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间，由一般作家的作风而言，可以别为三个时期：前一个时期──隋及初唐──约占一百多年，是作风将变，明而未融的时候；此时文学因为积重难返，还不免承袭梁陈之余音。中一个时期──旧时所谓盛唐及中唐──也占一百多年，是作风丕变，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一时期的诗文，才奏摧陷廓清之功，改变了以前骈俪的面目与浮艳的作风。后一个时期──晚唐及五代──也占一百多年，又是骈俪余波，回荡振转的时候。所以若从古文的立脚点而言，则此期的文学史差不多成为弧形的进展。

　　至于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评主张而言，也可以复古运动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个时期，不过在前一时期是酝酿时代，中一时期是高潮时代，后一时期是销沈时代而已。

　　隋代时间虽短，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一个转变的关键。隋文帝开皇四年，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至付所司治罪。而当时李谔也有《上隋文帝书》，想纠正当时文体轻薄的风气。他说：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这一些话虽则很平常，但对唐代的思想却很有影响。魏徵《群书治要序》谓：“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这也同李谔一样想从上而下改革这种风气。武后时薛登为左补阙，以选举颇滥，上疏请“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旧唐书·薛登传》）肃宗时杨绾条奏贡举之弊也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当时贾至议亦谓“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旧唐书·杨绾传》）类此的议论在唐人文集中也很多，这就可以看出唐代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

　　王通，《隋书》无传，惟附见于新、旧《唐书》王质、王勃、王绩各传，称为“隋末大儒号文中子”而已。他的著述流传的有《中说》十卷，不过《中说》中所说的事实，颇多抵牾不合之处，于是有的怀疑《中说》不是文中子所作，有的并且怀疑文中子其人的存在。实则《隋书》虽不为王通立传，而唐人言之凿凿，不得谓实无其人。（见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十三及明焦?《笔乘》二）至于《中说》是否出他所撰，固成问题，但如洪迈《容斋随笔》疑《中说》为宋代阮逸所作则不免断得太勇。（见宋叶大庆《考古质疑》）至多只能如焦?所谓“阮逸不无增损于其间”。（见《笔乘》二）所以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唐时已有《中说》，不过《中说》的写定者却有些问题：有的称为杜淹所撰，（见白?《湛渊静语》一）有的称为薛收、姚义所撰，（见卢锡曾《尚志馆文述》一）有的称为王凝父子所撰，（见俞正燮《癸已类稿》十四）有的称为王勃所伪造，（见章炳麟《检论·案唐》篇）总之都不过一种揣测之辞，没有坚强的左证，也就不容易作肯定的论断。同样是一种揣测，我以为焦?、纪昀、陈兆仑诸人所言比较近似。焦氏谓此书原出王通所撰，（见《续笔乘》三《王勃集序》条）证以《新唐书·王绩传》所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可以知道此说不致大谬。那么《中说》既是王通所撰，何以事实会有抵牾呢？于是纪昀疑为其子福郊、福?辈虚相夸饰的结果，（见《四库总目提要》九十一）于是陈兆仑疑为其徒姚义、贾琼之属取其言而实之以人与事，（见《紫竹山房集》六）这种揣测，还不很远离事实。《朱子语类》也说：“《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所以我们这样的假定，如果不很错，那么在《中说》中间，还可以看出王通的思想。

　　王通既号称隋末大儒，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经济发达的唐代也就起着一定的影响。例如《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总攻击，这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其《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他于南朝文人中比较满意的只有颜延之、王俭、任?三人，称为“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因此对于当时文学下个总批评：“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由于这样比较的结果，于是提出复古的主张。《天地》篇云：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这即是后来韩愈《送陈秀才彤序》所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二语之所本。《中说》虽不显于当时，但到了中唐以后却是相当流行的，所以这种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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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