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进步，其意识形态领域比较缺乏自己的成熟而系统的哲学体系。为弥补这一先天不足，日本曾经多次吸取外来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接受对象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许多人都习惯于把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作为古代中日两国 唯一的文化关系来看待，但实际上，中国的道家思想几乎与儒家思想同时传入日本，并且以不同于儒家思想的轨迹在异国的土地上根深蒂固地发展起来。在日本，早期儒学的影响更多地集中于立国治民的政治理论层面，主要为统治阶级的皇室成员和贵族知识分子所接纳和提倡。而道家思想则通过非政治的层面，比儒家思想更深更广地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在一般的知识群体乃至民间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吸收。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无论是作为普通国民还是作为对文化现象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道家思想因子的文化语境中，受到道家文化的浸染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道家思想还同时以融合于佛教文化的形态隐蔽而曲折地进入日本，而川端作为一个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并大量汲取了佛教因素的文学家，不可能不触摸到经过变形、融会并蕴涵于佛典之中的道家思想。此外，旅居日本的中国棋手吴清源，也给予了川端间接的、却是十分深刻的影响。吴清源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赴日之后以尴尬的身份颠沛于乱世，道家的处世原则成为他精神世界中一种隐蔽而强大的支撑力量。他曾明确地对川端说：“我的本性更接近于道家。”（《吴清源棋谈·魂》）不仅如此，川端本人很早就接触过道家思想，他在大学毕业论文《日本小说史小论》中就明确地提到了“老庄”，并且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也有“庄周梦蝶”等涉及老庄的内容。
　　道家思想对川端的影响不仅渗透于他的文学创作中，而且还十分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政治态度上。总体来看，川端对于政治的态度是非常淡漠的，尽管这与其自身个性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道家思想的催化作用。一般来说，传统儒家重视入世，而传统道家讲究出世，恰如人们常说的，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儒学治世，道学修身，古今人们对此都有共同的认识。庄子假借孔子的话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大宗师第六》）“方”指社会，即言儒道两家在出入世上的差异。古人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述老子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今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指出：“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道家所追求的人生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儒家瞄准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的远大理想。而且，由于道家在传入日本之后是通过与非政治层面的结合而得以普及发展的，因此它与政治的疏离很早就清晰地显露出来。并且，由于其在日本的生长过程不同于儒家，更多地集中在不直接左右国家制度的平民阶层，因而这种疏离便日益扩大，出世思想也随之更加膨胀。
　　当儒、道两种思想都进入日本国土并渗透于川端所生活的社会文化氛围当中时，川端由于其冷静淡泊、孤独内敛的天性，便不由自主地，当然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在沸沸扬扬的文艺纷争中，还是在硝烟四起的战争时局下，川端或者息事宁人或者缄默回避，总是试图保持游心于外的状态。昭和8年（1933）8月，川端与小林秀雄等文艺界人士，第二次创办了同人杂志《文学界》。这个杂志吸纳了不同文学流派和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在最初阶段以外在的志同道合掩盖了内部的不和谐，体现出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微弱抵抗。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文学界》就显露出了向政府当局妥协的端倪，之后更是日益严重地倾向于军国主义思想。面对《文学界》内部由暗渐明的尖锐对立，川端表现出了消极的回避。他既没有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也没有鲜明地站在反对的立场，而是以外在的超然闲适掩饰着内心的彷徨踟蹰。《文学界》创刊的第二年，川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纳入“文艺恳谈会”，这是政府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成立的御用组织，它试图通过纠集起来的一批知名作家左右日本文坛，加强对文艺动向的监控，为国家主义服务。川端在了解真相之后，虽然尽力解释自己对“文艺恳谈会”的性质和目的一无所知，并非主动参加，但是却没有积极地设法脱离，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甚至还出席例行的会员聚会，记过编辑值班日志，并负责编辑了一期会刊特辑。作家佐藤春夫的名字同样被列入了“文艺恳谈会”的会员名录之中，但是，他在报上公开揭露了这一组织的真面目，指出它是受人操纵的，并且呼吁文艺界人士要提高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川端也表示自己“不能参加与内务省或文部省有关联的工作”，要等待时机退出。但是，与佐藤春夫的毅然退出相比，川端只是尽力避免陷入“文艺恳谈会”内部的是非，却始终不曾旗帜鲜明地有所作为。他也曾扪心自问：“这是没有节操吗？是处世圆滑吗？是投机取巧吗？”但又随即辩解道：“我自己向来没有这种打算。”他认为自己在动荡的时局中是“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文学自叙传》）
　　从川端的言谈中不难看出，道家的自然无为成为他逃离政治旋涡的最佳方式和绝好借口，同时也是他为自己求得内心平衡所寻找的一个重要支点。川端曾经在年近五旬时发出过一番感叹：“我渐渐懂得对事物不甚明了，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哀愁》）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道家所提倡的“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的思想。川端试图借助对周遭事物的“不甚明了”，即“无知无欲”，来做到不为外物所乱，从而保全自身。这正是道家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庄子》《让王》篇中的一连串故事处处都渗透着躲避政治风险以求得自身安宁的意识：尧、舜分别以天下让许由、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等人，众人皆不受，就是因为政治负累惟恐避之不及；大王檀父遭狄人攻击，并未拼死反抗保卫国土，而是“杖荚而去之”，乃是为了“尊生”；王子搜“逃乎丹穴”，仍是由于“恶为君之患”，“不以国伤生”。这些人的做法，均具有“逃”与“避”的特征。此外，子华子以“两臂重于天下”的譬喻教昭僖侯要“知轻重”等等（《让王第二十八》），也都是在说明同样的道理。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二十章），是对美丑对立以及善恶冲突所采取的一种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这一观点在庄子及其后学那里得到了认同和发展，庄子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是“德之至”（《人间世第四》），这也同样是心知美丑之异、善恶之别，却并不坚决站在某一立场去进行抗争的做法。庄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战乱频繁，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霸天下，各种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尖锐，如何在乱世之中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受外界干扰就显得尤为不易却又极其重要。庄子的“不与物迁”（《德充符第五》）、“不谴是非”（《天下第三十三》）的处世态度，为川端这个在纷繁乱世中寻求清净一隅的文人提供了效仿的榜样。
　　庄子不愿为官是人所共知的。他曾以“衣以文绣，食以刍菽”但却最终被“牵而入于太庙”的“牺牛”作比，拒绝高官厚禄的聘请（《列御寇第三十二》）；还曾借“神龟”说理，表明自己在“死为留骨而贵”和“生而曳尾于涂中”二者之中宁愿选择后者（《秋水第十七》）。也就是说，即使活在烂泥里，也不愿死后被供在神庙中，可见他是绝对的重生轻仕。道家教人保身、全生，不要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连出现在《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也熏染了道家色彩。当他面对政治时，已不再教人建功立业，而是思考生命如何自保：“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间世第四》）庄子的许多言论就是直接阐述如何免受人世伤害而保身全生：“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第三》）川端的父亲有着很好的汉文化修养，他英年早逝，临终前为唯一的儿子留下的遗训正是“保身”二字。当时，年幼的川端只是隐约感受到父亲希望他健康成长的愿望，并未料到日后这两个字长久地铺展在了他的整个人生之中。川端的日记里经常可见“保身”二字，甚至还记有：“我祈求健康，心里常想着要吃一些令人强壮的药。”（1923年1月2日的日记）虽然父母的音容笑貌在川端心中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对病痛和早逝的恐惧却没有随着父母的遗体一同掩埋，它长久地遗留在川端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川端在为自己的著作撰写后记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计算自己此时与父母享年的差距，担心自己能否活到父母过世的那个年龄或者还能比父母长寿多少。在新潮社为纪念川端50寿辰第三次出版他的全集时，川端说：“在二十年前的全集的后记里，写了不少先我而去的亲密的人，现在我自己竟然仍然还活着，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独影自命》）
　　在成功渗透到日本本土的各种中国文化思想中，川端对道家思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言的认同与倾心，这与他的个性、成长背景、知识修养以及人生际遇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都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应该顺乎自然，保持沉默寡言而不做人为的努力。庄子则不但无意于为官，而且鄙夷为官之人，对整个政治更是十分嫌恶，因此才有了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祛箧第十》）道家避世以“免刑”（《人间世第四》）的处世原则，几乎贯穿了川端70余年的人生历程。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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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川端康成的政治态度与中国道家思想，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