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当先民在龟甲、兽骨上契刻占卜文字，同时刻画出中国文明史的破晓时分;一百多年前，当甲骨不再仅被视为碾碎药用的“龙骨”，凝结着人类智慧的文字终于刺破历史的尘埃。

  殷墟，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甲骨文，被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考古百年时光流转，现代人类对古老文字的探索孜孜不倦，千年甲骨在今世又有何光芒?

  “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了解现在、做好现在的事情是为了将来，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被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81岁的刘一曼眼中泛光。两度参与甲骨文重要发现、近五十载时光与甲骨相伴，这位被评为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的耄耋老人亲身书写这一时代交融命题的答案。

  探索未知：还有多少甲骨文未释?

  谈及甲骨发掘的最大收获，刘一曼认为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未知的不断探索，这也是考古最吸引人之处。“很多次发掘都是偶然发现的，甚至是当天上午去现场，都不知道这天还会发现什么。”刘一曼说，“是好奇心让我不断探索未知。”

  1972年，刘一曼主动要求到安阳进行田野考古。因为从小活泼好动，对历史又极感兴趣，1957年她从广东老家来到北京求学，15年后她的人生轨迹因为这次主动请缨又与另外一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结缘。

  不过那年秋天却让刘一曼略感失望，在她参与的小屯西地发掘中仅发现四片刻辞甲骨，其上文字不多。“我所负责的探方未出甲骨，当时我想将来如果我也能挖到就好了。”

  第二年刘一曼来到安阳待了8个多月，这次收获颇丰：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刘一曼亲手发掘出土近3000片有字甲骨，她所主持发掘的H24坑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该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单位，且出土不少大片卜骨。

  这次挖掘为研究商代的历史和甲骨文增添了宝贵资料，对卜辞的分期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甲骨都是科学发掘出土，有可靠的地层关系，从而解决了卜辞分期中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因此1973年的这次发掘被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要发现。

  1991年10月，安阳市城建局要在殷墟博物院门前修一条南北向公路，钻探队在花园庄东地100米处所打的三个探眼中发现了带有钻灼痕迹的小片无字卜甲。被初步断定为甲骨坑后，刘一曼被请来火速支援。

  “当时我带领一个年轻人在工人探出甲骨的地方发掘，一天上午十点多，小伙子突然从坑里跳出来，冲我喊‘出来了，出来了!’我跳下坑看，果然是出来了文字，那时候简直太高兴了。”

  在刘一曼的主持下，这片被命名为“花东H3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有字甲骨689片;卜辞内容新颖，反映出主人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高级贵族，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对于刘一曼而言，甲骨发掘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片片甲骨。相对于挖掘和清理工作，对甲骨文的整理需要更多的精力。“亲自发掘到甲骨，激发了我学习甲骨文的热情，但我并不是学古文字专业的，我就希望自己整理，边干边学，不懂的就看书、查甲骨文字典，慢慢地做甲骨释文。”

  刘一曼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考古工作站就在小屯村西，农村电力供应不足，考古队员每个房间都有一盏煤油灯，无数个夜晚她都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或工作。

  据统计，殷墟甲骨迄今为止大约发现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有35000多片;目前出土的甲骨文约有4000多个单字，学界公认的已释字约有1000多个。

  直到现在，考释仍是甲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几年前一则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可单字奖励十万的消息，被解读为现实版“一字千金”。对此刘一曼笑言，这对甲骨文的普及有一定意义，但释字是一项基础，在此基础上与考古学的深入结合才是更大的意义所在。

  “比如在小屯西北地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墓中出土各类文物1928件，对妇好墓的断代研究，也是参考了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当中有200多条有妇好活动的记载，结合这个墓出土的文物就可以判断墓主是武丁的配偶。”刘一曼说，考古挖掘的遗迹或者遗物可以通过甲骨文更好阐释其意义。

  两岸情谊：“他非常想再回殷墟看看”

  刘一曼说，历史上殷墟甲骨文三次考古发掘的成果，体现了科学性、集中性和丰富性，而第一次重要发现更是为甲骨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这次发现绕不开一个人名——石璋如。

  1936年6月12日，在第13次殷墟发掘即将结束时，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了YH127甲骨窖穴。参与此次发掘工作的河南籍考古学者石璋如等人采取了整坑窖穴搬运至南京的方法，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室内考古发掘的先河。

  经过数月整理后，最后统计YH127坑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一次重要发现，YH127甲骨窖穴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

  事实上，石璋如前后12次参加或主持殷墟发掘，被誉为殷墟发掘的“活档案”。历史风云际变，石璋如辗转来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讲授田野考古，使得一度濒临中断的台湾考古学重获生机。

  不过石璋如最关心的还是殷墟。上世纪90年代刘一曼主持发掘花东H3坑后，将考古成果撰写文章《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发掘记》发表，海峡对岸的石璋如看到后非常重视，马上撰文《殷墟大龟版五次三地出土小记》在台湾予以介绍。

  1998年5月，刘一曼赴台湾参加“殷墟考古老少谈”学术交流，终于见到了时年96岁的石璋如。“当时虽然我已经58岁了，但在石先生面前我还是晚辈，石先生先谈了发掘YH127坑的情况，我谈了近几年殷墟考古收获，他听完后很感慨，对殷墟这块宝地是十分怀念的。”

  刘一曼说，石璋如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能再回殷墟看看，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未能成行。他的儿子石磊曾来殷墟，替他实现了愿望。有同事同行到安阳交流，石璋如总嘱咐他们多拍摄些照片带回给他。大陆的同行们也曾邮寄来一些考古报告，老先生很是高兴。

  石璋如在生命晚期对学术仍充满雄心，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被誉为“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海峡两岸学者对殷墟甲骨文和其他出土文物都做了保护整理研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为保护好三千多年前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传承优秀中国文化是大家共同责任。”刘一曼说。

  世界记忆：从一枚邮票说起

  1996年9月，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举行，为纪念这次大会发行了《中国古代档案》特种邮票，第一枚就是以刘一曼亲自挑选的一片甲骨为样本，被命名为“甲骨档案·商代龟甲”。

  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般认为，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这说明，甲骨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研究世界文明进程也很重要。”

  刘一曼介绍说，甲骨文是世界四大古文字系统中唯一传承到今天的文字，甲骨文的字形、字体结构、行款、语法等与今天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基因，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了解现在、做好现在的事情是为了将来，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对甲骨学的探索并不是中国一家“单打独斗”，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皆有研究。无论是共赴学术会议，还是互寄出版的研究著作，中国甲骨学研究者始终保持着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刘一曼同样认为，只有大家共同切磋交流才能促进甲骨学的发展，因为“甲骨学已经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近十几年来，拓本、摹本、彩照、释文、索引五位一体的甲骨文著录逐渐得到推广。从广义上看，甲骨学研究包括整合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文化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深入研究甲骨文所记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甲骨卜辞的一些自身规律，是一门多元的专门性学科，因此更需要传承发扬。

  23年前石璋如与刘一曼进行殷墟考古老少谈，如今刘一曼也经常与年轻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座谈。目前中国国内有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院校开设古文字研究所，培养的硕士、博士有百余人。“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而且也要把它发扬下来。”

  “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这句话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广为流传。刘一曼说，未来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后人继续深入，比如将甲骨文资料电子化、数据化、建立甲骨文信息数据库，计算机人工智能深度识别甲骨文关键技术研发，甲骨文三维数据建模档案建设，甲骨文契刻工艺三维微痕分析等。

  “将甲骨文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今后必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刘一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