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17日清晨，一位叫何建功的村民敲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负责人徐广德的大门。何建功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花园庄村——花园庄村是殷墟宫殿宗庙区内的两个村庄之一，大名鼎鼎的妇好墓就是这一区域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可能有人想盗墓!

  得知这一消息，徐广德马上带着刚刚毕业才工作一年多的何毓灵赶赴花园庄村东查看。

  据何建功消息，夜间有人在此地麦田中活动。华北的冬季十分寒冷，土地上冻，并不利于考古发掘工作。往年这个时节，安阳工作站进行的是室内修复和整理工作。何建功报告的这处墓葬，考古队发现于当年11月，因判断保存完好，原本打算来年春天解冻后再申报发掘。但等不及了。

  在麦田现场，几十平米的区域内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孔，这些孔由不同孔径的洛阳铲钻成。此时出现在麦田中的大孔，并非考古队调查钻探所用的小孔径洛阳铲所留——这些大孔主要用来装填炸药，往往被盗墓贼用来快速盗掘古墓。

  为了与盗墓贼争分夺秒，徐广德马上要求何毓灵组织人力准备发掘。当晚，包括何毓灵在内的五人搭建简易工棚，在路口进行值守，“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当机立断的话，可能墓葬在一夜之间就被盗了。因为现在盗墓非常快，他们用炸药炸个洞，然后钻进去，很快就把器物盗掘出来了。”

  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从墓葬填土中清理出来了盗墓贼安装的炸药引信，还在墓室底部发现了大量“探针”留下的针孔。这种“探针”细如铜筋，无须带上土壤就可探测墓内随葬品的位置。

  这些发现让考古队更加感到庆幸。这次抢救性发掘，让一位沉睡在殷墟地下商代贵族和他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再现于世人面前。

  殷墟：考古学人的富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殷墟进行发掘，是很幸运的。”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对殷墟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守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已有22年。深知这片遗址的重要意义。因为“一片甲骨天下知”的河南安阳殷墟，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10月13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会同河南省人员郭宝钧等人到安阳进行第一次试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

  选定殷墟进行发掘并非偶然，“五四”以后出现的“疑古思潮”摧毁了传统的古史体系，当时的学者迫切需要借助由西方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考古学，来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在此种背景之下，此前已有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出土而判定的殷墟便成为了起点。

  殷墟发掘第一阶段的前三次发掘，目标主要是寻找甲骨。据李济所著的《安阳》一书记载，第一次试发掘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董作宾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释。在接触了董作宾个人并阅读了他写的发掘报告后，李济认为，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都城。此后的发掘也逐渐转变成对整个殷墟都城的全面揭露，宫殿、王陵、贵族墓葬等遗迹，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大量遗物，直接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发掘之后，1950年至1979年，殷墟考古发掘进入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殷墟考古发掘进入第三阶段。迄今为止，殷墟的考古发掘已有93年的历史——它也因此成为中国考古规模最大，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一处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被视为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地下蕴藏的文物，尽管历经一个世纪的发掘，却仍然是考古学的一座富矿，不时给新一代的考古人带来惊喜。

  但与此同时，殷墟的文化价值也吸引着大量觊觎财富的盗墓贼。21年前的那场盗墓活动，何毓灵至今提起，仍心有余悸。如果那些盗墓者当年侥幸得手，那么殷墟乃至整个中国的考古学界不知会蒙受怎样巨大的损失。

  考古与盗墓乃是一对天生的仇敌。盗墓是对古代地下遗存的贪婪无耻的窃盗和破坏，而考古则是为今人与后代守护先人创造的文明。因此，对古代墓葬，考古学者保持着一种严格谨慎的态度。他们深知每一次开掘，都或多或少会对地下遗存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在保护技术成熟之前，让其长埋地下，不去打扰先人的安宁。

  但如今，盗墓贼既然已经将黑手伸向这座古墓，考古学者只能与盗墓贼争分夺秒，用抢救性发掘守护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我们在挖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闲散人员围观。”何毓灵说，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紧盯着发掘的盗墓贼。后来他们才得知，盗墓贼正来自于附近的村庄。

  发掘大约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此，考古队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好在有惊无险。这次紧急发掘收获颇丰：墓葬共有各类随葬品579件，其中青铜器267件、玉器222件、陶器21件、石器6件、骨器60件、象牙器2件、竹器1件。另有铜镞881枚、铜泡149个、金箔125片，货贝1000多枚。

  “亚长”：一位殷商贵族的生前身后

  墓主人的等级、地位与身份等是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将墓葬面积，殉人、殉牲数量，随葬青铜礼器与玉器数量等多种指标与其他墓葬对比分析可知，墓主人的等级仅次于妇好，而随葬的七件铜钺表明，墓主人拥有很大的军事权力，可能并不低于妇好。那么，如何直接确认墓主人是谁?只能靠文字。

  比如妇好墓，之所以确认墓主人是“妇好”，是商朝“中兴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谱”的配偶之一：妣辛，正是因为在其墓室之中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唐际根在《郑振香与妇好墓——她不仅仅是妇好墓的发掘者，更是研究者》一文中提到，考古工作者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妇”是其爵，“好”(或“子”)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谱中，妇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

  回归到前文所说的墓葬，幸运的是，考古队在墓葬中发现了131处铭文，而这些铭文大多都是“亚长”这两个字。考古队据此判断，墓主人应该是个武官，因为“亚”是表示武官的职位，“长”可能代表家族姓氏。也就是说，墓主人是一个名叫“亚长”的武官或者贵族将军，普通考古学研究所能做到的部分到此为止。

  但何毓灵表示，此处墓葬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处墓葬中，墓主人的人骨保存下来了。一般而言，在北方地区的贵族墓葬中，人骨是很难保存的，比如妇好墓中就未发现骨骼，这是因为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大量青铜器，对人骨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在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后，人骨考古学家揭开了亚长的身份之谜：亚长是男性，35岁左右，身高在一米六至一米七之间。通过对牙齿进行鉴定，考古学家发现亚长生前有龋齿。通过人骨鉴定，人骨考古学家还发现，亚长右脚第一跗骨有明显的骨质变形，这也是考古队首次在殷墟墓葬的人骨上观察到骨质变形。学者认为，这和其长期跪坐有关。在秦汉以前，人们往往采用这种坐姿。

  2001年1月初，发掘时的下雪场景。

  利用人骨，考古学家还可以发现墓主人的死因。在对人骨进行鉴定后，考古学家发现，亚长左侧骨骼有多处明显的砍砸伤，这些伤痕很可能来自于铜矛、铜戈甚至刀，有一穿孔穿透髂骨，从创伤痕迹来看，这处伤痕被认为是致命伤，因为这一部位被穿透很可能伤及股动脉，而亚长正是因此失血致死。通过如上伤痕鉴定，考古学家认为，墓主人应该直接死于战争原因。

  至此，考古学家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吗?答案是：可以。在亚长墓内，除墓主人外，还有15个殉人和15条殉狗。其中，有6个肢体较为完整的殉人与墓主人在一起，被认为可能是墓主人的亲信随从。殷墟的所在地是当时的都城，通过锶同位素测定，可以断定亚长及其亲随并非殷墟本地人。那么，他会来自哪里呢?

  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东南部的周口市鹿邑县发掘了一处墓葬，年代大约比亚长墓晚了两百年，此处墓葬出土铜器的铭文也有“长”字，为“长子口”，这些铭文的写法和殷墟亚长墓非常一致。在对人骨进行氧同位素检测后，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很可能来自殷墟以东、以南的区域。巧合的是，长子口墓又恰好在殷墟的东南方向，考古学家据此推断，这两处墓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

  为何亚长的骨骼没有同其他高等级墓葬墓主人的人骨一样被腐蚀呢?在参与发掘研究的考古工作者看来，极大的可能是因为此处墓葬采用了防腐技术。在进行发掘之时，考古队在墓主人身上发现了大量已经炭化的花椒。这也是目前为止，在北方地区商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例。而这种习俗，恰恰在南方地区同时期的商代墓葬中有发现，墓中随葬花椒这种习俗，一直到战国、两汉时期都有沿用，这种习俗的发现也指向了河南的东方和南方。就这样，考古学家揭开了一段三千多年前的谜案。

  新京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殷墟考古的历史也已接近百年。针对殷墟的发掘工作持续时间为何如此之久?

  何毓灵：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殷墟已经发掘了九十多年了，在目前我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所有遗址中，殷墟挖的时间最长，面积做大，好像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做了。但实际上，据我们统计，目前对殷墟的发掘可能只占整个殷墟遗址的3%左右。

  想通过3%的发掘面积对殷墟进行全面了解，实际上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考古发掘的过程非常慢，每年的发掘面积也就是1000-2000平方米，但殷墟的范围，保守估计是36平方公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概念。

  近十年或者十几年来，考古发掘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认识也不断被打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生活在殷墟的商人称自己为“大邑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殷墟的城墙。因此，“大邑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心里一直没底。最近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传统认识的殷墟外围，新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比如殷墟宫殿区往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个辛店遗址，遗址规模有多大呢?现在知道的是100万平方米，其中50万-60万平方米的范围都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区。

  过去我们说殷墟的王陵在哪儿，宫殿在哪儿，但实际上它还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等。各区域相互之间需要道路相连，当时城市生活用水、排水沟渠等，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收获。

  殷墟的大量墓葬在西周已被盗

  新京报：在网上，有人说中国最恐怖的文物非安阳殷墟青铜甗莫属，因为这件青铜甗中有一颗人头颅骨。这是否和亚长墓中发现的殉人一样，是一种殉葬方式，或者是祭品呢?

  何毓灵：这是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在甲骨文献中，提到商代，特别是商王武丁时期，会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尤其是杀人祭祀、杀牲祭祀，这种祭祀规模会非常盛大。甲骨文中还记载，这些人牲主要来自于战俘。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杀人祭祀的残酷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文明的进化需要一定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殷墟晚期开始大规模收缩，甚至遭到摒弃，到商纣王时期，这种习俗已经开始消失了。进入西周以后，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出现。那么，西周以后的祭祀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在墓葬中可以看到俑的出现，有木头做的木俑。战国以后开始出现陶俑，像秦始皇兵马俑，这也是殉葬的一种方式，这种陶俑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都还有。

  青铜甗在当时是非常实用、常见的一种蒸煮器，类似于我们现在蒸馒头用的笼屉，下面可以装水，上面有个箅子，里面可以装东西。在青铜甗中发现人头骨的现象，目前可能发现了三到四例，有人认为这是在进行蒸煮。

  我们需要客观去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它可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中古，在中美洲、南美洲，包括印第安文明或者玛雅文明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即使到了14、15世纪都还存在活人祭祀的方式。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亚长墓险些被盗墓贼盗取，不少报道和文章中也提到殷墟古文物频遭盗掘，甚至有人说殷墟附近的盗洞如同“地道战”，整个殷墟地下区域被挖得如同筛子一般。针对殷墟遗址的非法盗掘情况究竟如何呢?

  何毓灵：盗掘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有。我个人认为，殷墟的大量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包括王陵，实际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盗。这种盗掘，是因为这可能是灭国的一种方式，比如伍子胥替父报仇，将楚平王的墓葬挖开鞭尸，这是一种复仇的行为。此外，西周时期的殷墟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王陵中埋藏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这也成为了被盗掘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盗掘高峰可能发生在北宋时期，因为当时金石学的兴起，很多人开始收集青铜器。清末、民国初年，盗掘之风又十分猖獗，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因为国家的严厉打击，实际上殷墟盗掘并不是那么严重。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为文物走私等原因，文物价格日益趋高，盗掘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严重，殷墟也在所难免。这其中，亚长墓也险些被盗。

  盗掘是一个顽疾，很多人铤而走险，我们也不能回避，只能想办法去打击、去治理。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盗墓分子租住民房，通过挖地洞的方式盗掘。自2018年以后，安阳地区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盗掘文物，抓获了一批盗墓贼。包括由国家文物局出资，地方政府建设，在殷墟建立了一个天网监控系统，成立了专门的公安支队、殷墟管委会，设置网格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对殷墟常态化巡查等。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新京报：盗掘会造成哪些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损失呢?

  何毓灵：盗掘会造成对文物极大的损毁。每当我们挖开一个高等级贵族墓的时候，特别是那种带墓道的墓葬，整个大墓辛辛苦苦挖了两三个月，下去以后甚至连个陶片都没有，完全就被一扫而空的一种状态，这种例子很多了，比如我之前提到的王陵区、贵族墓葬区。其实不光是殷墟，其他一些地方，比如陕西、湖北等地，这种现象都比较多。

  新京报：历史上的“大邑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何毓灵：商代在整个东亚地区是最为强盛的国家，殷墟所在“大邑商”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通过它特有的治理模式，对周边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它也能够对周边进行战争，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邑商”保持了一个强势的发展面貌。特别是在武丁王时期达到了鼎盛，所以历史上也把这一时期称为“武丁中兴”。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对中华文明的后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始终是中华文明传承、记录的载体，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我认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纽带，中华民族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才能够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我们无论如何强调汉字的重要性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