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观念形态总是与现实形态存在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是反复强调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之间存在差别的历史必然性。检测理想的观念形态与现实形态存在的巨大差异，检测理想的观念形态对现实实践造成的利弊得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一项自觉的学术使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向来是胜利者的阐释逻辑和历史叙事，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政治判断标准，陷入它的话语圈套势必造成对历史和社会的有意曲解，以它为认识论导向势必造成观察与研究历史的盲区，学术研究应当破除它的钳制，遵循自身的运作和演绎规律，才有可能达到合乎历史规律性、目的性的高度。左翼文学运动之所以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性转折点，在于它改变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换过程中追求现代性的航向；在于它在文学领域，将近代乃至五四以来对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模仿与建构，变更为对苏俄无产阶级现代性的仰慕与渴望；在于它以巨大的道德理想主义热忱，将文学纳入到实现共产主义想象的历史实践洪流中；在于它有效地、自觉地、系统性地将文学建构成为实现社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手段。左翼文人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文学精神构成要素，它至今仍然在人们的文学和社会观念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审视和分析它作为观念形态对现实形态的文学系统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从否定性概念到肯定性概念

 

　　格尔茨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论述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时，曾经这样说过：“‘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彻底被意识形态化了，这是现代知识史上的一个小讽刺。一个原来只是指一套政治建议的概念，也许有点迂腐和不实际，但至少是理想主义的——某人，或许是拿破仑，称之为‘社会浪漫曲’——现在已经成了很吓人的命题：《韦伯斯特辞典》把它定义成‘一整套构成政治—社会纲领的判断、理论及目标，经常伴随着人为宣传的含义；例如，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被改变以适应纳粹的意识形态’。”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其实，“意识形态”含义的意识形态化，是这一概念从理论走向实践之后的必然逻辑结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谱系和视野来看，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人们曾经对这一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方式：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入某种价值观来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向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或“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蔽社会存在的本质，因此对意识形态取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

 

　　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创始人特拉西眼中，意识形态是观念学的意思，“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服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如果说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从整体上看还是一门观念科学的话，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成了“虚假意识”的代名词，成为否定意义上的概念。在《精神现象学》第四部分“精神”中，黑格尔深入讨论了精神的异化问题，认为意识的诸形态，如“苦恼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卑贱的意识”、“分裂的意识”等等，都是精神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一思想蕴含了一个深刻的见解，即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精神的异化，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异化，人们创造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独立化并神秘化为一种统治人的精神力量，人们跪倒在这种精神力量面前顶礼膜拜。俞吾金在他的意识形态研究中，将马克思在否定意义上理解和运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概括为五个特征：(1)意识形态的意向性(现实生活的折射)；(2)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的历史；(3)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意识形态总是掩蔽或扭曲现实关系；(5)意识形态主张“观念统治着世界”。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73页。马克思从否定意义上理解和运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种思想统治就是指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对人的精神的异化和束缚。

 

　　列宁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在现代意识形态学说发展史，尤其是意识形态实践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方式，基本奠定了迄今为止人们运用这一概念的逻辑思路和理论模式。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主要集中体现在《怎么办？》、《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化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必须从外部灌输进无产阶级的头脑和斗争中；像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因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或“共产主义科学”；像重申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存在是一切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基础与来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正确理解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像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来思考意识形态的诸种问题，等等。列宁在一般意义上论述意识形态时，认为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时只采取描述性的态度和用法。但是列宁的目的在于，突出阐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在于强调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又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表达。只有运用“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斗争，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显然，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成了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正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一关节点上，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在指涉资产阶级时是“虚假意识”的代名词，是落后的、腐朽的、垂死的，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这一概念；在指涉无产阶级时，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真理的展现形式，是进步的、科学的、光明的，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万能法宝。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和重新框定，特别是从肯定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以后人们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运用和探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成了最有影响的学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完全抛弃了意识形态一词所有的贬义含义，而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像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的“西马学说”，就大大受益于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特别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更是对列宁学说的发扬光大。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意识形态概念肯定性用法(特别是列宁有关理论)的形成，在于说明它为包括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在内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诸种形式，提供了一个问题框架和用法指南。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左翼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创作形态以及创作主体、社会效能来看，中国的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在列宁的理论基础上，将意识形态肯定性意义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当然，对中国左翼文人知识分子来说，马列原典的示范和启示作用远不如那些当时风靡苏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二道贩子”更具有吸引力。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创造社、太阳社主要人物那些新颖而又幼稚的思想、鲜明而又简单的口号、革命却粗暴的批评，比如什么‘意德沃罗基’，什么‘奥伏赫变’，什么‘辩证唯物论’和‘否定之否定’，什么‘印贴利更追亚’和‘普罗列塔利亚’，什么‘艺术的武器’和‘武器的艺术’，什么阿Q时代已经死去，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等等，统统都来自‘拉普’，来自日本，来自辛克莱。……‘左联’是中国的，是中国文坛的产物。但其名称、指导思想、纲领、机构等等，又无一不是从‘拉普’、日本那里借来的。”张大明：《左翼文学与国际左翼文学思潮》，见《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诸如“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法”，福本和夫的“分离斗争”理论，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的“目的意识”理论等等，都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与膨胀，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形成后对文学实践产生了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二、肯定性运用的问题框架

 

　　中国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在肯定意义上运用意识形态概念并将之发挥到极致，可谓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肯定性用法的典型。我以为，它站在过激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强调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价值坐标指引下，突出体现了左翼文学思潮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一是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作用；二是强调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它的问题框架，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人总是把这种意识形态所蕴含的问题框架作为观察、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所以只有正确理解了某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理解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构成和现实效应。可以说，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了左翼文学思潮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的两根支柱，而这两根支柱的奠基石则是其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利益。或者换句话说，左翼阵营判断事物的最终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其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利益，而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在最大限度上体现了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发挥自身优势、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价值取向，这个标准对左翼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实践的和政治的标准，又是学术的和理论的标准，更是规划未来发展前景的历史整体价值坐标。

 

　　众所周知，左翼文学运动者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是在与一系列“对手”的论战中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这些“对手”包括新月派文人集团、倡导“三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御用文人集团、语丝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有着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学价值观的文人知识分子派别，包括鲁迅、茅盾等左翼阵营内部人士，还包括像蒋光慈这样的左翼阵营中的“左派”，甚至是激进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派系纷争。所有与激进派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同的文人知识分子，都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假想敌，都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谥以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头衔，代表着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挣扎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潮流，正如左翼激进派猛烈批判当时文坛所说：“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载《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麦克昂：《桌子的跳舞》，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1日。，“而且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碍物，是须得粉碎的”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Don Quixote的乱舞》，载《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激进派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主要强调的是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基础与现实环境的能动性，而非文艺自身的独立性；是文学艺术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而非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形式的自身建构与发展。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几乎所有的对文学艺术的不同认识，在左翼激进派眼中都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曼海姆所谓“从拿破仑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一直保存了同样的判断现实的政治标准”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4页。的论断，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继承与展现。对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对“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批判，是因为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即使他们对国民党有所批判，也是小骂大帮忙。这些文人知识分子，是当时国民党政权体制的受益者，判定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左翼激进派来说是有的放矢、师出有名，因为他们是“支配阶级的走狗”，“自告奋勇，卖力气，替支配阶级图挽既倒的狂澜”。彭康：《什么是“健康”和“尊严”》，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对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等在五四文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批判，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趣味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激进派攻势凌厉的意识形态批判面前，鲁迅无奈地嘲讽说“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载《语丝》第4卷第11期，1928年3月12日。，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悲观颓废，“说他们是革命小说，那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不能积极的指引一些什么——姑且说是出路吧”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载《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1928年10月10日。。“左联”的《开除蒋光慈党籍的通知》，除了认为他登报声明将原名光赤改为光慈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未经党中央同意擅自去日本之外，一个最重大的原因就是“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同情上海白俄少女沦为妓女的悲惨生涯，丧失革命立场”马宁：《左联杂忆》，见《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丧失了无产阶级文学意识形态的阶级倾向性。对于激进派创造社来说，自身的“方向转换”，也是因为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从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同样的从小有产者意识的茧壳中蜕化了出来，反动派的无耻的中伤者或许会说我们是投机，但这是我们光荣的奋斗过程，我们光荣的发展”麦克昂：《留声机的回答》，载《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这些自然造就了创造社在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政治正确：“站在小有产者的立场，承继中国文学革命的正统，除了向封建遗制进攻之外，复执拗地反抗着官僚化了的新型资本，毅然崛起的，是当时的‘创造社’。”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这自然引起了同样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首倡者和正统者的太阳社成员的强烈不满，钱杏邨就冷嘲热讽道：“只许创造社有转换方向的特权，那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家点灯了么？”钱杏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载《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

 

　　三、政治判断标准引导意识形态实践

 

　　在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中，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反作用与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两翼。对社会身份是文学家、艺术家的左翼文人知识分子来说，强调文艺的能动性和反作用，为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寻找到了一条恰如其分、合乎社会认同标准的自我确证之路。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自然是为党的文化政策和斗争策略服务，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确保在社会斗争中稳居权力话语中心位置的政治欲望。文学艺术既是文人知识分子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独家文化资本，又是文人知识分子确证社会角色的有效手段，更是确保文人知识分子稳居社会进步激流潮头、引领思想文化时尚的强大工具。左翼文人知识分子为确保在社会角色认同中的不可替代性、在被视为进步潮流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优越性，强调文艺的能动性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实在是出于社会生存本能。当年的周扬说得很明白：“在剥削制度之下，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是完全浸在没有‘艺术的价值’的反动的、封建的大众文艺的毒液里。因此，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世界观，差不多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得来的。这些反动的封建的毒害可以阻碍劳苦群众的革命意识的生长。所以，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的观念，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周起应：《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载《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左翼文人特别是激进派的这种“理性”主义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正如在李泽厚剖析中国古代理性精神时所说的：“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4页。很显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以当时最为现代的文化形式，复活了最为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精神，并将之发扬光大到极限。

 

　　当年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剿，是因为“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在事实上看来，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载《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不但如此，鲁迅在左翼激进派眼中更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乱舞的堂吉珂德，是一个专写黑暗面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冷讥热嘲，是举不胜举”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载《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这对急于推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左翼激进派来说，拥有文坛显赫位置的鲁迅就注定成为他们首先需要克服和粉碎的障碍，用郑伯奇的话来说，就是“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学”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郑伯奇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但是正如鲁迅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同理，还没有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激进派口头上的“打打杀杀”并不能真的“除掉”鲁迅，其效果最多也不过就是如鲁迅所讥讽的那样，编一本《围剿集》。况且在激进派眼中，“鲁迅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虽然他并不反对劳动阶级的革命。……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他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载《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鲁迅和共产党在根本价值追求上不能“同心同德”，但至少还可以算作革命的“同路人”，对他的猛烈批判不符合共产党的政治利益和斗争目的。正是在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干预下，左翼激进派才停止论战，准备联合鲁迅成立“左联”。当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据夏衍回忆：“我当时对潘汉年提出：‘假如我们的建议鲁迅不同意怎么办？’他说：‘你放心，这件事已酝酿了很久，中央负责人已经和鲁迅谈过，得到了他的同意。’”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对于鲁迅“弃暗投明”的历史，50年后的周扬总结说：“鲁迅开始的时候曾经对他们(指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笔者注)的这种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后来却做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载《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平息了“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时的愤怒，而是执著于对“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希冀，在价值表层上认同了共产党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合理性，承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并以自己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威望和号召力，加入到这一运动的行列中，尽管冒着“奴隶总管”发号施令与鞭挞的危险。

 

　　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一场论战。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左派”的对手所依据的，多是建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形式主义文艺观，而胡秋原、苏汶则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文艺自由辩护，并且胡秋原自居为中国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苏汶也是“左联”成员。胡秋原在1931年底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激烈批判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也讽刺了左翼阵营：“在资产阶级颓废，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极端反动主义者都要求功利的艺术。这只要看苏俄的无产者文学与意大利棒喝主义文学就可以明白了。”胡秋原：《阿狗文艺论》，载《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不想没等民族主义论者有所反应，先惹恼了左翼人士，遂群起而攻之。胡秋原自恃真理在手“死不认罪”，坚持认为文学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当双方论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苏汶又以“第三种人”的身份出来“蹚浑水”，但明显偏袒胡秋原。双方都赤膊上阵，唾液横飞，一场混战，直到1936年还余波未平。今天对于这场论战的是是非非，方家自是心知肚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左派”从没有站在纯粹的学术立场看待文艺自由问题，而是从阶级斗争立场出发，十分准确地看到，否认文艺对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强调文艺自由，势必危害自己在文坛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胡秋原咄咄逼人的攻势，瞿秋白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要害：“现在要答复的正是，究竟是谁担负着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是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还是工农大众，究竟是谁领导着这新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四年，已经在许多地方创造着新式的生活，新式的文化。难道这是‘自由人’负起的使命吗！？难道这是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文化运动专家领导的吗！？这种真正伟大的群众的文化革命，肃清中国式的中世纪茅坑，而开辟革命转变前途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正是胡先生所认为‘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所领导的。”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载《文艺新闻》第56号，1932年5月23日。苏汶在双方吵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却旁观者清：“左翼文坛的一切主张都无非是行动，并且一切行动都是活的。而胡秋原先生不明白。左翼文坛已经屡次向胡先生暗示了，甚至说明了，叫他不要空谈理论，离开行动是没有什么真理的。而胡先生还是不明白。胡先生固然会说，行动没有真理是不正确的行动；但左翼文坛也会说，真理没有行动便不是正确的真理。那么，这场论战会有什么结果呢？……从这里，我们看出两个绝对不同的立场了。一方面重实践，另一方面只要书本；一方面负着政治的使命，另一方面却背着真理的招牌。于是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载《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但文人毕竟是文人，看问题毕竟不如政治家来得深刻与赤裸，党的领导人张闻天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试翻阅最近文艺杂志上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的大众化等问题的讨论，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我们同志中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绝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科德：《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世界文化》第2期，1933年1月15日。这意味着在政治斗争策略上，“左联”的“关门主义”，危害了共产党在文艺领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所需要的广泛群众基础。原因很简单，革命需要众多信徒的支持才能成功，你不能只做一个光杆革命家吧？出于在更大范围树立革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需要，“左联”向胡秋原、苏汶等人摇起了橄榄枝，欢迎他们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但是胡、苏毫不领情。

 

　　关于解散“左联”以及“两个口号”之争，实际上也蕴含着鲁迅派与周扬派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重大分歧。在这场论争中，周扬及其追随者显然受到了重创，沙汀回忆说：“在文委其他同志同中央的代表接上关系不久，周扬同志便没有管工作了。而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些苦恼、消沉。当时身体也不大好，我记得他双脚有些浮肿。他显然被撤了职，因为当我先他离开上海回转四川，动身前要他为我转党的关系的时候，他却要我找夏衍同志。”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见《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但是失意的周扬到达延安后，不但没有受到严厉批评，反而受到毛泽东和党的器重，出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鲁艺院长和延大校长等职。周扬由上海到延安再到建国，俨然树立了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的形象，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失意者再度春风得意，可是当年挟鲁迅余威风光显赫的胡风，却在不久的日后沦为阶下囚，个中原因自是耐人寻味。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固然是极为深刻的人事原因，但是双方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尤其是对党“灵活”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似乎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周扬在答赵浩生问时强调：“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负责任。鲁迅答徐懋庸的信，你很可以再看一看，全篇都不是批评我右，而是批评我‘左’，批评我‘左’的可怕。我现在觉得解散‘左联’的事应该跟鲁迅先生商量商量。”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事情起因真的是周扬所说的“左”吗？不应忘记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早就说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不幸的是鲁迅的告诫屡应不爽，杜衡、杨邨人之类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当“国防文学”的口号铺天盖地、迎面而来时，鲁迅担心和强调的是：“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鲁迅：《几个重要问题》，载《夜莺》第1卷第4期，1936年6月15日。这时的鲁迅更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看待“两个口号”论争：“‘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活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行动》，载《现实文学》第1号，1936年7月1日。鲁迅的眼光是深刻的，“国防文学”口号一经大肆渲染，“关门主义”者将大门打开了，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遮蔽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但周扬是坚定地执行来自党中央的指示，遵循的是党的政治斗争策略，此时不但不“左”，反而有点“右”的色彩，正如周扬自己所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反倒是鲁迅因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能“正确”领会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斗争策略，一味以理想主义的眼光期待“将来”的“大时代”，显得有点“左”倾色彩。蓝棣之在《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一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分析颇有见地：“据萧三后来回忆，萧三回国后在延安枣园同毛泽东聊天时无意中谈起1935年他在莫斯科给‘左联’写了封长信，谈解散‘左联’的问题，并说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逼他、另一个代表康生和他长谈，给了他理论基础后写回上海的。毛泽东听了之后说：这封信还是你写的呀，那是要和解散共产党差不多……就是中联、右联一起搞了！又说反帝而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这样说来，毛泽东的考虑是比较清楚了，他的政治家的清醒的智能表现在：他把别人看似二而合一的问题严格加以区别，他赞成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以‘广泛联系群众’，但不赞成解散‘左联’的做法，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是正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受到尊重。或许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王明只要统一战线，而且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甚至不惜解散‘左联’，那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鲁迅看到了‘左联’领导权不可放弃，但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脱离现实，大概可谓多少有些列宁讲的左派幼稚病吧。”蓝棣之：《毛泽东心中的鲁迅》，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今天看来，当年高举“左”翼大旗的人，在坚决遵循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指示时变“右”了，放松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和掌握领导权的标准；而被“左派”一贯视为“落后”的鲁迅，反倒变得“左”了，不过却“扰乱”了党在更大范围内建构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现实需要和斗争策略。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没有顾及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这实在不能不说是双方在理解党“灵活”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使党不得不以不同的形式和需要安抚双方，降低“内讧”造成的影响，先达到使之和党“同心同德”的目的，问题的最终解决留待日后根据形势处理。历史的沧桑恩怨和翻云覆雨，真是令人感到可笑、可悲、可叹。

 

　　四、政治与文艺：两种职能的失衡

 

　　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知识和思想等精神形式，是文人知识分子表明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的天赋职责，是文人知识分子得以确立自身社会位置的独享资源和价值标尺。简单说来，社会价值系统裁定一个人是否是文人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她)是否创造出符合文艺及相关知识思想自身形式和本质要求的，又得到社会惯例认可的文本。换句话说，文人知识分子有两项天职：一是创造出符合职业规律的文本，一是凭借这些文本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

 

　　人们常说文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认为文人知识分子是社会基本价值诸如自由、平等、公正、进步等观念的捍卫者，并根据这些价值观念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推动社会向至善至美的境界迈进。人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评判文人知识分子的常识性标准和认知惯例，正是在认同文人知识分子首先是掌握知识、思想和特殊技能的职业者外，献身专业的同时还需超越职业范围和私利，关注社会、人生、国家、民族等公共事业，关怀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具有宗教般的承担精神。正如鲍曼所强调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显然，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在介绍、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意识形态的肯定性运用中，并没有违背社会裁定机制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广新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热衷于报告文学、通讯等新体裁的试验，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等文本形式为社会人生理想的实现摇旗呐喊，首先所依据的就是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以作家、知识者和文化人的身份获得社会评价系统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鼓吹社会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获得了社会发言权。在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形象定位过程中，他们基本遵循了以文学文本赢得社会认可，又以文本的创造性社会功能影响社会的社会认同机制和逻辑理路。但是，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由于全力以赴强调文艺的社会能动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文艺为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在协调和整合自身的两项社会职能时，无限夸大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使文人知识分子的整体社会功能明显处于失衡状态。政治职能的发扬光大使之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但是更为根本的艺术职能的创造性实践，却成为薄弱环节。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强调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规范和引导自律性独立性极强的文艺创作，不能不说是造成左翼文人知识分子政治职能膨胀、艺术职能衰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在左联及其大部分盟员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职能等方面尤为突出。当时担任“左联”重要领导职务的夏衍回忆说：“尽管‘左联’是党与非党作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但实质上还是一个‘没有掩护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左联’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经常举行无准备的飞行集会，以至组织罢工、罢市等不适当的工作，盟员受到很大损失，被捕的人不少，其他各盟也是一样，如‘剧联’第一个牺牲的是宗晖同志，这是戏剧工作者永远不能忘记的。”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的老盟员王尧山也回忆说：“‘左联’那时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动盟员到工人中间去，培养工人作家，支持罢工斗争。另外就是组织盟员贴‘反蒋拥共’的标语，组织‘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王尧山：《鲁迅·周扬·胡风》，见《左联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0年。且不论文人知识分子参加这些政治行为是否合理与恰当，也不论这些政治行为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仅仅是这些政治行为带来的危险，就不仅使左翼文人知识分子丧失自由，而且要以生命为代价。从社会整体来看，为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献身，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但从个体创作角度而言，生命权的失去也就意味着文艺创造的终止；对一个革命团体来说，死了一个还有后来人，但对个体生命则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左联”五烈士就是最为惨烈的例子，今天许多人慨叹说，假如殷夫与柔石不死，世上又会多出两个伟大的作家，但随着他们生命的丧失，只能遗存下历史的叹息。固然人世多了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楷模，为革命史增添了壮丽华章，值得后世敬仰与仿效，但如果看到他们是因为秘密集会反对党内的错误路线而遭到杀戮，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有一天人们明确考证出他们是因为王明一派的故意出卖而惨遭极刑参见王宏志：《鲁迅与左联》，台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1年。，你是否会因历史与人性的黑暗而流泪？难道革命创造行为就能代替文艺创造行为、文艺必然就是革命的附属品吗？至善至美的政治理想固然崇高无比，但谁能保证参与实现这种政治理想行列的每一个人都是崇高无比的？谁能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政治行为都是崇高无比的？以至善至美境界为目的政治理想，并不必然导致具体政治行为的合乎理性、合乎社会最基本最底线的价值原则。老盟员杨纤如反思当年的政治行为时就说：“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的示威运动，普通群众固然参加，基层党团员、外围革命团体成员当然也必须参加。连做领导工作的和左翼作家也得参加。在巡捕包打听警棒马刀手枪面前，赤手空拳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但必须得去！蒋光慈就是因为多次不去而构成他后来被开除党籍的因素之一。……我们青年学生对示威这件事，当时认识得简单：认为这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的信号，因怀念北伐大革命时期的盛景，坚决勇敢地参加了。认为是党的号召，必须执行而毫无顾虑地参加了。”杨纤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见《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左联”掌权者和大部分盟员热衷于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和情感色彩浓重的政治盲目主义与集体狂热。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以文艺创作为第一本职工作、依赖文本完成后的创造性成果影响社会为后续职能的文人知识分子来说，直接的政治行为只能判定他(她)是否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不能证明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文艺创造者。相反，只有创造出优秀的文学文本，并借此达到影响和改造社会之目的，既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又弘扬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才能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文人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上的业绩，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巅峰，这无论在于朋友还是敌人、赞同者还是诋毁者，都是首先必须承认的事实。否认这点，不是无知就是别有所图。但鲁迅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文人知识分子，他不仅以丰硕的文学创作改变和引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向、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而且他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震撼当时，而且泽被后世。他对权势者、劣根性者的激烈而彻底的批判，使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中国人不断矫正着人性的形象塑造。别的不说，从当时国民党政权对他的几次通缉，共产党领袖尊称他为现代社会的圣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冠之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头衔，并奉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就可看出鲁迅是怎样以自己卓越的文学创作获得了社会权威裁定系统的重视。无论这些政治权威系统出于何种目的对鲁迅进行贬抑或褒扬，都是建立在对鲁迅作品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基础上的。同样在具体政治行为和策略的选择上，鲁迅深深懂得怎样以适当的方式达到有效的目的，这就是瞿秋白所称赞的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孕育出来的“韧”的战斗精神。瞿秋白的知人论世，深得鲁迅共鸣，书赠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引为同道。鲁迅对革命行为的认同、对政治策略的选择，充分展示了他是怎样去实现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能。如果说一个文人知识分子不是立足于本职工作进而达到影响和改造社会的目的，结果往往不但会顾此失彼，而且会丧失社会角色的定位，造成自我形象塑造的混乱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