许她还在翻译，可能是她翻译的书里面碰到的德文词；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钱先生的笔记。”

“挺好的。”那通电话中，提及近况，杨绛也只说了这仨字；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即使带着助听器也听不见”；小辈们笑称，跟她打电话就是她的“一言堂”，别人问什么她也“答非所问”，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边上》写下“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据张佩芬回忆，杨绛所寻德语共18个字母，一口气读完，好似一个拗口的游戏，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个独立的单词——给予，赠与了，已经离开了。#p#副标题#e#

 

钱基博与杨荫杭

本刊记者 李乃清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人，两人的父亲钱基博和杨荫杭也都是文化名人。

无锡钱氏属名门望族，可追溯至吴越王钱镠，至钱基博祖父辈已入寒门，但却一直奉持着“清廉自守，一心向学”的家风。杨氏虽非望族，却也是累代相传的读书人家。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出生在国事衰朽的清末。他在自述中说：“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

从5岁至15岁，钱基博与孪生兄弟钱基厚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史记》、《唐宋八家文选》、《资治通鉴》等，并精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极其扎实的文史基础。

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回国后鼓吹革命，清廷通缉，再度出国，赴美留学。

钱基博16岁时曾从无锡名儒许国风问业，据基厚回忆，其兄每次从塾师处拿到作文题，就与先生“上下古今，不可一世，扺掌而堂，旁若无人”。

16岁时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钱觉得不能满意，于是写了洋洋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获梁启超青睐，发表于他所编的《新民丛刊》上。

杨荫杭在日本东京创办《译书汇编》，后回乡创办“理化研究会”宣传西学，并在《时事新报》社、《苏报》社任编辑，撰稿鼓吹民生革命，导致清廷通缉。

钱基博虽无留学背景，却也在西学东渐的风气下，与其弟基厚自习《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并偷偷将家中经史书籍取出，去书铺换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出理化类书籍，还组织了理科研究会。

书生侠气

辛亥革命前两年，钱基博23岁，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读了钱文大为赞赏，以月薪白银百两，邀请他参与司法改良。

陶为曾国藩再传弟子，通晓外交事务，又好诗古文辞，不免沾染旧时名士习气，某夜与幕僚宴饮，招来一靓妆女子，对钱说：“此花榜状头（“花魁”之意），驰誉久矣！……君不可不一盼睐！”不料遭到钱不留情面的指斥：“你以行政长官身份长夜招妓，何以作下属的表率？”一座皆惊，笑钱迂腐，陶则尊钱为君子，翌日还专门向他致歉。

杨绛回忆其父在北洋公学时，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一起开除。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闹风潮本为改善伙食，杨并未参与，可是看到那伙人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他真的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了。风潮就此平息。（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辛亥后，钱基博慷慨从戎，在军中服务，但宋教仁的被刺，二次革命的失败，都令他觉得凭一己之力难挽颓势，遂萌去意，立志在教学中作出奉献。

钱以文章盛誉奔走大江南北，月薪常在两百金以上，回归故里，任无锡县第一小学国文教员，月薪只有20元，校长顾祖瑛颇有歉意，钱基博却毫不在意：“你不要小看我，我家三世为童子当启蒙师，这是我家传之业，我很以之为荣！”此时，冯国璋慕名要招他为秘书，被他婉拒。

杨荫杭二次出洋，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1907），又于1910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辞职回南，在上海《申报》馆任职，同时兼任律师，发起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并先后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1913）、浙江高等审判厅长（1914），1919年调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1920年任上海《申报》馆副总编，兼营律师事务。

任高等审判长时，为判处一名杀人恶霸死刑，杨荫杭坚持司法独立，与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至袁世凯把他调任。

当时也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两支雪茄就是两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杨荫杭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据杨绛回忆，其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文章高手

抗战时期，钱锺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锺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

博学的钱锺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有《老圃遗文辑》行世。辑中所作，虽系时评，却旁及法律、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无所不包，信手拈来。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说到渊博，钱基博几乎不让其子，除了西文上钱锺书占了优势，其父对经史子集的通览与精研在国内是罕见的。

钱基博的著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序跋、论说、碑传、书牍，成书出版的专著竟达五十余种。其中，《经学通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至今翻印不断。陈平原对他的评价是：“钱先生以硕学高文孚海内众望，其文章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典雅古劲，事理通明，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堪为天下通儒。”

正是如此雄厚的功力，让自学成才的钱基博登上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讲坛。

学术专著外，钱基博和儿子一样，也是小说创作的高手，当年在《小说月报》上所发武侠小说《技击余闻补》，引来读者赞誉，盛称其“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琴南之上”。#p#副标题#e#

 

杨必令人扼腕的英才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北京

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

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

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

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

“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

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

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

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

“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

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 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 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

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

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 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

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

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 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

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

“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

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

“当初也有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

徐燕谋的悼诗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

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

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

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

“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

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

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

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

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

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

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

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

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

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

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

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

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

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

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

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

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

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

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北京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们仨》）

“颖悟如娘创似翁”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话。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说：“She's all black and blue.”（她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地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Miss Sing High，杨绛意译“高歌小姐”，音译“星海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护士把孩子抱了出来，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小名圆圆、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暱（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注：神童刘宴貌丑）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3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一摞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9年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绿蒂·勃朗特的家，厅里挂了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文章，说勃朗特暗恋萨克雷，且《简·爱》里的罗彻斯特写的就是萨克雷！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上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使用过9遍，1989年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该教材上册已于1991年出版，然而，由于钱瑗多年授课太多，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平时，钱瑗脸上常挂着温和的微笑，但她也会拍案而起，敢于直言、是非分明。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有钱锺书等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四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钱杨夫妇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回家后，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颗颗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钱瑗依恋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这是她和父母通信写便条时一贯的称谓），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俄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59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四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作“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四人中，钱瑗是惟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 “剿杀”：1970年5月北师大围剿“五一六”，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不堪受辱，悬梁自杀，给钱瑗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我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和钱杨二老，希望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的嘱托，钱瑗决心再婚，此后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对她的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唏嘘：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风化雨，以纪师恩。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