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是一个有著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著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征。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著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一步传入及其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同时﹐苏联及西方左翼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使中国左翼文学成为世界“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进步文艺界又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确认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这次讨论涉及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旧形式的利用等问题。鲁迅所提出的必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以促进现代文学自身创造与发展的主张﹐即是这次讨论的理论成果。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鲁迅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杂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响熔为一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艺术个性的现代作品﹐标志著现代文学艺术上的日趋成熟。左联时期为克服创作上的“欧化”现象﹐促进现代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倾向。

　　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突出了新文学运动与普通工农兵群众生活仍然存在著距离的矛盾﹐更为迫切地提出了文学民族化与群众化的历史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首先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并由此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见民族形式问题论争)。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和研讨。在解放区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中﹐出现了深入群众生活﹐研究群众(首先是农民)艺术趣味﹐学习群众语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特别是民间艺术传统的文学潮流﹐出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鲜明地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深深扎根于农民群众和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民艺术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画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著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大量传统戏曲剧目经过整理﹑改编﹐获得了新的生命﹐运\用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在现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选择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现象﹐使之走上健康﹑积极的道路。与此同时﹐作家在探索文学民族化道路时﹐较多地注意了深入开掘由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风物习俗﹐在选择与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创造民族风格时﹐也表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特色﹐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与统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于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自身的辩证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轫期﹐新文学即是通过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对封建传统文学的猛烈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旧文学的顽强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勘乱文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文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逆流的斗争﹐决定著新文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文学之间﹐存在著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覆的讨论和斗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论语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尽管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就其文艺观而言﹐则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生过否定或贬低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放弃或削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小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无产阶级作家一起组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大军。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时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斗争呈现著更加复杂的情况﹕既有在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对客观形势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革命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更有为克服因对马列主义掌握的偏差而产生的革命幼稚病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这种革命幼稚病在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否定艺术规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坚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必要的内部思想斗争﹐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日益密切的结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在旧的基地上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文学界从思想上澄清对于旧事物﹑旧文化与新事物﹑新文化之间界线的认识。但一些片面性﹑绝对化的观点﹐也带来一些偏颇和失误。1955年错误地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发展了极左倾向。60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过火的错误的学术批判和文艺批判﹐终于由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构成了爆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艺界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针对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其影响﹐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同时实事求是地批判了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右的倾向﹐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为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廓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