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2006年下半年，关于金庸以及武侠文学，高潮迭现。10月23日，在金庸故乡海宁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张纪中声称要把《鹿鼎记》拍成“中国往事”。11月23日，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奖颁奖仪式和2006年中华武侠文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步非烟声称“我们要革了金庸的命”。12月15日，新浪网以“博客头条”形式展开讨论，韩云波在受邀开设博客次日贴出《我主张革命，我支持步非烟》。12月20日，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奖在北京启动，提出武侠和奇幻的文体交融及其民族化、中国化问题。以上这一系列活动，其中的核心点，就是围绕着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以及当下处境而展开的。本栏目也早在2004年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的语境是总结金庸小说对于“新文学”经典的挑战。如今老话重提，“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金庸，是对金庸小说作为“保留节目”对当下“创新项目”在实际上借鉴还是阻碍作用更多的质疑，以及是否应该破除对于金庸小说的迷信和崇拜而形成多元化武侠文学态势的问题。《中国图书商报》的记者把我的一些意见总结为“渐进的革命”理论，我的看法是可以分成几步来走：第一步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敬、认同、赞扬金庸，但是不要崇拜、迷信，不要被金庸全面覆盖；第二步再确认经典、继承遗产，充分发掘金庸小说的深刻和伟大，学习并借鉴金庸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精美、厚重的文本表现；第三步是独立创新、风云再现，站在以金庸为代表的巨人肩上，深刻反思21世纪的当下语境，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创新，不拘一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再现一个灿烂的文学盛景。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董乃斌从游戏笔墨与历史书写的相反相成处入手，寇鹏程从六种大众文化理论入手，张晓云从武侠电影音乐的民族性入手，就是以学术的敏锐感受到热点即将来临之际的反思，是颇有价值的学术思考。 
　　 
　　　　一 
　　 
　　小说《鹿鼎记》原本连载于1969年10月24日至1972年9月23日的香港《明报》。后来出版修订整理本，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1]1989。此后，金庸果然未再发表过武侠新作，故《鹿鼎记》一书遂被普遍认为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笔之作。值得注意的是，《鹿鼎记》写作和连载于1969年至1972年，正是中国内地“文革”后期，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金庸不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关心世事的政论家，常常一支笔写出风格迥异的两样文章。然而，令人费思的是，这两样文章中是否有可能流荡着某些共同的思绪，表达着某种共同的感受与想法?已经有学者指出，《鹿鼎记》人物、情节、风格中渗透着时代风云的投影，认为金庸之所以会创造出韦小宝这个典型——文不会写，武不会打，全凭油嘴滑舌混成皇帝近侍，却能游走于朝野江湖，左右逢源，占尽便宜——是与那些年代中国政坛某些怪现象分不开的。这确实是解读《鹿鼎记》的一个极佳角度，令人深受启发。本文的思路与之近似，是要从金庸《鹿鼎记》的游戏笔墨中探索其所欲表达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见解，不过，这里的历史指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并不专指“文革”这一非常时期。 
　　开场白说过，让我们进入正题。我要说的是《鹿鼎记》的历史意趣，可是话却要从与其相对的游戏笔墨讲起，不是故意绕弯，是因为历史意趣深藏于游戏笔墨之中。 
　　《鹿鼎记》叙述在妓院长大的小人物韦小宝的游历发迹故事，全书从总体构想到情节场面、具体细节，再到行文用语，充满了游戏趣味，风格诙谐戏谑，幽默调侃，讥刺嘲讽，无所不用其极，是一部集游戏笔墨之大成的杰作。 
　　其实，这部小说本来也满可以写成一部真正的英雄传奇。即使就是现在这样的格局，时代无需变，背景无需变，众多登场人物无需变，各帮派关系亦无需变，惟一要变的只是主人公——倘若不是像现在这样描写韦小宝如何被命运之手摆布，瞎猫碰死老鼠似地闯荡江湖，而是把全书笔墨重重地落在韦小宝的师父、反清复明的志士陈近南身上，致力于刻画这位被各路好汉衷心颂扬、顶礼膜拜的天地会首领的所作所为(时谚有云：“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那么，岂不就有可能与《射雕英雄传》等齐肩比美，比如叫做《鹿鼎英雄传》什么的? 
　　但金庸行使小说家的莫大权力，偏让韦小宝充当主角。虽然韦小宝被封了个鹿鼎公，但毕竟只是个出身微贱的小痞子、小流氓、小混混，生性惫懒荒唐，又沾染了妓院市井的种种恶习，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来得，至于满嘴谎言，脏话连篇，更是小菜一碟。以这样的人为主角，写他的奇遇、险遇、艳遇，写他的调皮、鬼精、刁顽和赖劲儿，小说的基调焉能不如上所说，使该书充满游戏之笔? 
　　康熙智擒鳌拜本是历史，算得是康熙临朝之初的一件大事，史书有载。可在《鹿鼎记》中被写成了什么样子?先是小桂子与康熙的巧遇和练武(且不说韦小宝之变成太监小桂子，并在皇宫安然存身，是多么荒谬而蹊跷的戏笔)，接着是康熙与小桂子超越主奴身份的友谊，然后是康熙与小桂子合谋以12小太监与鳌拜戏斗，想以此法擒捕鳌拜。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堂堂满洲第一勇士岂能如此容易就擒?结果是逼得康熙走下龙位，亲自扎了鳌拜一匕首，小桂子撒香灰迷了鳌拜双眼，又用香炉砸昏鳌拜，才算把这位勇士兼辅命大臣捆绑起来。鳌拜关在狱中，又是韦小宝用鳌拜自己的匕首(小宝抄鳌拜家所得)将他捅死。清史上实有的一件大事，因为具体细节的缺载，就这样成全了小说家，给金庸提供了放胆虚构和纵情戏说的良机。 
　　《鹿鼎记》的游戏笔墨当然远不止于此。小说写到皇太后(还是假冒的)与老太监海大富的神秘对峙，写到顺治皇帝已在五台山出家，变成了不闻世事的行痴大师，写到围绕着顺治的一系列争夺和惊险打斗。这些是什么?当然并不是史实，而是对当年清宫秘闻和民间传说的想象和敷演，虽然写得煞有介事，却是当不得真的戏说。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小说情节的一小部分，清宫戏只是《鹿鼎记》展开情节的诸多场景之一，整本《鹿鼎记》就是由性质类似、甚至荒唐十倍的种种幻想场景所构成。 
　　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韦小宝，一面在康熙面前 深受宠信，奉命去干康熙想做而无法亲自做的种种事情，一面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当上神龙教的白龙使，又机缘凑巧地结识俄罗斯公主，竟然远去莫斯科，帮助这位公主搞成了一次政变，从而取得了此后同俄罗斯谈判疆界的某种资本，等等。场景不断转换，故事不断延伸，危难一次接着一次，韦小宝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也是一次接着一次，真所谓几回山穷水尽疑无路，几度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切当然也只能是游戏笔墨，完全在作者假定和虚设的环境和条件下展开。 
　　以上是从小说大的结构和中心人物的角度来看。从细部来看，也是如此。不妨略举数例，对《鹿鼎记》之戏笔聊作鉴评。 
　　第22、23回韦小宝帮康熙与顺治在五台山相见(这段情节够荒诞的)后，奉命到少林寺代康熙还愿出家为僧，这一构想更是匪夷所思，但从这由头生发开去，却引出有关韦小宝的系列奇特遭际和乖言谬行，真正把“戏说”二字做足了。小宝虽小小年纪，只因身份贵重，便一步登天地做了少林住持晦聪禅师的师弟，晦字辈大师，对于大批少林寺僧，他俨然成了师叔乃至师叔祖，在一向恪守辈分的少林寺里，成了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前辈高僧”。就连武功造诣极高的老僧澄观，也得尊他一声“师叔在上”。尽管作者不动声色，把宣读圣旨、少林法会写得庄严肃穆，其总体的戏谑意味却总是令人忍俊不禁，这种写法在俗话中便叫做“冷面滑稽”。而写韦小宝对圣旨心口相违的尴尬模样，被迫剃度时心中的咒骂和突然悲从中来的放声大哭，以及他和阿琪、阿珂师姐妹的纠缠瓜葛，闲来无聊偶逛妓院惹出的一堆是非，这些则已是闹剧手段。这些且都不去说他，只说那年逾八十的澄观和尚，武学虽高，却是个迂腐之至、不通世务的呆子(这自然是作者的设计，是喜剧和闹剧中与狡狯成性的主角配戏所必不可少的角色)，姑且仿书呆子之名称其为武呆子吧。韦小宝为了与心仪的阿珂姑娘比划，想向澄观现学一点武艺，澄观一面说不难不难，一面详细介绍步骤，从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韦陀掌、大慈大悲千手式……一路滔滔不绝地说下来，到能练成小宝最想学的一指禅功夫，便少说也得三四十年。澄观引经据典，说得一本正经头头是道，真心诚意地宣称不难不难，在韦小宝听来，简直是在戏耍他，而在我们读者看来，这圆凿方枘，全如对牛弹琴，怎能忍得住不笑?韦小宝无奈变个花样，让澄观假装比武，去摸清阿珂姐妹二人武功的路数。澄观竟如恍然大悟，心悦诚服地奉命而为，这本身就是一小戏笔。更滑稽的是当阿珂打澄观不过，却听澄观催她出手以便了解其武功家数时，干脆用没有名堂、毫无章法的乱拳去乱打乱踢，这位武学大师竟被打懵了。小说写道：“一时之间，(澄观)头脑中混乱不堪，只觉得数十年勤修苦习的武学，突然全都变了样子，一切奉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规则，霎时间尽数破坏无遗。”[1]885于是他“不由得惶惶失措”，“渐渐由不解而起敬佩，由敬佩而生畏惧”，在阿珂面前不禁“心惊胆战，胡思乱想”起来，而当阿珂累得自行倒地时，他竟然“大吃一惊”，以为对方将要施展特殊的高强武功，“惶急之下，热血上冲，登时晕了过去，慢慢坐倒”，过了良久才悠悠醒转，兀自羞惭惶惑，不明所以[1]886－888。这段描写把荒唐推向极致。澄观的认真因迂执而可笑，对武(书)呆子的讽刺嘲笑、谐谑趣味和内含的启发意义可谓同重，但嘲讽和启发之意却是通过或借助于冷面的游戏闹剧笔法体现出来的。 
　　第32回写韦小宝在昆明三圣庵见到陈圆圆，听她弹唱吴梅村的《圆圆曲》，将眼前人物前尘往事与明亡清兴家国波澜勾连起来，构思堪称精巧奇妙，非常人所能有。写韦小宝一见陈圆圆即馋涎欲滴，既夸张了陈之绝代美色，亦调侃了世上的男子。然而更有天马行空，以至想落天外者，是本回竟将这小小三圣庵变成了吴三桂、李自成、亡明长平公主这几个大仇人相会和生死搏斗的舞台，而让韦小宝和陈圆圆做了现场见证。这段被描绘得紧张激烈的武打故事当然纯属幻设，是子虚乌有的游戏之笔，但作为小说却妙不可言。故作者本人也忍不住自喜自爱，借着剧中人九难(就是当年的长平公主，如今做了道姑，人称师太)和韦小宝的对话，把这段文章的妙处明白点出来： 
　　九难冷笑道：“今日倒也真巧，这小小禅房之中，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韦小宝道：“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难冷峻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武功第一，如何敢当?你倒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1]1234 
　　这么多“古今第一”聚于一室同演一出严肃的闹剧，作者对自己设计之巧的得意不觉溢于言表。尤其精彩有趣而显系戏笔的是，小说写与吴、李二人均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九难，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杀掉他们，竟然按武林规矩让吴三桂与李自成来一场公平决斗，以武功高低决一生死，而二人也就真的有板有眼地拼命相搏起来，演出了一套颇具观赏价值的全武行。这样的设计编排，若论其巧，可以说是将历史和政治象征化了；而若论其“戏”，岂不简直是在开历史和政治的玩笑?然而，小说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允许游戏、欢迎逗笑的文体。我猜想，当金庸举重若轻地写到这里，看到李自成和吴三桂受他驱使而恶斗，想到看连载小说的读者会为这段武打的胜负而担忧，恐怕不免要自笑出声了。故在《鹿鼎记》中他不止一次地运用此法，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韦小宝与罗刹公主苏菲亚在雅克萨城的巧会，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荒诞情节。 
　　一部《鹿鼎记》，从头到尾、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游戏笔墨，只因韦小宝是个贯串性人物。他是回回必定出场，一出场必有好戏。这家伙身无半点武功，又无别的长技(赌技除外)，擅长的只是随机应变，信口开河，吹牛拍马，虚声恫吓等等，而他尽管灾祸不断，苦头没少吃，却依仗着鳌拜家抄来的一件护体宝衣和一柄锋利匕首，就永远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以弱制强，占尽便宜，连康熙也口口声声称他为“福将”。这一切当然只能是小说家对主人公的偏心和刻意安排，否则怎么可能? 
　　说到这里，还应顺笔一提韦小宝的艳遇。这位鹿鼎公磕磕绊绊、千辛万苦总算讨到了七个老婆。在妇女地位蒸蒸日上的1970年代，金庸敢于如此来写，岂不有点儿胆大妄为，逆时而动?他就不怕挨女性读者的骂?尤其是不怕某些道学君子板下面孔的讨伐?其实，任何心思不是过于曲折弯绕或惯于在笑谈中寻觅微言大义的读者，看到这些，应该不难感到如此艳遇不过是一派戏笔、几场闹剧而已!是说书人兴之所至的涉笔成趣，既非宣扬多妻，也无教唆之效。当然，这些也反映作者的情感趣尚，但如非要从中挖掘作者的男女观、恋爱观、婚姻观、世界观，甚至上纲上线提到某某主义或什么阶级的高度，那离题就未免远了些，只怕有点深文周纳，叫人哭笑不得了。照我的浅见，其游戏性质 在韦氏所谓的婚恋史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 
　　行文至此，不知《鹿鼎记》全书充满游戏笔墨的观点，是否已阐述得差不多?但篇幅确已不短，接下去，该拿出我们的“但书”——文章该转笔了。 
　　 
　　二 
　　 
　　我们文章的题目明明是“《鹿鼎记》的历史意趣”，怎么上一节全是在说它笔墨的游戏性质呢?岂非文不对题!岂非方向错误? 
　　这里自有缘故，且听慢慢道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鹿鼎记》既充满强烈而浓厚的游戏趣味——这是其意义的一个层面，我们上面就集中讲了这个层面；但是(请注意，“但书”来了)同时《鹿鼎记》又有着强烈而浓厚的历史意趣——这是其意义的另一层面。这就是说，游戏风格和历史意趣实乃并行不悖地共存于《鹿鼎记》之中，甚而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化合于一体之中。进一步说，前者位于表面，属于现象层面，热闹，惊险(当然是作者导演的，有惊无险而已)，逗趣，搞笑，插科打诨，每每因回护主人公(韦小宝再无用，可他能死掉吗?)的需要而让他逢凶化吉、转败为胜、绝处逢生，以致有时不无勉强、不大合理亦在所不惜；而后者却属于本质，处于内里层面，是金庸人生阅历、历史观念、经验智慧、感触体悟之有意无意的表露，是深隐于某些喜剧、闹剧和武打场面背后的思想和哲理。我们的文章，只能一步步来，先把表层说过，再来分说深层。我们首先大讲《鹿鼎记》的游戏性质，为的就是要把它的历史意趣讲得更鲜明更突出，也可以说是论文写作的先让后进或欲擒故纵之法吧。 
　　不过，也许首先需要声明，说《鹿鼎记》具有浓重的历史意趣，绝不是强加给小说、强加给作者的。金庸自己在该书《后记》中就明明白白地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瞧，这可是作者的话。他几乎要把《鹿鼎记》定位为历史小说，而我们只不过在夸赞小说的历史意趣。这两种说法的区别，贤明的读者当不难领会。 
　　我们读《鹿鼎记》后，感到此书固然充满戏笔，可书中又不乏史笔，二者往往自然无间地交融着；而且有些戏笔本身同时就是史笔，这就不仅是交融，而且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位一体。口说无凭，还是举出实例来证明吧。 
　　证据一，小说名为《鹿鼎记》，开篇即从《明书辑略》的文字大狱入笔，借一段文士与小孩的对话点出书名的含义，也就点出了小说的中心主题：“‘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1]7原来如此!鹿鼎记者，问鼎逐鹿之记也，是关于谁丢了皇帝宝座，谁做了皇帝，又是谁想做皇帝的故事，涉及的是关于王朝兴亡、关于统治权得失的天大问题。这不也就是向来的历史书所最关心、讲得最多的事儿吗?作者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武侠是个吸引眼球的题材，可他显然又不愿人们只看到武打的热闹，或至少不甘心把小说仅限在武侠范围之内，故开篇特从明清易代的宏大背景落笔，并特地请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几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场客串，以加浓小说的政治气息，提升小说的历史真实感。这几位人物到剧终前又一次出场，谈的依然是谁来做皇帝的大问题。作者面对重大历史主题的胸襟、意图、眼光和一番苦心，岂可草草看过? 
　　证据二，全书故事在清初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展开。一面是明亡未久，反清复明势力犹存；一面是新朝欠固，野心家觊觎之心难泯。所以贯穿全书的矛盾线索便是有人要反清复明，有人想趁机自己做皇帝，有人则要巩固政权。全部故事既围绕着国家统治权而展开，小说人物的设计也就完全为此服务，从小说人物关系的结构图式即可看出一种“史”的规模和气魄。简单地说，上有代表清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和以他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当然集团内部又存在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有种种威胁清政权的政治势力代表，亡明的众多孽子遗臣，从福王、桂王、唐王的旧部到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虽失败而人还在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以及他的旧部)；以降臣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西藏、蒙古野心勃勃的部族首领和宗教头目；甚至还包括觊觎中华土地财富的俄国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上、中两阶层的人物，虽皆不免粗线条和脸谱化，但在《鹿鼎记》书中多以真名出现，他们往往在正史上有传记，或有案可查。至于下层，则有不愿被满族统治的汉族百姓，包括许多文化人(其中不少也是历史上实有之人，如上面提到的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以及犯了文字狱大案的庄廷鑨等)、没文化的天地会会众、各派武侠和普通百姓——本书许多虚构的侠客多数就出在这个群体中。这样的人物设计就将清初社会人等的基本结构按政治立场作了分解和具体化。这种设计是建筑在作者对清初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等的政治分析即历史见解之上的。 
　　证据三，本书故事大框架基本置于历史事实之中。如康熙之擒拿处置鳌拜、吴三桂的终于反叛、台湾郑氏的复明斗争与结束、中俄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都是历史上实有之事，小说中的表现往往也是有传说影子的，虽然有些因素，主要是时间和人员因素在小说中有所变化，作者为此曾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插文作注，予以说明，强调大关节的合历史性质——这在小说，尤其是向来强调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引人注意的特例。最突出的是韦小宝与俄国人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一段，作者多次直接以注释的形式声明描写的真实性。如罗刹国书由荷兰教士译毕，作者注曰：“此通俄罗斯国国书录自史籍，正确无误，惟最后一段关于韦小宝者，恐系小说家言，或未可尽信云。”[1]1877又如俄国沙皇给派驻东方的总督亚尔青斯基的密谕，作者注曰：“此为真实文件，当年康熙逮捕俄国使臣，将其监禁半月后递解回国，没收此文件，存于宫中档案。原件摄影见‘故宫俄文史料’”[1]1880。小说此类注释和按语甚多，为了加强历史色彩，金庸几乎赤膊上阵。不过，文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赘引例证了。 
　　 
　　三 
　　 
　　一定有人要说，《鹿鼎记》虽用了一些历史人名，影影绰绰地涉及一些历史人事，但实际所写却纯系虚构的武侠故事，怎能与历史扯上关系呢? 
　　诚然，《鹿鼎记》虽比金庸其他小说包含着更多的历史因子，但毕竟还不是历史，更不是提供史实的信史。我们说的是小说《鹿鼎记》颇有历史意趣。小说，即使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也并不负责给读者提供史实，何况认为《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还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再说得远些、绝对些，就算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书，比如钦定的正史，您以为它所记述的就全是靠得住的史实吗?当然不是[2]。反过来，小说，包括历史小说或武侠小说，就不能具有历史的意趣吗?那可真不一定呢。 
　　关键是，所谓历史意趣，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 
　　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趣，并非历史的事实，而是指表露在或渗透在、隐含在小说中的史观、史感、史见、史理、史论，归根到底，是作者心中的史意和笔下的史趣。这一切，简言之，便是作品的历史意趣。这在《鹿鼎记》中倒是确实存在的，作者曾费心做了提示，我们在读时也能有所体悟。下面我们试来分说，看看是否有点道理。 
　　《鹿鼎记》贯穿着明清易代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政治问题，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谁来做皇帝的问题。这是专制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现实，也是历来史书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金庸对种种传统观念提出疑义，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小说一开始，已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清政权已建立，但还不甚稳固。小说不但揭示清朝“以马上得天下”的血腥性质，更揭示了它为巩固统治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之凶残无道。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无疑是正义的。这里就显示了一种有关国家兴亡、统治权更迭、民族压迫和反抗，特别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永远是老百姓吃苦受难的史观。读《鹿鼎记》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到了康熙时代，情况发生变化。小说写康熙励精图治，写顺治要他对百姓“永不加赋”，并告诫他“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1]785顺治是否真如此想和说，不可知，是由金庸所赋予，实际上传达的是作者自己的史观。下面对康熙的描述同此。书中写康熙常以明代皇帝做镜子，以“百姓是否过得好”为标准来反思和检点自己，来修正行为，调整政策。这就对传统“明夷夏之大防”的历史观，提出了异议，认为不管是什么民族入主中原，关键是要对百姓好，政策措施要有利于百姓生活，否则他就没有资格，也根本做不成或做不稳皇帝。作者显然很懂得，而且承认：中国的皇帝并不一定非得汉人来做不可。在专制时代，如果一时还不能没有个皇帝，那么非汉族的明君未必比汉人的昏君暴君更坏，这样的人取代汉族人当上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不止一次，自有其取胜的理由，而对国家和百姓来说，这未必就比汉人当皇帝更坏。至于做皇帝的难处、苦处和承受的心理压力，历史上昏君、暴君形成的主客观原因等等，书中也有所触及和探讨，这些也表现了作者史观的某一侧面，因非重点，这里且不赘言。 
　　小说的另一边是写反清复明的势力，这里同样表露着作者的史观。第9回、第14回写分属不同派别的明遗民，虽一致反清复明，但又各拥其主，各有私心，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各有旧部，明朝复辟八字尚无一撇，为了究竟是让朱三太子还是让朱五太子来当皇帝，已争得不可开交，几乎要发生火并大打出手。小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反清阵营某些人的愚昧腐朽，对他们一心拥戴朱明的盲目愚蠢思想作了深刻批判。一方面，描写某些人一心复辟的小九九，他们成天梦想的是做个开国元勋，是谁当宰相，谁当兵马大元帅，只想分赃摘桃；一方面让一位江湖上并不知名的超一流武林高手(设计此人以示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出来说一番惊世骇俗的话：“将来驱除了鞑子，崇祯、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子孙，谁都可以做皇帝。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并没有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这番话为在座群雄“人人闻所未闻，无不脸上变色”[1]514。而这正是金庸与传统旧式史观大唱反调的地方，与前述皇帝并非汉人莫属的观点相映成趣。 
　　在金庸笔下，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各派，台湾郑氏、天地会、沐王府，江湖各派英雄等等，其实都是各有打算，且每一派内部也充满明争暗斗。小说并未一味肯定他们，相反却有讥嘲不屑之意。这又是作者史观的一种表现。小说中真正的志士当然也有，如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但他虽品德高尚、武艺高强、智谋超人，在江湖上大有名头，一牵涉到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斗争，就毫无办法，不要说天地会与沐王府的分歧他无力调和，台湾郑氏府中的矛盾他没法解决，连自己的性命最后都冤枉地丢在他所忠心护持的主子手中，一身武功的他竟被庸懦卑劣的郑克塽背后插刀所暗害。陈近南之死是小说发出的反清复明绝无成功可能的信号。还有潜伏在清政权中的反清义士吴六奇，也惨死在自己人盲目的杀戮之中。试想，如此各怀鬼胎的反清，其真正动机岂不可疑?如此盲动胡搞的反清，又岂会成功?退一万步，就算侥幸成功，明朝能够复辟得起来吗?再退一万步，就算明朝真的复辟，天下能太平吗?还不是打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又怎能过上安稳日子?更甭说他们渴望的清平世界、富足生活了。小说显示，作者实在是把这种争夺政权的政治看透了，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下，一切打着冠冕堂皇旗号的政治，其实无非是各利益集团的生死搏斗，这种争斗的真正动力，实来自各集团首领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下层百姓的卷入，不过是各派力量砝码的增减而已，对他们自己只意味着无穷的苦难。小说一开篇点明“问鼎”、“逐鹿”原来的出典“专指做皇帝而言”之后，还沉痛地点出：“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1]7 
　　这难道不是对中华几千年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最浅显却又最深刻最痛切的概括吗?这正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痛心地感慨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正如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的令人痛楚的概括：若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是左右都离不开当奴隶啊[3]。这里所言与上引“鹿是死定了的”说法，岂不有异代同悲之思，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观点或许有人不赞成，或许有人不欣赏，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充满客观和悲悯精神的历史观，是能够引起广大百姓共鸣的。 
　　第41回写在种种内因外因迫促下，吴三桂终于起兵反清。于是康熙下诏，内有“谁能抓到吴三桂献到军前，皇上就封他为平西亲王”[1]586的话，这当然是戏笔，但却引出了史意。请看，下文便写韦小宝“心痒难搔”，写张勇等武将均想：“吴三桂兵多将广，要抓他谈何容易?”写李力世等想：“我们要杀吴三桂，是为了他倾覆汉人江山，难道真是为鞑子皇帝出力?但如韦香主做了平西亲王，在云南带兵，再来造反，倒也不错。”第42回继续写反清群雄对康熙和吴三桂的态度，自出虚构无疑，而亦有同样的历史意趣。归氏三侠决意进宫行刺康熙，群雄中有人反对，认为这是帮了叛贼吴三桂的忙。“众人商议良久，有的主张假手康熙，先除了吴三桂，再图复国；有的以为吴三桂虽然奸恶，终究是汉人，应当助他赶走鞑子，恢复了汉人江山，再去除他。议论纷纷，难有定论。说到后来，众人都望着陈近南，人人知他足智多谋，必有高见。”可是陈近南说了意见后，不但没能把众人统一起来，反而被人攻击：“陈总舵主这话，是不是有些为台湾郑王爷打算呢?”——郑王爷身边奸诈卑鄙的小人着实不少，叫人难以放心。这恼人的事实，就连陈近南都无法为之回护。而且反清之后又如何?也有不同意见，归氏突然冒出一句：“大明的崇祯皇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把向来忠于朱明的陈近南等人吓了一跳[1]627－1632。这两大段描写所蕴含的历史意趣亦非常浓厚。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是在写普通百姓的政治主张，写他们一部分的政治生活，涉及了他们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心态和作为。这是从来史家所不曾写过，不曾留心过，而却是十分重要、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有见识的史家都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到底是怎样创造的呢?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问题，下层百姓是怎样想、怎样做的呢?历史上记载得极少且极不具体。近年西方新史学竭力提倡、要求史学家眼光朝下，不要光关注统治集团、社会上层，而应将注意力放到下层普通百姓之中，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行动。我国史学界普遍认同此点，近年出现不少细致钩稽描述百姓生活事实的史著。《鹿鼎记》这两段描写虽属虚构和揣测，反映百姓心理准确与否、深刻程度如何，完全可以讨论，但这毕竟是金庸用小说的样式实践了新史学的理论，是在小说的戏笔中放进了浓郁的史意，把小说的戏笔化成了沉重的史笔，其创新意义值得重视。 
　　《鹿鼎记》多处写到对宫廷和官场的看法。正史总是说，宫廷是高贵神圣之地，清初的吏治也算得清廉，但照金庸所写，并非如此。小说一再借韦小宝之心眼拿皇宫与妓院作比。看到皇宫的建筑，在皇宫里与众太监赌钱，他联想到扬州的妓院；看到皇帝的寝宫、寝宫的被褥枕头，他心道：“比我们扬州丽春院中的房间，可也神气不了多少。”这或许还是在强调韦小宝的出身，但当韦小宝听老太监说起顺治的后宫情况时，想道：“他奶奶的，这老皇帝的皇后真多，又有一个什么孝康皇后。他的皇后，只怕比咱们丽春院里的小娘们还多。”用的是极俚俗的语言，揭示的却是让人难堪的真理。到了第14回，写陈近南对韦小宝的看法，作者用自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他可不知韦小宝本性原已十分机伶，而妓院与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这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于寻常大人。”[1]519这是何等尖锐辛辣而带总结性的批判! 
　　对官员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小说也随处作了种种揭露。小说写韦小宝初任钦差，负责抄没鳌拜之家，这自是戏笔，但与他同去的索额图教他如何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中饱，却是史笔。小说有意显示韦小宝出身卑微，品质低下，可是从未见过如此世面，比起身为贵族高官的索额图来，他只是小奸小坏而已，他的恶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索额图之流才真是此中老手，而在官场中，索额图还未见得是最坏的。后来，韦小宝越变越坏，在朝中也就越来越有人缘，官也越做越大越做越游刃有余。小说写他教施琅行贿求官，果有奇效；写他故意向吴三桂索贿，反让吴三桂放心高兴；更写他大谈“官场之中，有道是‘瞒上不瞒下’，天大的事，只消遮掩得过去，谁也不会故意把黑锅儿拉到自己头上来”的官场经；写他到扬州公干，因为深深懂得“想贿赂收得多，第一是要对方有所求，第二是要对方有所忌，因此对江苏文武官员恐吓一番”。总之，做了朝廷大员的韦小宝比小流氓时候坏，皇宫朝廷官府衙门也比市井(甚至妓院)更肮脏更险恶。小说第39、40回写韦小宝与他母亲的关系，虽是滑稽夸张的闲文插笔，却也油然渗透着某种史意史趣。妓女韦春芳哪里会想到儿子已然做了大官，仍旧称他“小王八蛋”，仍旧谆谆用妓院行规教导他，不许他偷客人的钱。作者巧施误会法，让韦春芳把小宝做官赚来的大把银票看得就跟偷来的一样，逼着他还给人家，隐喻一个妓女的心灵比贪官还清白些。这也可以说是《鹿鼎记》所要表达的一种史观，一种富于人民性、民主性的历史认识。 
　　《鹿鼎记》的史感史识，或曰对历史的感悟，与作者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密切关连，在小说的很多地方似乎不经意地信笔表现出来。像第16回，韦小宝与神龙教章某交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但转危为安，而且唬得人家一愣一愣。作者乃随笔发挥，对历史生活作出规律性的概括：“他(小宝)在皇宫中住得久了，知道泄露机密乃是朝廷和宫中的大忌，重则抄家杀头，轻则永无进身的机会，因此人人都是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显得高深莫测，表面上却又装得本人甚么都知道，不过不跟你说而已。他将这番伎俩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果然立竿见影，当场见效。江湖上帮会教派之中，上级统御部属，所用方法与朝廷亦无二致，所分别者只不过在精粗隐显。”[1]621在后来的故事中，康熙对付韦小宝，果然也是用了这办法。像这样表现历史感悟的例子，《鹿鼎记》中随处多有。 
　　在戏笔中渗入史意，或把戏笔变成史笔，是《鹿鼎记》小说艺术值得重视的一大特点。当然，金庸很清楚，自己是在写小说，不是在写历史，不但不是写历史，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在消解正统观念中的历史，也不妨说是消解有关历史的正统观念。 
　　小说把韦小宝作为第一主人公，就很有讲究。这样做的初始考虑也许是为了让小说有趣。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是在证明像韦小宝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只要机缘凑巧、时来运到，小痞子小流氓照样能够充当历史舞台的主要演员，照样能够干出一番政治大事，成为历史人物!君不见小说末尾，大名士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竟在劝韦小宝做皇帝吗?这当然纯粹是开玩笑，但吕留良当时心里想：“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王。”这是多么明显地在跟迄今为止一切正史唱反调。由此是否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开国皇帝不是流氓，或至少在争权过程中耍点流氓手段?真圣人、道德家、书呆子，怎能当上皇帝。还会想到：某些在史书里神气活现的人物，某些被塑造为完人的古圣今贤，或者某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人模狗样的脚色，恐怕也可能是韦小宝式的吧?倘若引得读者这样想，《鹿鼎记》之史观可真是反叛性、现代性的了。 
　　金庸对于历史的思考，方面很多，这里再说一点。在畅写毫无政治经验的韦小宝莫斯科之行“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后，书中对真实历史、传统正规史书与民间传说、小说戏剧说书之间错综复杂、相辅相成却又难以理喻、罕有人思及的有趣关系作了一段说明。这段文字(包括正文与注语)不长，含意却相当丰富。其大意似可概括为以下数条：(1)史书因种种原因，并不能尽记史实；(2)未被史书记载者，却未必不是史实；(3)小说戏剧说书恰恰就要写出被历史所遗漏的故事(不一定是史实，但也不一定绝非史实)；(4)小说戏剧说书所讲的故事，往往凝聚民间的智慧，而通过某些历史人物影响于长时段的历史；(5)所以，小说戏剧说书自有一般史书所没有的力量和功用[1]1421。我们试把金庸的小说语言加以逻辑化，是不是挺像一种说理文章的提纲?其观点对否，尽可见仁见智，但蕴含其中的历史意趣，是不能否认的。原来，小说和历史真的可以并无绝对界限(相对界限还是有的)。正史中有小说，笔者曾有专论，有兴趣的先生可费心参看[2]。小说可有史之意趣，这是我们对《鹿鼎记》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学术界先生们的评议和审定。至于当代小说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主客观两方面均颇具历史意味，这已有很多人说过，我们也是赞成的。 
　　金庸《鹿鼎记》的创作实践证明，小说即便是被一些人轻视的、以为不过是娱乐消闲之资的武侠小说，也是可以蕴含历史内容、历史道理和历史意趣的，而且可以很丰富很深刻。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言，小说是否含史，是否含有历史意趣，历史意趣的浓淡，对作品的思想高度、文化蕴涵、艺术品位，总之，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关系很大。当然关键不在于写入的史实多少，而在于作者史观、史感、史识、史论的表现是否丰富、高明和深刻。从金庸全部小说来看，他是个历史意识很强，历史感很丰富细腻的人。他的小说往往置于程度不等的历史背景之下，往往具有多少不同的历史因子。而到了《鹿鼎记》，虽在情节安排上仍采用许多旧套，如江湖上仍是派别林立，如各派都在寻找《四十二章经》，犹如另几部小说之争寻和抢夺某种武林秘籍，但却与真实历史贴得更紧，抒写史观、史感、史识，发表史论、史见的地方更多，从而在主观上将一部武侠小说当作历史小说来写，以满足他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评论的癖好。金庸早已功成名就，名满天下，但他会在耄耋之年毅然负笈英伦，正式投师学史，撰写史学论文，攻读史学博士学位，看来是有深刻强烈的内在动因，而绝非偶然，更非一时冲动。仅用小说形式表露史感史识，对金庸来说显然还不过瘾、不痛快，故他还要投身纯粹史学的海洋中去徜徉浮沉一番。如果真是这样，衷心祝愿他心想事成! 
　　 
　　收稿日期：2006－11－ 15 
　　作者简介：董乃斌(1942－)，男，江苏扬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