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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诗人到陆游姜夔

作者:郭绍虞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     时间:201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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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庭坚诗有特殊的风格,但是又有可以遵循的方法,因此可以别成一体,同时也容易演成一种宗派。所以到了吕本中就写成《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同时又有《江西诗派诗集》和《江西续宗派诗》的选辑。(《宋史·艺文志》称吕本中编正集,曾?编续集)黄诗在当时诗坛确是成为一道洪流。
  因此,江西诗人之诗论,又是山谷一派之绪余,另成一个系统。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一节云:“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不可。”这正是说明江西诗社中人的论诗主张,是同一论调,同一关捩。盖自山谷《奉答放公定》诗有云:“自往见谢公,论诗得濠梁”,已重在“有所悟入”,(见任渊注)则知传江西衣钵者,其论诗当然也重在“悟”了。
  现在,先讲陈师道的诗论,师道字无己,号后山。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称:“先生学于曾公,誉望甚伟;及见豫章黄公庭坚诗,爱不舍手,卒从其学。”所以他当然是江西诗社中人。他的作诗,昔人称其重在苦吟,每偕及门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甚至其家婴儿孺子亦抱寄邻家,其精思苦吟如此。所以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谑,(《病起荆江亭即事》)而其《赠陈师道》诗亦有“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日晏肠鸣不俯眉,得意古人便忘老”诸语。当然的,陈氏的《自咏绝句》,更应有“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且疲”之叹了。(见《后山集》三)
  以他这样苦吟,故其所谓“换骨”云者,实即是火候到时的境界。其《答秦少章诗》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工夫深时,自然能换骨的。这虽以学仙为喻;但亦未尝不是禅宗的方法。我们看明释礻朱宏《竹窗随笔》中所论换骨一条即可知学仙学禅初无分别。他说:“陈后山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予亦云学禅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故学者不患禅之不成,但患时之不至;不患时之不至,但患学之不勤。”据此,诗与仙禅也可谓是同一关捩,其工夫全在一“悟”字。
  今世所传《后山诗话》,固不足信,然亦未尝不可于其中节取数语看出他的论诗宗旨。如所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云云,这正是江西派的论诗主张。陈氏《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诗说:“近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后山集》九)也是这种意思。所以我疑此书本是后山未曾写定之本,以出后人编次,也就不免有些增益窜乱罢了。
  于次,再一言徐俯。徐氏论诗,《艇斋诗话》称其“论诗说中的”,现在以未见《东湖集》,不知所谓中的者何指;但曾敏行《独醒杂志》有一节云:
  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故彦章每谓人曰:“某作诗句法得之师川。”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四十九引《吕氏童蒙训》亦述徐氏语云:“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这道尽眼前景致的方法,不知是不是即所谓“中的”的意思。眼前景致本可入诗,能把眼前景致,以意剪裁驰骤约束,这似乎也是单刀直入手段,谓为中的,原也未尝不可。不过如《独醒杂志》所云:“准此程度一字变道不成”,而师川以为“此后当能诗矣”,这些话便说得迷离恍惚,不可捉摸。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谓:“宋人论诗高者如捕风捉影”,如师川此说就是这般。或者当时江西诗人都带一些禅味,师川也未能免俗,不免堕于禅门习气了吧!
  又《艇斋诗话》有一节云:
  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小车无︷。
  时人论诗,本是各有自得之处;所以《艇斋诗话》又云:“山谷论诗多取楚词,东湖论诗多取选诗。”各人之所嗜虽不相同,要之都是陈师道之所谓“高学”,决不偏徇流俗之见的。因知《沧浪诗话》所谓“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云云,也从江西余唾得来。
  因其如此,所以江西诗人也都有一些自立的气概。即如徐氏虽为山谷之甥,并且也是江西派的诗,但他磊落不群之气,终不肯屈居人下。所以晚年有人称其源自山谷者,他不以为然,答以小启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之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见赵钅弋《?林子》卷一)他于山谷犹且如此,何况余子!所以《吕氏童蒙训》又云:“徐师川言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渔隐丛话》前集三十七引)这是江西诗人所共持的态度。黄山谷云:“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江西诗人持奉这种信条,安得不愈变而愈离其宗。
  最后,再一言吕本中之所谓“话法”。吕氏关于论诗之著凡有三种:一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选集而兼论评,这是江西诗人的总集。一为《紫薇诗话》,则论诗而及事者为多,又为江西诗人的小传,或遗闻轶事的记载。其又一则为《吕氏童蒙训》,其论诗主张,大率在是,这又可作为江西诗人之诗论观。
  不过因于《童蒙训》本为家塾训课之本,所以一方面论为诗文之法,一方面又论为人之法。盖本中本是北宋故家,及见元?遗老,师友传授,具有渊源,故言理学则折衷二程,论诗文则取法苏、黄。他在政和、宣和之间只与王氏之学立异,而于元?程苏之学则不复分别,所以是书虽多论诗主张,而不全是论诗。至于今传各本《童蒙训》中论诗之语既被汰除,于是别有辑其论诗之语称为《童蒙诗训》者。明叶盛《绿竹堂书目》(四)及杨士奇等所编之《文渊阁书目》(十)均曾著录,但此书亦不可得见。近来,我就《渔隐丛话》诸书所引各条,掇拾遗文,辑入《宋诗话辑佚》中。
  吕氏论诗重在悟入。《童蒙训》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所以《紫薇诗话》自述答晁叔用语云:“只熟便是精妙处”。熟,即活法,即工夫,即悟。其《夏均父集序》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知是者可与言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引)所以活法是从规矩备具以后的悟的境界,不是可以侥幸获得的。后来赵蕃之诗完全遵守江西法度,故其《与琛卿论诗》一绝谓:“少法端须自结融,可知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斯文日再中。”(《淳熙稿》十七)这完全是吕氏这一些话的翻版。吕氏又有《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云:
  《楚词》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渔隐丛话》前集四十九引)
  又其序《诗社宗派图》亦谓:“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这些话都近禅门话头。盖江西派论诗虽好论诗法而能不泥于法,所以下了工夫总须换骨才妙。能到换骨境地,然后才能度越诸子,自成一家。吕氏《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云:
  欲波澜之阔,先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试取东坡黄州已后诗,如种松医眼之类,及杜子美歌行及长韵近体诗看便可见,若未如此,而事治择,恐易就而难远也。退之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如此则知所以为文矣。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后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便能有所悟。悟入之法,或自工夫中来,此即陈师道所谓:“时至骨自换”之说;或自遍考中来,即韩驹所谓:“未悟且遍在诸方”之意,如《童蒙训》云。
  前人文章各一种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江流,予亦沙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鲁直:“夏扇日在摇,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渔隐丛话》前集八引)
  此即遍参之意。江西诗人一方面体会到各人的句法,一方面又不欲流于摹拟剽窃,所以从夺胎换骨之说,一变而为悟入之论。实则这种悟入,依旧偏重在纯艺术方面,所以与苏轼一派之所谓悟,毕竟有些不同。不过,既有所悟,也就有所自得;有所自得,也就可以自立门庭而合于苏派之所谓悟了。所以到了南宋,陆游姜夔也就各成风格,非复江西面目了。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所著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剑南诗稿》八十五卷。他的诗名掩其文名,故其所言,亦以偏于论诗者为多。
  放翁诗法传自曾几。《诗人玉屑》载赵庚夫《题茶山集诗》所谓:“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者就是指此。而陆氏所作《吕居仁集序》也自称源出居仁(吕本中),二人皆江西派,所以放翁诗原自江西派入,但他能不袭黄陈旧格,自辟一宗,故其作风遂与江西派不同。
  他何以能如此呢?实则他即循着江西派的理论做去,而在合以道学家的思想而已。江西诗人之论诗,没有不重在自得,也没有不重在自然的。自得与自然,本是江西诗人与道学家论诗之共同之点。而他则循此做去,兼有两方面的长处,去了江西诗人的纯艺术论和道学家的唯心论,于是结合时代,接触现实,也就别创诗格,转与江西作风不相类似了。
  其《示子?》一诗自述学诗历程云: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市侩。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犭会!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剑南诗稿》十八)
  此诗最为重要,颇足见其论诗主张。所谓藻绘,所谓怪奇,都是诗内工夫。“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即是说学诗不应专致力于这些方面。学诗而专工藻绘,不能谓为自得;学诗而过事怪奇,又不能蕲其自然。所以需要诗外工夫。因此,对于放翁诗论,于其江西诗学之外,更应注意他和道学家思想的关系。他受了道学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一方面悟到诗要有为而发,也就对于南宋半壁江山,偏安妥协的局面,不免感到不满足,而满腔愤激,自有北定中原之志。这样,就从反现实主义走上了现实主义,使他成为南宋特出的诗人。另一方面,他的热情豪志无可发展,于是寄情诗酒,归于闲适,但是这也是受当时道学家的影响。在这方面,并不是他最特出的一点,不过因此不再在藻饰怪奇上下工夫,所以也能使他跳出江西诗派的小圈子。
  先就其所谓自得者言。放翁《夜吟诗》云:“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笔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剑南诗稿》五十一)这还可说是江西诗人的说法。后山所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即是此意。寒灯一笑,即是悟境,而金丹换骨又从工夫深处得来,所以顿悟不离于渐修。他又有《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首》,谓:“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这是未能自得之时,所以虽有虚名难免惭色。待到“四十从戎驻南郊,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这原是与诗不生关涉的境地,可是到此时节,“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见《剑南诗稿》二十五)那么,正与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而悟笔法,是同样情形。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触悟的关捩原不限于一端,夜来一笑,冷汗一身,眼前景物,随处都成悟境,这也可说是江西诗人之所谓悟,所谓自得。但已接触到现实,也就不是江西诗人的论调所能范围的了。至其《示儿诗》云:“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见事可怜迟。”(《剑南诗稿》二十五)则又近于道学家的论调了。此外,如:“万物备于我,本来无欠余;窭儒可怜生,西抹复东涂”;(和《陈鲁山》十诗)又如:“文章最忌百家衣,炎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云云,(《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显然又与道学家之所谓自得是同样的主张了。
  于此,再就其所谓自然者言。其《六艺示子聿》一首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尔孰如丁解牛!”(《剑南诗稿》五十四)这即吕本中所谓“只熟便是精妙之处”之意。其《读近人诗》云:“琢?周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剑南诗稿》七十八)此即“工夫深处却平夷”之意。此虽非工力所能致,却除工力外别无致之之道。这是江西诗人的意思。至如《杂兴》四首之一云:“诗人肝肺困雕镌,往往寿非金石坚,我独适情无杰句,化工不忌遣长年。”(《剑南诗稿》七十三)则又俨有邵康节作诗自适的风度了。所以他在《曾裘父诗集序》中以“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之境为难之尤难。(见《渭南文集》十五)此又近于道学家之所谓自然。这是陆游诗论突出的地方。
  在江西诗派以后,在《沧浪诗话》以前,可以看出诗论转变之关键的,应当推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了。姜夔字尧章,鄱阳人,自号白石道人,深于诗学,尤善填词,为一代词宗。宋史无传。清严杰、徐养原等,补拟其传,见阮元所辑《诂经精舍文集》中。近夏承焘先生,又撰《补传》载《燕京学报》二十四期《白石道人行实考》中。
  此《诗说》一卷,自序谓淳熙丙午得于云密峰头老翁,那当然是托辞。但此书论诗,有些特见,又与一般诗话偏主述事,体近笔记者不同。所以在《沧浪诗话》以前,也是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我旧作《论诗话绝句》云:“恒蹊脱尽启禅宗,衣钵传来云密峰,若认丹邱开妙悟,也应白石作先锋”,意即指此。
  论到他的《诗说》以前,先应一读他的《诗集自序》。
  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酝故所出亦异。┅┅近于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予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自叙》一)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祠堂本有不字)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正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自叙》二)
  此二篇《自叙》颇为重要,可与其《诗说》所言相互发明。他自己说:“余之诗盖未能进乎此也”,这虽是谦辞,但就诗而论,我们也承认这句话的准确。因为一时代自有一时代的文体,并且在这方面的造诣,这是风会所限,难以自超的,所以姜氏论诗,见到此而未能进乎此;姜氏作词,不必见到此,而可说已能进乎此。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欲以其诗说改为词论,(见卷十二)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固然不必如此,总之可说此一卷《诗说》是他作诗作词时体会有得之谈,自是无可疑的。
  江西诗派到南宋初叶都起了变化。当时几个大家都是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这即是江西诗论提倡活法的结果。白石论诗,恐怕也受此种影响。他并不废法:──“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诗法在当时仍不妨是认诗的标准。至于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则又是吕本中之所谓活法了。
  论活法,无定而有定,有定而又无定,不可捉摸,似乎已说得够微妙了,然而犹有诗之见存。白石说得好:“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讲法度,固嫌其拘泥;讲变化,也还不脱化。必也无见于诗,然后才到悟境。能到悟境,才到妙境。到此地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所谓:“学至于无学”,才是学之止境。所以求与古人合或求与古人异,都只能做到“工”的地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才能达到“妙”的境界。所以他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工在字句之间,妙超字句之外,然而妙仍不能不寓于字句之中,所以说:“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白石所悟,即要悟这超于字句之外的妙境,所以要无见于诗。因此,我们要辨别白石与江西诗派之言悟虽同,而所悟则不尽同。
  于是,白石指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当然,此四种中尤重在自然高妙。这种高妙,不能于字句中求之,不能于法度中求之,然而,仍和江西诗派一样没有跳出纯艺术论的范围。
  这是白石由江西诗人之诗论再进一步的见解。
  然而白石诗说,似乎还不止于此。他在当时也很受道学家的影响。道学家用兴的方法以观诗,所以要体会到诗人之志,所以要优游玩味。他也有这些意思。如论三百篇云:“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如论陶渊明云:“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他要“以心会心”,他要体会到诗人之趣诣,于是便与道学家之优游玩味相近。又道学家既用兴的方法以观诗,所以尤重在兴起人的善心,而推断到诗人之性情也是温柔和平的。白石也有这些意思,如云:“喜词锐,怒词戾,哀词伤,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此又同于道学家的口吻。所以他论诗讲到涵养,讲到气象,都不能与道学家之诗论没有关系。他与道学家不同者,道学家总牵涉到道,总牵涉到用,而他却全不讲这些,纯粹在诗的立场以立论而已。
  于是白石又指出如何能耐人寻味的方法:“──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是已。意尽词不尽,如抟扶摇是已。词尽意不尽,剡溪归棹是已。词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已。所谓词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语,非谓词穷理穷者也。所谓意尽词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者,则词可以不尽矣,非以长语益之者也。至如词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辞中已仿佛可见矣。词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在此四种中当然又以词意俱不尽为最高。所以他再说:“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这又是白石由道学家之诗论再深一层的见解。
  于是,白石诗学始可得而言。他是从江西派解放出来,而悟到学即是病,因此,作诗不泥于诗法。他又是从道学家转变过来,而只就诗论诗,因此,读诗不仅是感发善心,而更重在领略余味。所以白石诗论不能说是江西派的诗论,不能说是道学家的诗论,然而与江西派和道学家之诗论都不能不发生关系。
  他从活法进一步而指出超于法的境,他从兴再深一层而讲到韵味,这样,所以与沧浪所论为很相类似了。《渔洋诗话》称:“白石论诗未到严沧浪,颇亦足参微言”,正可在这方面看出它的关系。
  然而,《沧浪诗话》所言不免故为高论,多作可解不可解之言,以自欺欺人,而白石则确是于甘苦备尝之后发为体会有得之言。渔洋称其足参微言,即以有些类似神韵之说;而称其论诗未到严沧浪,则又以白石所论,毕竟不全是神韵之说,不全是架空之谈。
  白石《诗说》,《渔洋诗话》中称引之而且赞许之,《随园诗话》中也称引之而且赞许之。这便是白石与沧浪不同的地方。白石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这便兼有神韵、格调、性灵三义。白石又说:“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鸡林其可欺哉!”这也是神韵之中,更有性灵存在。
  然而,白石《诗说》不过在这方面比《沧浪诗话》稍胜一筹而已,它和《沧浪诗话》毕竟有同样的缺点,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一样带有唯心的色彩。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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