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文类特点并对之进行“囿别区分”（刘勰语），是文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最富于文学性的一项内容。因此，世界各国的文类学无不诞生于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初始阶段，而且一直为历代学术所关注。不过，历时久长的传统文类学因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在本世纪，西方的现代文类学却积极探索，迭创新论，从而促使具体的文类学批评和研究也日趋活跃。这种情况，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明显有所反映。
　　西方的文类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已经做了为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的尝试；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宗明义，声称要对诗歌本身、诗歌种类及其本质进行研究，更是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文类学。他们按照模仿或表现方式即非个人性叙述、戏剧化表现和直接叙说，把作品分作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的做法，对后来文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罗马修辞学家（如西塞罗、昆提连）和诗人贺拉斯阐明了一些文类细则，而较少创见，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文学类型限制着感情的自由发抒，起而反对世代相沿的文类规则，是文类学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维多利亚时期，还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意见：第一种持进化观点，认为文类从原始形态向人工形态过渡；第二种肯定混合形态的作品，认为纯粹的文类在创新者的笔下必然会发生变形，混杂新因素，甚至可能完全消亡；第三种则置根于相反的设想，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无不自然而然地分作戏剧类、抒情类和叙事类三种。后来这三种意见，也程度不等地波及到了二十世纪的文类学研究。
　　然而，影响本世纪文类学理论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众多新兴文艺思潮的冲击。有的学者虽从旧说出发，但常常加以较多的引申；有的学者则力图另砌炉灶，独立门户。他们基本的“文本”观（即对它的性质、结构和作用的看法），决定着他们所坚持的新理论。由于种种文艺流派几乎均有自己独特的文本观，新出现的文类学理论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了。另一方面，本世纪现代派的文学创作，常以打破传统文类界限为能事，以致于使人们怀疑传统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鸽巢”，是否“宜于栖息像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福克纳的《女尼的挽歌》这样的大鸟。”1 这种光怪陆离的文学创作，无疑也为文类学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下面，我们来看看在本世纪出现的几种主要倾向和观点。
　　有几种流派，表现出了否定或轻视文类学概念的倾向。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因承浪漫主义的余绪，把文学类型斥之为“虚假的区分”。他坚持认为，每一个作品即是一种类型，即是一种审美对象，一般性概念与它毫不相干。新批评派强调文本是“语言学事实”，专门从意象、比喻、悖论、反讽等内在因素或结构中去寻找诗歌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作品的文类特点似乎远离了基本的文学性。解结构主义宣扬作品意义游移不定的文本性（ textuality ）理论，自然会摒弃众所咸认的关于文类的权威解释。后结构主义理论所关注的，一般是文本、写作（ecriture）和话语，也没有给文类的区分留下什么余地。
　　芝加哥学派与上述倾向相反，他们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因此这一流派又被称作“新亚里士多德派”），重视文类研究，力图说明文学类型的规则，如何支配文学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历史上形成的文类各有独特的形式和结构，如同生物门类的特点那样确切存在，可以辨认。他们提供了一套分析文学作品中情节、模仿行为、人物和措词（即亚里士多德的戏剧“因素”）的研究方法。
　　诺思罗普·弗莱是原型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评的剖析》一书，被认为是文类研究的重要著作。在该书中，他试图描述整个文学、而非具体作品的文类特征，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些直接或间接划分文学类型的方案。譬如说，他根据基本的叙事模式，建立了与天时、四季互相平行的循环体系：喜剧（春天）、传奇（夏天）、悲剧（秋天）、讽刺作品（冬天）；根据作品表现形式中艺术家与读者（或听众、观众）交流的关系，在传统认可的三大类型（史诗、戏剧和抒情诗）之外，又增添了“散文”一类。从这些分类的尝试中，可以看出他旨在辩明文类间内在关联的趣向。
　　结构主义者重视文本，甚至宣称作品完成以后，作者就已经“死亡”了。他们认为，文本里存在着的“语法”即结构，使之得以交流并产生意义，而文类常规是影响这种结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文类不是分类的体系，而是交流的语码；用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话说 ，文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功能，一种维系世界的特殊纽带，它作为规范或期待，而在读者接触文本时起引导作用”。2 读者不同的期待，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方式。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则认为，弗莱的分类方策既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又不应该在文本的表面层次，去寻找借以形成文类的结构。他为某些文类（如怪诞作品等）所做界定的标准，正是属于抽象层次。在《文类的起源》一文中，他针对文类何从来的问题，一方面肯定历时性研究的作用，一方面强调从共时角度观察文类变化的重要。3 托氏的观点，实际上拓宽了文类发生学的思路。
　　 其他学派的许多学者，如巴赫金、赫什（E. D. Hirsch）、姚斯（Hans R.Jauss）、阿利斯泰尔·福勒（Alistair Fowler）等，也在文类学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建树。此外，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开展，对于西方的汉学研究来说，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起来看，本世纪新兴的文类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关注表面形式特点的传统做法，而倾向以哲学思考代替简单的历史描述或客观描述，以内在模式或结构代替旧有的分类标准和原则，因而似乎具有研究文类而超越文类的趋势。关于这种情况，保罗·赫尔纳迪（Paul Hernadi）做了如下的解说：
　　在我看来，现代文类批评的佼佼者较多哲学性，而非历史性或规定性：因为它们试图描述可能借以创作的几种基本的文学类型，而非已经创作出来的或者（按照批评家的眼光）应该创作的多种作品类型。结果，当代最佳的作品分类法，使我们的眼光超出了它们所直接关心的事物，集中在文学的秩序上，并非集中在文学种类的边界上。4
　　正因为在现代的文类学研究领域，有着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的渗入，才为它向纵深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不过，在借用其他学科的透视角度和研究方法而进行深化的同时，如何使作品的文学性免遭破坏，如何消除顾此失彼的现象，仍然是现代文类学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研究的目的，克劳迪奥·纪延（Claudio Guillen） 的看法与赫尔纳迪有所交叠，但前者似乎更全面些。他明确宣称，现代文类学既要“后顾”，又要“前瞻”；也就是说，它既要顾及业已存在的文学类型，又要以特定的文类学概念去激励作家写出新型作品。5 就方法论而言，迄今为止，现代文类学已经建立了综合考察法、深层透视法、中西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并在实际研究（包括汉学研究）中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