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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疑解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时间：201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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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乡村农民。十多年来因致力于考证《金瓶梅》而“弃本从异，不务正业”，如痴如狂。负以贷资南下北上，东奔西跑，近乎走遍书中所涉之地域。“天道酬勤”，通过深入民间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有关信息，掌握了丰富的可据资料，求证了作品中诸多疑点。怅然之余，藉以此自慰。
      《金瓶梅》作者缘何成为多世纪不解之谜？究其因大致有四：其一、该书对性事描写过甚、过露，渲染的回肠荡气，美艳诱人，让初阅者心潮翻滚，淫欲勃发。存有煸情授奸之驱惑，邪引恶导之危害，这与正道所倡文风相悖逆，为“君子”所切齿的龌龊之举。又由于深揭社会之腐朽，官场之丑态，民风之颓败，隐含中伤抵毁之意，厌世倾愤之嫌。而且故事情节中所描写的人物，上至皇帝天子下至群臣富贵，皆有相像之为，甚而能对号入座。这与各朝所彰显的朗朗乾坤，太平世界唱反调，是在借古讽今，借宋事而击当朝。以上之因，该书固为历代当权者所不容，下令而禁，原著存世罕稀，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读者群体太小，未能形成大气候；其二、作者为自保故用隐语，苛意隐藏自己的姓名和相关信息，谨慎之至，无从查察，让后人难得证据；其三、因世俗偏见，封建礼德所束缚，旧时对该书研究者甚少，即使有个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其发现和观点也难得交流，更难以引起社会的共鸣，他们往往是初涉而止或半途而废。如清康熙年间彭城人张竹坡，因考阅评批该书而引发众怒，被族人强行逐出家门，族谱上除其名。受迫无奈之下，他不得不中断其研究行为，孤孑一人投身于北京永定河治水工地以求进身之级，在众叛亲离、贫病交加的境遇中猝然死去，年仅二十九岁。张竹坡死后，其儿女也都相继夭亡。张氏族谱注：“其子批评《金瓶梅》致绝嗣，乃报应矣！”从明万历至民国前期中国庞大的文人体系前出后涌，昌盛不衰，有几人去细致探讨该书的作者？要么道听途说草草记之，要么以讹传讹浮浮述之；其四、改革开放后，国内掀起了“金瓶梅”热潮，大家不约而同地研究了明弘治以后年间的有关典籍、史料，考证了可能符合作者身份的一系列文人名士，甄别了书中的乡俗土语、地理物名等，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至今该书的原型人物、写作起因、作者姓名未能水落石出，没有一个能让大家认可信服的结论。为何？那就是研究者们没有广泛深入书中所涉地区细致考查，没有弄清作者在书中所隐玄机，甚至连其中的俗语、土词都没能完全搞清，胡乱地理解，闭门造车，主观推断。致使他们或画地为牢，太片面；或坐飞船放鞭炮，响（想）的太高，跑的太远，脱离了本体。
    解木可观其年轮，破石则可知其质地。本人愚钝，但通过深入剖析研究后，发现大量证据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西门庆原型人物是正德帝。
      徐渭，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汉族。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官僚世家。父，徐鏓，字克平，因喜竹故称竹庵主人。生母为婢女偏室。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别号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士、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佛寿、漱仙、袖裹青蛇等。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在贫病交困中，“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时年七十三岁。一生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多朝代。死后葬于山阴（绍兴）兰亭镇木栅村姜婆山东北麓的徐氏家族坟地。
      他，天资聪慧，怀才不遇。四岁时二嫂杨氏去世，“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人以为奇”。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杨雄《解嘲》作《释毁》，“指掌之间，万言可就”。该年家道中落，生母被嫡母苗氏强遣出门，年仅十岁的徐渭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得主审县令赏识。十七岁参加绍兴府童试不中。二十岁初试不中，后上书申请重试，重试后仅被录为增生。尔后八次应试，“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而不中，终老仍为秀才身。徐渭学习广泛，拜师较多，从管士颜学唐诗、陆如冈学时文、陈良器学古琴、王政学琴画、彭应时学剑术、季本学心学、陈鹤学戏曲及绘画、杨珂学书法，其他老师汪应轸、萧鸣凤（徐渭同乡）、沈炼（徐渭同乡，近宗族姊姐夫）等。
    他，“声名籍甚”，儿时即被称之为“神童”，将其比作刘晏、杨修。二十岁位列“越中十子”。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才名被招入浙闽总督府，作胡宗宪幕僚，“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破徐海等倭寇”。期间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得嘉靖帝赏识。《贺严公生日启》、《十白赋》、杂剧《四声猿》和《歌代啸》、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以及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狱中完成的《周易参同契》注解等，皆为高手妙笔，压世之作。他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方面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倍受明人推崇。尤其是绘画技艺造诣更深，登峰造极，成为开创中国绘画大写意的一代宗师。
    他，人生坎坷，多灾多难，流离潦倒。父亲徐鏓的原配妻子童氏，生长子徐淮，次子徐潞，后中年而亡。父亲继娶贵州苗氏。苗氏适婚后多年不生，因担心日后遭受冷眼排挤，便将娘家随嫁为奴的侍女小丫鬟（随主姓苗）献给徐鏓做了个偏室，以期替其生子续嗣。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徐渭出生，生母生其身而不得养，骨肉相分离，由苗氏据为己有而养之。
      徐渭的出生就注定了他的不幸，母亲是个毫无地位的下人，是一个比自己男人小几十岁的家奴，甚至比原配童氏所生的两个儿子年龄还要小；是个最被人瞧不起，连妾也算不成的偏室，即现在人所言的被包养的代孕妇。“母以子贵，儿随母贱”，这种状态本已够戗，岂料徐渭刚满百日，父亲徐鏓便于五月十五日病逝。两个哥哥徐淮、徐潞又不求上进，特别是大哥徐淮热衷于求仙学道，整日四处游荡，从此家境渐衰。嘉靖二十六年（1531年）徐渭十岁时，大哥徐淮逼家要钱，而家中已无钱可出，苗氏万般无奈不得不转卖家奴。因徐渭生母是家奴身份，在被卖之列。为能留住生母，徐渭跪地向苗氏乞求，不吃不喝，哭了几天几夜，但最终也没能改变生母被强行遣卖的命运。这对于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是多么的无助和奇耻大辱，多么大的残酷打击和无情伤害。稚嫩心灵上的阴影让他挥之不去，以致他愤闷而无以自拔，终老而未能失怀。此事让徐渭看穿了世态炎凉和人性的虚伪，本已对家人极为反感的他，又添对嫡养母苗氏和大哥徐淮的恼恨。
      十四岁时嫡母苗氏去世，更使他孤单无依。十七岁第一次参加本县童试，落弟。至二十岁时再次参加童试，又落第，家人的抱怨、冷落使他无地而容，于是愤然上书请求复试，言“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异常寂寞和悲凄。复试后他仅被取为县学增广生员，十二年后才被录廪膳生身份。同年参加乡试也落弟，此后又陆续参加了八次考试皆名落孙山。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可最终还是败，而且败得一塌糊涂，败得他旋晕，败得他茫然绝望。一个狂傲不羁，自负才高冲天的他，怎能不怨天尤人，恨世疾俗？
      其中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十岁的徐渭童试、乡试皆以无名而罢，却意外获得了喜事，同县大名府锦衣名法给事官潘克敬欣赏徐渭才华，将长女（后徐渭名之潘似）许配之，因其被外放广东阳江县典史顺道回乡，将长女婚事定下。徐渭随潘克敬一家去了广东阳江，次年成婚，寓居于此。徐渭离开了自己的生身之地，离开了让他伤心的家，但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上无片瓦房产，下无点滴养身之财，生活来源全凭岳父家支持，血性男儿颜面何在？即使这样勉为其难，可一波未平另波又起，就在徐渭成婚当年二哥徐潞病死于贵州，尔后妻子潘似又身染肺病，久治不愈。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潘似因生长子徐枚肺痨加重，四处求医，仍病势日重，长兄徐淮因炼丹试服而死，家产被当地豪强霸占，徐渭将此事告诸于官府最终无济于事。第年妻子潘似病入膏肓，撒手人世，撇下他与嗷嗷待哺的儿子徐枚相依为命，孤苦伶仃。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已经二十八岁的徐渭搬离潘家，在山阴城东居穷巷赁房设馆授徒，生活极其清苦，自作诗《一枝堂对雪》中曰：“混混无穷处，茫茫不可知”，反映了穷困中他怅然无措的心态。三十三岁，参加绍兴府守城抗击倭寇，作《海上曲》指斥当政。三十五岁，先期参加兴皋埠抗倭战斗，因不得当权者用，去浙江平湖以教书糊口，此后又赴福建顺昌，寄居于妻兄潘伯海署中。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十七岁的徐渭时来运转，被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时任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浙闽总督的胡宗宪招入幕府。徐渭终于才有所用，如鱼得水，如鹏冲天，随军转战南北，抗击倭寇，为胡宗宪出谋划策，胡依计行之屡屡获胜。但要助胡宗宪彻底剿灭沿海倭寇却是不易之事，因为倭寇以广阔大海作依托，来去无定，灵活多变，而且个个不怕死，凶残勇猛。徐渭于是献“擒贼先擒王”之法，以招安方式擒拿倭寇头目。首先考虑的目标是倭寇头目徐海。
      徐海，微州歙县人，少时曾在杭州虎跑寺当和尚，法名普净，人称“明山和尚”或“名山和尚”，因事被迫成为海盗，后与倭寇相勾结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倭寇头目之一。徐渭荐太学生罗龙文去招抚徐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料徐海当即说明自身的无奈和想法，表示愿意被招安而归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八月，徐海率部前来归顺投靠，入平湖城外沈庄向胡宗宪请降。后徐海尽力赎罪，并擒缚倭寇头目叶麻献于胡宗宪，另一倭寇头目陈东也被成功招安。徐渭本想借被招安倭寇头目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熟悉海上情况的有利条件，来个以倭灭倭，让他们率倭众与朝廷军队配合去围剿海上各岛倭寇。然而朝中大臣们及嘉靖帝坚决反对此法，敦促胡宗宪将归顺倭寇头目及倭众聚而杀之。实践证明，在杀归顺之倭后，引来了盘踞海上倭寇的更大报复，以致东南沿海地区倭患经久不息。
      皇诣难违，胡宗宪不得不决定灭杀归顺之倭。不久，徐海、陈东中胡宗宪所设离间计，双方血拼，徐海被陈东围而杀之。徐海死前突然醒悟，大呼“翠翘误我！”后来，另一倭寇头目王直（汪直）也被胡宗宪以招安的名义诱擒而杀。
      翠翘，即王翠翘，本是官宦人家女子，因父获罪，而卖身救父，流落青楼，成为金陵名妓。徐海慕其容貌情才，花钱为其赎身，迎入海岛上为妻。因王翠翘识大体、有谋略、才思敏捷、字体清秀，徐海对其言听计从，宠爱有加，军中往来文书皆出她手。在胡宗宪依徐渭之计对徐海实施招抚时，王翠翘力劝徐海归顺。传说徐海死后她请求埋葬徐海不允，请求做尼姑亦不允，反而责令其嫁给一军卒。王翠翘不得已，面对大海痛哭，自作绝命诗一首，大呼：“明山，我负你！”投海而亡。清人悲其行，作长篇通俗白话小说《金云翘传》祭之。
      徐渭三十九岁时入赘王家，因受王氏虐待而断绝关系。四十一岁，继娶张氏。
     “人怕顺时来横祸，天降祸事躲不过”，正当徐渭大显才智，大展抱负之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内阁首辅严嵩倒台，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为讨好新任内阁首辅徐阶，上奏弹劾胡宗宪为严嵩同党，并罗列其欺横贪淫等十大罪状。胡宗宪因此被革职，次年被捕入京，总督府被解散，徐渭只好回家赋闲。“壮牛掉入枯井里——有力无处使”的徐渭，好不容易遇到了胡宗宪慧眼识真人，将其招入幕府，才有了报效国家、效力于民、施才纳智的出头之日，实践证明他的确有才、有智，可到头来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年冬天，张氏为他生下了次子徐枳，原本生活拮据的家庭更增加了压力。无可事事的他，干着急而无路可投。他度日如年，忧心忡忡，因为最担心的是自己曾受胡宗宪之托作《贺严公生日启》，向严嵩献媚，仅凭这一点就可将恩公胡宗宪定为严嵩同党。其实徐渭本人是极其憎恶严嵩父子的，因为他们陷害屠死了自己最亲密的同乡好友，也是身为他近宗族姊姐夫的沈炼一家人。
     沈炼（1507—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会稽（绍兴）人，进士出身，初为县令，后被贬职为锦衣卫。沈炼为人耿直，屡骂严嵩父子为奸臣，历数严党擅权误国，后被再贬至保安州（今河北涿鹿）为民。当时保安州所属的宣大（宣府镇、大同镇）总督为严嵩的一个干儿子杨顺。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杨顺承严世蕃旨意，以沈炼与白莲教阎浩等人谋反罪，将其杀害于宣府，长子沈襄发配充军远边，次子沈衮、三子沈褒被杖杀于狱中。隆庆初年，沈炼一案才得昭雪，特追赠沈炼光禄寺少卿，天启初年追谥忠湣。
      胡宗宪的确是通过严嵩干儿子赵文华从中周旋才得以提携的，严嵩与胡宗宪的仕途确有瓜葛。作《贺严公生日启》虽是徐渭违心、无奈之为，却因此有可能害了恩公，没为其添益行反增祸根，他后悔莫及。嘉靖四十二年春，胡宗宪系严党一案，查无所据，无由严惩，被革职还乡。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会御史汪汝正藉没罗龙文家时，发现胡宗宪当初被陆凤仪弹劾时授龙文交通严世蕃的手书，于是上奏，胡宗宪于十月份再次被押入京下狱。此次下狱不比上次，因为有实据证明他系严党无异，胡宗宪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在狱中写了洋洋万言的《辩诬奏》为自己辩解，递交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十一月初三日，绝望中自吟“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后，引刃自杀身亡，年五十四岁。
      一位战功赫赫，抗倭名臣就这样屈死狱中。紧接着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败坏一起来。胡宗宪死后，其故旧好友谈胡而避之，提胡而躲之，更有甚者附炎趋势，对胡宗宪说三道四，恶语中伤。徐渭百感交集，愤恨难抑，躬身于胡宗宪墓间嚎啕大哭，往来于达官间为胡宗宪白冤呼号。史料载，他不避祸灾，“走哭墓下，所持文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狱”，态度之坚定，行为之急切，言词之激烈，无以形容。然正义难倡，无人共鸣，于是作《十白赋》哀之，矛头直指新任首辅徐阶和文臣沈明臣。
      礼部尚书李春芳奉诣严查胡宗宪案，而且是一查到底，原胡宗宪幕僚有好几人被牵连。徐渭施才报国不成，求名仕途无望，为恩公鸣冤叫屈落空，反而要遭灭顶之灾，甚至累及家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困境，压得他疯癫狂乱。于是他自作《自为墓志铭》，欲绝命，以死抗争，以死逃避这个黑暗腐朽的统治。他“以钉击入耳，深数寸，血迸流，而不死”，“以斧砸头部，骨碎亦不死”，“以椎碎肾囊（阴囊），亦不死”。他共自杀九次，皆不死。天不绝人，人自生，后来他可能悟出如《金瓶梅》开章所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的道理，心情渐渐平静，再也没干那自杀灭已的蠢事。徐渭自杀行为让世人看来不一定是蠢，还可能被理解为避难之智，但他不久确实干了件蠢事，蠢得让他自己也无法面对，以至于悔恨终生。那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一月，浑噩恍惚间疑继室张氏不贞，将其用砚砸死，因而获罪入狱。七年后（1573年）万历皇帝登基改元大赦，在同乡好友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及其他好友力助下才得以出狱，他时年已五十三岁。徐渭闲居家中无可而为，曾一度游历金陵等地。不久，好友张天复被朝廷削职，忧愤去世，徐渭伤心至至，作《张太仆墓志铭》、《祭张太仆文》，悼之。
      万历四年（1576年）夏，五十六岁时应老同学吴兑招募，沿运河北上前往宣化。五十七岁，因身体原因辞幕离开宣化，寓居北京，结识了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李如松后来也成为明朝名将，曾率军平定宁夏哮拜叛乱，举行了闻名天下的壬辰抗倭援朝战役。同年八月，徐渭由京沿运河南下返绍，途经山东任城（济宁）登太白楼饮酒，作《饮太白楼》，经徐州游戏马台、燕子楼、黄楼等，作诗多首。
      六十岁，万历八年（1580年），应李如松之约北上，去河北保定易县马水口。然后应张元忭邀请，寓居北京。六十二岁，万十年（1582年），因不愿受礼法约束，愤而向张元忭说：“我犯杀人罪，也不过是颈上一刀而死，你用封建礼法约束我，就是一刀刀剁我成肉末儿！”情绪郁结，以致疯癫病复发，长子徐枚抵京将寓居京都三年的徐渭接回山阴老家。
     徐渭回家后一改往日四处游历之习，闭门谢客，专于作文绘画。凡来拜访者，要么任你千呼万唤置之不理，要么他自开门而曰：“徐渭不在！”此间作品甚多，仅存留于世的已不少。
      六十六岁，房屋被大雪压塌，小儿子徐枳将其接到徐枳妻娘家居住，待房屋修缮后他又重回自家老屋而居。
      六十八岁，万历十六年（1588年），左谕德兼侍读张元忭悒悒病亡，灵柩运绍兴安葬，徐渭前去吊唁，扶柩哭曰：“惟公知我！”，不留姓名独然离去。
    六十九岁，因醉酒跌伤肩骨，行必依杖，久治才愈。
    七十三岁，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一位奇人，一代大家，一个愤世嫉俗、生命多艰的“南腔北调人”，在“几间东倒西歪屋”，“忍饥月下独徘徊”的境遇中，孤零零地悄然离世。由于他不爱世财，一生清贫，死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仅铺了层薄薄稻草，连一张席子也没有，凄凄惨惨，催人泪下。满屋文稿因无钱付印，堆积叠压，结网陈垢，一片狼藉。
    他性情放荡，不守成规。明翰林编修陶望龄《徐渭传》中描述：他经常在半夜呼啸，引鹤共鸣。突发奇想，一段时间自称道人，炼辟谷，仅吃青菜、喝清水度命。一惯不拘节礼，与玩童、市井青年、屠夫、菜贩、穷歌妓等相戏交往。他仇权恨富，而时与平民、门生、邻里相饮，醉而极乐，洋相百出。
    由于徐渭长期生活于平民间，又喜爱与平民打交道，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思想。他反对八股，抵制拟古，倾向民间文学，习惯采用方言俗语，这也正是他屡试不中的最主要原因。他在《临江仙》中说：“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探来俗语新编。凭他颠倒事，只付等闲看。”他的作品最大特点就是能根据不同身份、不同地方的人物，让他们讲符合他们身份、籍地的“身份语”和地方话，因而显得异常妥贴真实，给人以亲入其地，亲见其事，亲闻其声，亲触其人的感觉。《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等，无一例外，皆如此。明代大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在《玉茗堂牡丹亭序》中称，“安得生致徐文长，自拔其舌”，可见徐渭作品中人物言语被安排得多么巧妙合体，以至于这位大师激动的要“自拔其舌”。徐渭无论诗、文，还是戏曲皆标新立异，独辟溪径，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名人大家所坚持的观点、所倡导的文风背道而驰，因此受到排挤和压制。而他却不以为然，恃才傲物，将前后七君子冷嘲热讽，嗤之以鼻，在《叶子肃诗序》中说他们是“鸟之为人言”。他对那些官高而学浅之人更是厌恶之极，甚而不愿与他们往来。
    徐渭绘画如同其性格一样，放纵恣意，豪迈旷达，用笔洒脱淋漓，意境深远，表现生动，让人玩味无穷。八大山人、石涛、杨州八怪及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皆受其影响，承其宗法而成名。郑板桥曾亲刻一印“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作诗称“青藤、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他连号也起成“渭青、兰亭”，可见对徐渭崇拜的地步了。
    徐渭画风受谁影响，以谁为师？《徐渭集》850页《牡丹竹》“我学彭城写岁寒，何缘春色忽黄檀。正如三醉洛阳客，时访青楼白牡丹。”《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载，北宋湖州派墨竹大师文与可（文同）与时任徐州（彭城）知府的苏东坡是表兄弟，文与可向讨画人说：“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徐渭“我学彭城写岁寒”之句，自我表明绘画师承文与可。
    文与可，名同，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今四川绵阳市盐亭）人。著名画家、诗人。成语“胸有成竹”，源于他画竹而生。北宋画家米芾称：“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徐渭泼墨大写意画法与之相比确得法于此。
   正德帝，明武宗朱厚燳（公元1491—1521年），明朝第十位皇帝，孝宗朱祐樘长子，也是孝宗仅有的一个存世成人的儿子。正德帝十五岁即位后便开始了放荡无度，随心所欲的游戏生活。他别出心裁，想人不所想的在宫中模仿民间街市建立很多店铺，让太监充当各店面老板，自己扮成行商巨富，往来于各店铺间谈生意做买卖，运货购物，俨然如真，取乐融融。为显实感，他还下令设妓院、戏房等于“街市”其间，将宫女充塞之中，扮做妓女、戏子，正德帝挨门逛到，行淫、听曲，怡然自得，享乐快活。整个后宫被他搞成了闹街乱肆，污烟瘴气。这样，他仍觉玩得不过瘾，玩得不够味，还时有国事、奏章惹他心烦，于是索性罢朝，废掉尚寝官和文房侍从皇帝内官，一切奏请皆以“知道了”而敷衍。正德帝毫无节制，毫无法章的生活行为触动朝野，忠臣元老心急如焚，纷纷进谏。其结果，领头者被“告老还乡”，其余之辈皆惧怕而默默闭口。
    正德帝在后宫折腾年余后，渐感玩有所限，不能尽其所欲，便在正德二年下旨在皇城外西北处建造更高档次的行乐场所——豹房。于是开清河，挖明湖，筑假山修园池，奇花珍草、稀树异石遍布其内，飞禽异兽豢养其中，罗美女纳歌妓，先后造房二百余间。豹房内店铺、妓院、戏房、校场、佛寺等集天下之大全，无一遗漏，应有尽有，浑浑然人间天堂，闹闹也繁华都市，仅此一项就耗银二十四万多两。正德帝抛弃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紫禁城，于正德二年（1507年）入住豹房后，拒见官臣，不理朝政，沉溺歌乐、醉酒、行淫，享其所想，行其所欲。这样还是满足不了他那无限制的企求，经常伙同身边附臣们身着便服游巡于乡街村落，看到谁家媳妇、闺女有些姿色，便推门而入，许诺富贵以求得陪宿，或好言相劝带入豹房。如李凤儿、刘美人（刘妃）、马昂之妹、王满堂（王浣衣）等皆如此而得。民间百姓针对至高无上正德帝的荒唐行为，在钱财、地位的引诱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攀附顺依，自愿投怀，反抗不从者近无。
    正德帝不但喜欢“文”玩，而且喜欢“武”玩。正德十二年（1517年），他将自己降身为自己的大臣，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更名朱寿。后来又自己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亲临北边宣府一带巡查，并在宣府营建“镇国府”，还将镇国府作“家”一样居住。他到宣府、大同、延绥边地巡查，寻找战机，跃跃欲试。天随人愿，有次蒙古小王子率领五六万人入境来犯，正德帝正好大显身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他先以小部兵力牵制住小王子，然后再从其它地方调兵合围。战斗中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并亲自冲上战场，蒙古小王子不敌，败退而去。正德帝牛刀小试，初战告捷。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他于是打起“威武大将军朱寿”大旗率兵前往镇压，可半途中得知叛乱已被御使王守仁平定，于是下令将宁王释放，然后再由自己亲手将其抓获，在南京行献俘礼，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胜利。
    正德帝玩法多样化，因他属相为“猪”，下诣全国各地不得杀猪，而自己对猪肉照吃不误，后来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才得以解禁。他信奉佛教，封自己如同活佛一样身份的“大庆法王”，命所司铸印以进。
    由于正德帝纵情恶淫，身体日益亏虚，于正德十五年（1521年4月20日）在豹房病死于灞州美女王满堂怀中，时年三十一岁，无嗣。正德帝一生无后，而义子却为数不少，至他死前共收义子百余人，并在豹房专门建造了义子府。
    纵观正德帝一生，真是荒诞不经！
    由于《金瓶梅》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地方俗语、土词及代音字（包括拼体字），因此在阅读、分析时应综合考虑过去不同地区对同字的不同发音，对同物的不同名称。如“药（yào）”，读yuě；“国（guó）”，读guǐ等。如“达”，是对父亲的称呼，或称“达达”，但有时则作为口头语，不表示任何意义。
    现举书中第六十七回为例。俗语土词类：“摘拨（选择、挑选）谢几家”，“要正身上直（要把整个身子放在上面）”，“泡螺（酥油结晶体，因搅棒由外向内一圈圈旋搅至中心点提离时，将黏稠酥油带出尖顶，整体看去像螺状）”，“亲手拣（分离、提炼）的”，“分豁（吩咐）小人”，“他孤老（粘连成串之物，这里指黏液）多”，“快伤叔（很败坏）人”，“见二人犯言（斗嘴、开玩笑）”，“汤婆（用于盛热水取暖、熨衣的扁壶）”，“两个已知科范（提示、用意，或指事情原委及真相）”，“撺掇（催促或有意促使）奶子进去”，“扇[石朋]（物体上下起落来回运动）”，“[毛几][毛八]（鸡巴）”，“[扌歪]（坐，如他一屁股[扌歪]在沙发上；陷，如车轮[扌歪]在泥窝里出不来；挪动，如把这大石块慢慢[扌歪]过去；搅压，如车轮来回上不去将路面[扌歪]个深坑”，“控着头睡（指睡觉头部悬空或位置低）”，“白日里还好挝挠（指想办法周转、解决或抓取东西）”，“打紧（指做事很紧张、很忙）”，“百忙挝（抓）不着个人”，“连自家（自己）还多着个影”，“明日洗三（婴儿出生后第三天而举行的去秽免灾沐浴仪式，此时亲友要到场祝福）”，“信信拖拖（指对事故意放纵不管或拖着不办。如这个事你信信拖拖或许就过去了）”，“故意把嘴谷都（闭口，指故意不说话或指有话说不出来）着”，“写个符儿（字条、字据）”，“眼下（指时间不长、很快；或指跟前、看着。如眼下小麦就要黄了；这个小青年是在我眼下长大的）”，“只哕（吐、说，含贬意）了一声”，“讧（方言读‘杠’音，指以不好的语气答话或回绝）”，“热孝（指丧事没出百日）”，“库（用纸、竹等材料制作成的冥库）”，“扁食（似元宝状生面食品，由手擀的单个圆形面皮裹馅后包捏而成，个体大些的被称作‘角子’。原与带耳边的饺子是两个不同的名称，现被通称为‘水饺’，但供祭时只能用扁食而不能用带耳边饺子）”。
    代音字类：“教（叫）他”，“大睡回（会）”，“摘（择）拨”，“老先生虽故（固）”，“要正（整）身上直（置）”，“家火（伙）”，“嗔（怎）”，“咱每（们）”，“孤老（嘟噜）”，“镇（整）日”，“快（怪）伤叔（述）人”，“屎（死）口”，“[溪鸟][涑鸟]（鸂鶒）”，“暖洞洞（通通）”，“扇[石朋]（棚，作动词用）”，“[毛几][毛八]（鸡巴）”，“栽（差）派”，“[扌歪]（目前无字可代）”，“糁（深）紫衫”，“梳（缩）背”，“[髟丐]（鬓）”，“桶（捅）出”，“业（孽）障”，“答应我些时（事）儿”。
    口头语类：“我儿，你寻常吃的（得）勾（够）了。”“我儿”，这是应伯爵与西门庆对话时所带的口头语，相当于现代人说话时爱带“我儿、我乖”等口头语一样，无实意。“达达”，这是潘金莲兴奋状态下的口头语，相当于现代人兴奋、惊讶、痛苦时所喊的“爹爹、老爷、娘、奶奶”等。
    日常说话习惯：伯爵道“你春姨他说来……”。“你春姨”，是应伯爵比西门庆孩子辈的称呼，即西门庆孩子辈人叫“春姨”，而不是西门庆本人叫“春姨”。
    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金瓶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让人物讲符合自己身份的话，让人看了书就如同听录音一般真实，感觉到文字只是些记录各类人物语言行为的符号，仅“扒词”而已。其情节生动逼真，着实可靠，而作者偏偏在开章中就写了虚假的事。有《水浒传》为证，故事明明发生在阳谷，却说在清河，清河本属河北却说归山东，东平府不含阳谷，而被说成一府两县制辖之。弄得个以阳为阴，将东为北，山河倒易，区界不明。这还不算，又无中生有的多出了个西门庆父亲“西门达”，并让西门庆在玉皇庙里吴道官的主持下“热结十弟兄”。作者为何这样去写，出现这么明显的纰漏？顿足挠耳，慨叹不已之余，转念想来，这是作者故意安排，暗埋伏笔，别有用心之所在。以此手法寓指当朝忠正邪恶反颠，是非曲直不辨，迷向混乱，国体顷覆，纲纪废弛的浑噩腐朽现状；寓指从西门（西华门）可达不理朝政、荒淫无度、自封“大庆法王”、避居于此的正德帝西门外宫豹房；寓指正德帝所依附重用的权臣皆是一伙污浊不堪，专行奸事的无道鸟人。
    作者第一个卖绽，故写颠倒事，其寓指显而易见，而第二个卖绽多写了个“西门达”如何判断相关正德帝呢？言者乃须证之。
    1、达，即到达。作者这样叙述的原因是正德帝在西华门外建了供其淫乐的场所“豹房”，从西门而达。正德帝身居于此，并自封“大庆法王”，全称即为“西门外豹房大庆法王”，若将该称简化成姓名，只能取之为“西门庆”，“西门”为姓，“庆”为名，这样既符合国人起名格式，又不失表达原指人物。由此看出，作者是根据正德帝的所作所为，受《水浒传》中人物西门庆名字的启发，采以巧妙借用而塑造了《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2、正德帝之父，即明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chēng）。樘，以民间通常读音táng解，可作门框或门之量词用，可代指无扇之门。祐樘，含“祐门”之意。作者利用此点在末回中又做了精心安排，将永福寺法师普静超度众亡魂托生时，详加具名者仅三人。第一位统制周秀，托生东京沈镜为次子，取名沈守善。沈镜，代音“审镜”，乃面镜而审，自鉴其身之意；沈守善，代音“身守善”，即以身守善，身行善事而不中断之意。作者在文中将周秀描写为无大错之人，但此人品行也有瑕疵，第九十九回中写“原来在济南做了一年官，也赚得巨万金银。”因而作者依报应观点安排他战场亡命，最后以“审镜”、“身守善”而告诫之。第二位富户西门庆，托生东京富户沈通为次子，取名沈樾。沈通代音“身痛”，指身体疼痛，对此作者在第六十七回中提示写到“西门庆道：‘不瞒你说，相我晚夕身上常发酸起来，腰背疼痛，不着这般按捏，通了不得！’”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死前“遍身疼痛，叫了一夜”。沈樾，代音“身樾”，意指以祖宗阴德祐庇其身，与“祐门”相对应。这是作者依“祐樘”之名，经周密考虑后将西门庆托生之名取为“沈（身）樾”的玄机所在。史料载正德帝南巡时，一次在清江浦（今淮安）亲驾小渔船玩打鱼，站立不稳跌入江中，由于九月江水寒冷，他虽被左右救起，没有淹死却因此落下了浑身疼痛的病根，久治而未去其疾，最终病死于豹房。“身痛”，“身樾”，是对正德帝的真实写照。第三位周义，托生东京城外高家为男，取名高留住儿。高，即长，如高寿；留住，旧时泛指市井青年。高留住儿，即长留住儿，此乃天下父母之心，寄托孩儿能长留人世不早亡。“儿”是语助词，同时也是作者故意提示“周义是年少之人”。
    作者以周秀、西门庆、周义三人身上皆负有不同程度“罪恶”，而安排他们皆遭报应死于非命，但对其三人所寓思想情感则不同。写周秀托生，让其以镜正身，以身守善，这是作者借此对世间“官权”易污者的警示和劝告；写西门庆托生，则让其身受疼痛煎熬而只能寄托于祖宗阴德祐庇其身，表现了作者对“富贵”大恶之类的痛恨；写周义托生，明显流露出作者对“平贫”易染者的同情和怜惜。同时，作者又假借亡魂生前富贵者仍托生富贵，生前平贫者仍托生平贫的托生规律，寓指当时社会是权权相承，富贵相继，平贫之人很难改变其命运的不合理现状，也隐含了作者不满而又无奈的愤慨心态。
    3、正德帝名字朱厚燳（照），民间“照”之字谜为“日边一大刀，压在口字上，下面四个泉眼往上冒”。第五十一回中写“西门庆道：‘学生贱名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说’”。以“四泉”为号，与“照”字相对应，符合旧时人参照名中字起号的习俗。再者，作者又将水（河）、船贯穿于小说前后。水乃“灬”，故事情节中往往还将水写成逆流，这不是作者的误笔，而是借此寓指正德帝是违背社会道德的“逆流”之人。其中“照（燳）”代音为“棹”，代指船，如棹夫，即船夫。水、船贯穿于故事间，是隐指故事情节与正德帝相关联。
    4、孝宗朱祐樘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作者取孝宗谥号开头“达”字作“西门达”，代孝宗，并在介绍中加“原走川广”以提示。川，代指孝宗母辈把持后宫的万妃万贞儿籍地。因万妃与内阁首辅万安认为同宗，姑侄相称，万安四川眉州人，自然万妃也就与“川”靠在了一起；广，代指孝宗生母纪妃籍地。纪妃为广西瑶族一土司女儿。作者恐读者还不明又在末章以“孝哥”再加提示，“只见孝哥儿还睡在床上……忽然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这是作者巧借正德帝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因这可简称为“孝毅皇帝”，以此看正德帝的确还有“孝哥”的一面。另外，作者故意将西门庆之子取名“孝哥”，借此寓指正德帝的继位人应为“孝X”之人，与世宗嘉靖帝谥号“钦天履命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可简称为“孝肃皇帝”，相吻合。
    作者为体现嘉靖帝承接皇位，正德帝无亲子接位这一状况，故对孝哥的最终处理为被普静法师幻化而去，“当下化阵清风不见了”。从故事通篇来看，此处和托生场面为虚写，其它情节皆以日记形式、写实手法而作。由此可见，孝哥只是作者为达目的而虚构的幻化人物，其结果也只能是如清风般消失无踪。再者，给孝哥取法名“明悟”，代音“名悟”，提醒读者要从名中明白、悟出作者的这般用意。
    5、西门庆淫，并且随心所欲，无论尊贵卑贱、闺花人妻，只要看上定将得手。而被淫之人反抗者很少，大多是巴结献颜，自投其怀，任其作弄。甚至婚妇之夫，妻为所淫，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在封建社会女人视贞操比命都重要，能达此地步应有多大的权势和诱惑力？而且第五十七回中写“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试想，西门庆乃民间一介商户，在旧时等级制度极为苛刻严明的状态下，他原来也只能算作无功名、无爵位的底层平民，何况还有重农抑商、重农轻商的国策和社会偏见？宫廷门人、太监、朝中大臣、地方官员皆与他交往，趋之若鹜，官系网多得无所而不能。一个放荡荒淫、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败家子，一个庸俗下流的地痞，其言行、作为如此放肆不掩，猖狂嚣张，本地百姓谁人不察又谁人能不知？此类歹人，谁还愿意与之交往，与之亲近？以致被乡邻视为合污之徒，得以指背而论，望影而骂呢？那么官爷们却为何自投麾下与之交密？依西门庆地位和品行而言，能达以上程度是断然不可能的。西门庆因淫潘金莲身亏而亡，正德帝因幸王满堂（王浣衣）身亏而亡，二人皆因淫欲过度，三十多岁即丧命。由此可见，作者表写西门庆，实乃写正德帝。
    6、玳安，依旧时书写方式即为“安玳”，将“玳”作拼体字则为“代王安”，即寓指“接代王位于安地之人”。朱厚熜父亲朱祐杬在湖广安州府（今湖北安陆、钟祥一带）之地建蕃国，被封为兴王，朱厚熜为嫡长子。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祐杬病逝，朱厚熜在安州之地接代王位，被袭封为兴王。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正德帝朱厚燳（照）驾崩，无子继位，朱厚熜继皇位，改年号为嘉靖。这与书中玳安承受西门庆家业相吻合。
    至于开章中的第三个破绽，写西门庆热结十弟兄，实乃故事发展的合理扩延，为情节所需顺应增加的人物和事件。作者首先交代西门庆“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然后以极其痛恨厌恶的笔调将他们一一罗列，并将“这等一班无益有损的朋友”皆喻作鸟人，借以贬斥正德帝身边“八虎”太监和媚臣江彬等人。为解此疑，第八十回中写水秀才于西门庆死后头七那日作了篇祭文，在西门庆灵前当众宣念，从祭文内容可以明确看出“结义十弟兄”真的是一伙鸟人。
    作者为突显西门庆结义弟兄皆为放荡作奸的无道之官，故假借玉（遇）皇庙，巧设吴（无）道官，并安排让“无道官”主持宣示这群鸟人大结义：
    1、西门庆。2、应伯爵（硬勃橛，指勃起之茎），表字光侯（指茎），号南坡（指腹阴），浑名应（硬）花子（指茎）。又会一腿好气毬（球，指囊），双陆棋子（指两丸），件件相通。3、谢（血）希大（指大茎），血，乃很之意，如血坏、血贫，血笨等。字子纯（紫唇，指茎口），会一手好琵琶（指腹阴）。4、花子（指茎）虚（须，指毛），因卜志（不知）道已亡，让其顶缺。5、孙天华（尿suī添滑，指茎口），表字伯修（不羞），绰号孙寡嘴（指茎口），寡，独，一个。6、祝实念（着实黏），表字贡诚（拱成），拱，向里钻之意。7、吴典（无点）恩，阴阳先生，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8、云理（里）守（指茎），云，指云毛，如香云，字非（飞）去（勃起状）。9、常峙节（自解），指常自淫泄欲。表字坚初。10、白赉光，指白液已给光。表字光汤（光清液而无精）。
    作者故意安排卜志道死去，即结义时已没有卜志道，以此喻“没有不知道”之言，让读者明白这伙鸟人作者都知道，各有所指，朝中各有其人。最后又以白赉光作尾，借他之口讲“白鱼跃入武王舟”之典故，寓指商纣王淫乱导致商灭周兴，正德帝的淫乱行为也将会使大明覆灭，改朝换代。
    作品中其他人物名，也皆有喻意。如韩道国（捣鬼），将其弟取名韩二捣鬼作提示；陈敬济（伸茎挤），第九十六回写陈敬济在水月寺抬土情节中作提示；普静（净）法师，指徐海，在末回中以劝吴月娘不要前往投靠云理守情节中作提示，映徐海投靠之果。至于藩金莲之“莲”，李瓶儿之“瓶”，宠春梅之“梅”，孙雪娥（蛾）之“蛾”等，皆为旧时小说中喻女阴之词。由于作品中人物繁多，在此不再分别赘述。
    而吴月娘，孟玉楼之名不能不说，因为这是作者采用移花接木之法，将宪宗朱见深时期的吴皇后、王皇后生平事，套写在了吴月娘、孟玉楼二人身上。以借此象征大明江山为祖上阴德佑庇而存，靠女贤循环轮回而维，气数将尽，岌岌可危之局面；从而也进一步寓指明朝皇帝后宫连代杂乱无章，状况无改，陈陈相沿，用前朝故人旧事可表当朝之现实，甚为可悲可叹的情形。小说毕竟不同于史记和人物传记，作者往往为达某种目的，为表现某些思想，而将多人、多事合写在一人身上，或虚构、分开、增减，或拼接、挪移，因此作品人物不能说是谁，而只能说似谁、含谁。难道《金瓶梅》中的藩金莲没有万妃的一些身影吗？韩爱姐“誓不再配他人”不是王翠翘的行为吗？
    吴皇后，天顺七年（1463年），宪宗父英宗朱祁镇居南宫时下旨为太子朱见深（宪宗）选美择配，十五岁的吴氏被选入宫。英宗在南宫定吴氏为太子配偶，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朱见深登基继承皇位，七月立吴氏为皇后。八月，因吴后命人杖责专横生事的万妃（万贞儿）而触怒宪宗，被废后别居西内侧宫。后来一纪姓宫女意外得宪宗幸有孕，万妃妒嫉万般，恐宪宗分心而不能独占其身，她暗中指使身边一贴身宫女前往谋害堕胎，这宫女不忍，故将堕胎药量减之，纪姓宫女身孕得保。数月后身居冷宫的纪姓宫女掩万妃耳目偷偷产下一男婴，万妃得知后，便派太监张敏去将这男婴溺死，张敏考虑宪宗无子，冒险将男婴藏于安乐堂一间密室中。吴氏暗中抚养之，后被宪宗母周太后养大成人，为宪宗唯一子嗣，继承了皇位，即孝宗朱祐橖。
    作品中吴月娘，生日八月十五。八月乃为南宫月份，这是作者借用吴皇后原属不为人知的无名民间女子，在南宫出现产生，由南宫才造其身之经历，而设吴月娘之名，其中“月娘”二字乃强调其身历。另外，八月代南宫，十五代年龄十五岁，也是极为恰当的。吴后养孝宗为嗣继承皇位，吴月娘养玳安继承西门庆家业。
    王皇后，王钟英，西安县、清平乡楼峰村（今浙江衢江区全旺镇楼山后村）人。父，王谓，又名王镇，字克安，号孟文。天顺七年（1463年），王钟英十四岁被选与吴氏（吴皇后）同期入宫，天顺八年（1464年），吴后被废，十月立她为后，成为吴氏之后的第二位皇后。虽万妃把持后宫，先期占有宪宗，但宪宗一朝唯王一人主后。终生无嗣。
    孟玉楼之名，是作者取孟文之“孟”，王钟英之“王”，楼峰村之“楼”，皆首字而组成，即“孟公女王姓楼峰村”之简称。“、”旧时同“主”，王加“、”强调王是宫中主人身份，故而为“玉”。
    《金瓶梅》究竞是何人所作？最早记录这方面信息的分别是：
    1、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延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2、谢肇浙《金瓶梅跋》：“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纵欲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也。”
    3、袁中道《游居柿录》：“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拆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就有关史料分析，这四人仅得《金瓶梅》部分手抄稿，未见到作者署名，持有全稿的仅刘承禧和王世贞二人。由于作品内容存有纵淫、讽世之嫌，可能会给作者引来祸端，为此知情者采取了苛意隐瞒作者信息的做法。如刘承禧、王世贞，当时仅此二人持有全稿，掌握的情况可能要全面些，但二人对《金瓶梅》却缄默不语，避而不谈。再者，从屠本畯、谢肇浙、袁中道、沈德符四人记录中所反映的信息来看，皆属传闻，而且说法不一，大相径庭，让人很难采信。
    沈德符对《金瓶梅》的兴趣很浓，穷追不舍，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从袁中道处抄得当中缺五回的全本，携至吴中。后来在吴中出现了《金瓶梅》刻本。卷首欣欣子《序》中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落款为：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下面是廿公《跋》，中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该跋简短，仅九十多字，落款：廿公书。再下面是东吴弄珠客《序》，中曰：“《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者，菩萨也；生畏惧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矣。”落款：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那么，这当中的欣欣子、廿公、东吴弄珠客究竟是何人？依出书的通常习惯而断，作序题跋的时间一般在文稿着手刻板或付印稍前。东吴弄珠客《序》后落款所注时间为“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冬末，可知欣欣子作序时间也应在同期或前后不远。《金瓶梅》刻本出现的时间无具体记载，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注：抄本），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当中的小修即袁中道，上公车时间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吴友冯犹龙，即吴县长洲（今苏州）冯梦龙。马仲良，即河南新野马之骏，榷吴关（主榷浒墅关主事）时间，以《浒墅关志》和《吴县志·职官表》记载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而且任此职仅一年。“遂固箧之”，表明沈德符没将手中抄本售于书坊。“未几时”，约写，日常习惯用语，即“不久”之意，这是相对《金瓶梅》一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猛然间出现刻本，给人一种较快、时间较短的感觉。“吴中悬之国门矣”表明刻本最早出现于吴中。“然原本”，从叙述的内容、语气和连贯性来看，描述的是沈德符手中抄本的来龙去脉，而非最初原始稿本，因原始稿本仅刘承禧、王世贞二人持有，他人皆不据，沈德符本人也未曾见过。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原本”，是指沈德符所收藏的缺五回的抄本或同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再次证明“原本”非原始全本。“遍觅不得”，说明当中五回仍缺，没能抄齐，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始全本。“有陋儒补以入刻”，这里不说是出版商、书商或民间平常人补写，而说是“陋儒”补写，能被沈德符称为“儒”的也定是位学问较深、较有名气的文人。可见，沈德符知道这补写人身份，故称“陋儒”贬之，以示反感和气愤。“补以入刻”，说明“补”是为了“入刻”，沈德符如何就肯定是为了“入刻”才“补”，而不是以前人为流传相阅故事衔接起见早已补写？“时作吴语”，《金瓶梅》各回中皆有吴语，为何单说补写部分为吴语？种种迹象表明，补写者即为供稿人，而且是位当时健在的说吴语的文人。
    既然沈德符以“坏人心术”为由，将抄本“遂固箧之”，书坊又如何能得而付印呢？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卷六中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李日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与之同乡，是好友并有亲戚关系，侄子沈伯远曾在李日华家读书，也与之关系密切。李日华在万历丁已年（万历四十五年）已是很有名气之人，是位讲吴语的“儒”人，常常游玩于苏州城间，《味水轩日记》对此多有记录。他所作笔记，内容多论书画，诗歌皆表现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对个人艺术思想的阐述无专著，爱通过题画诗、题文跋来体现。李日华符合“补以刻”者条件。
    东吴弄珠客《序》中“袁石公亟称之”，就是“袁中郎极口赞之”句式的翻版。袁石公、袁中郎，即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亟称之”是因为《金瓶梅》存有大量秽语，是“秽书”；“极口赞之”，是指称赞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以上两点并存，这代表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文人的观点，也正是《金瓶梅》文稿争相传抄，却无人付印的原因所在。单言“亟称之”或单说“极口赞之”皆为撰文者根据自己表达主题的需要而分别取舍之结果，沈德符不也如此吗？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金瓶梅》而赞之，喜欲甚浓，可真的有人提出付印时却认为“坏人心术”。
    欣欣子《序》首句“窃谓兰陵笑笑作金瓶梅传”，“窃谓”，谦词用语。《序》中“吾友笑笑生为此”，该句为肯定语气。其中“吾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笑笑生为欣欣子相识之友；二是该称谓还为人群间的一个习惯性泛称，大凡同行业、同团体，或志趣、观点相同者皆可称友。如“文友”、“画友”、“字友”及当今的“车友”、“山友”等，即使相居异地，远隔千里，素未逢面，但之间对外推介时仍作友人身份。同为天下作文人，欣欣子将笑笑生称为友，视作友，也在情理之中，说明欣欣子与作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发自内心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再从欣欣子字面上分析，欣欣，含繁荣之意，华，也含繁荣之意。欣欣与华相对应，欣欣子与名“华”之人相吻合。此外，欣欣还有喜悦、快乐之意；李日华身居恬致堂，恬，安逸、舒适。从这点看，欣欣子与李日华也相吻合。欣欣子作序于明贤里之轩，明贤里，即旧时民坊间对苏州古城东面史家巷的别称，这里曾是当地明贤的集居地。《吴门表隐》载：“史家巷，明乡贤史鉴宅”。里，即巷、街，或称胡同、里弄。轩，指书斋、画屋，或指其它字画店、茶馆等。由而推断欣欣子《序》是李日华游苏州时在史家巷某轩而作。
    廿公，廿，即二十，异写“艹”。繁体字“華”，含“二十”，而且完全由“二十”笔画结构组成。廿公，即隐寓“華公”。
    从书中两序一跋行文字体上看，欣欣子《序》为书楷体，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同为写刻体；从笔法、文风及内容结构、语气上看，欣欣子《序》虽与东吴弄珠客《序》十分相像，却为独立之文，而廿公《跋》与东吴弄珠客《序》明显为一人所作，且是前后贯通，一气呵成，具有十分突出的一文二分特征；从序、跋排列顺序上看，序是前言应在前，跋是后记应在后，而此处却将廿公《跋》放在了东吴弄珠客《序》之前，顺序颠倒；从《跋》后署名“廿公”上看，“公”一般是对他人之恭称，自署则通常为“翁”、“叟”等；从落款内容上看，欣欣子具明了作序地点，东吴弄珠客不但具明了作序地点，还具明了时间，而廿公《跋》后落款仅具“廿公书”，过于简单，不符合旧时题跋落款习惯。由此可见，原先提供给书坊的实为两序，即欣欣子《序》和东吴弄珠客《序》。刻版人发现缺跋，乃将东吴弄珠客《序》上段作跋使用，但因内容结构不便倒置，故而形成了跋于序前的状态。有跋须署名，书坊及刻版人又不能任意给乱起名号，只得将作序人李日华之“华”，按其笔画结构特点衍化为“廿”，简署为“廿公书”。
    东吴弄珠客《序》后落款为“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冬末。金阊，苏州一区，位于苏州古城区西北部，自明始即为旅游、贸易的繁华地段。道中，说明从外地而来，非本地之人，因本地人在家乡范围内行走，不应说在“金阊”道中。客，当地人对外地人称呼，或外地人自称。东吴，指三国时之吴，而非春秋时之吴，此处署“东吴”，而不署“吴国、吴中、吴地、勾吴、工吴”，说明弄珠客是春秋吴国辖域外而属东吴辖域内之人。李日华是浙江嘉兴人，嘉兴春秋时属越，战国时属楚，三国时属东吴，原名由拳，孙权时改称禾兴，后于赤乌五年（242年）改称嘉兴。弄珠，历史文籍中多有记载，指仙女佩明珠。唐·王适《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这里以珠喻梅，朵朵梅花似粒粒明珠。东吴弄珠客将《金瓶梅》喻作“梅”，弄珠即为弄梅，弄珠客即为弄梅人。以此借言编辑、整理、补写入刻《金瓶梅》一事。另外，因吴地太湖水域盛产珍珠，质地最佳，晶莹闪亮，光彩照人，所以民间常常将珍珠称作吴珠、华珠，这当中又隐含了“吴”、“华”二字。
    综上分析，沈德符所批评的“时作吴语”、“补以入刻”的“陋儒”，即指他的同乡、友人加亲戚关系的李日华。入刻稿本为沈德符侄子沈伯远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之本或复制本。入刻时间应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冬末，成书时间在第年春后。书中两序一跋皆出自李日华之手，欣欣子、廿公、东吴弄珠客皆为李日华一人。东吴弄珠客《序》中所提及的友人褚孝秀，可能是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三年时的进士褚继良，或是长洲（苏州）褚人获叔父，因未见二者后人所持族谱，无法定论，只能有待考证。
    兰陵笑笑生有无此人？是不是《金瓶梅》作者？史籍、史料无明确记载，所以考证作者还得从作品入手，因为任何作品特别是长篇都会受作者的生活环境、经历、习惯等影响，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信息。如《水浒传》中所述的“人肉馒头”，而山东一带则称“人肉包子”；“炊饼”，山东人则以比馒头扁平者为饼，与馒头有严格区分，而且沿传至今每逢中秋节那天家家户户必蒸此饼，名曰“蒸饼”。作者施耐庵将蒸饼称之为“炊饼”，山东人则不知是何物了。再如写武松打虎，描述老虎“一扑、一掀、一剪”，山东一带则将老虎掀之动作称为“扛、撞、靠”，将剪之动作称作“扫、甩”。也就是说，老虎平时猎物仅是扑、抓、咬，而在群虎围搏或人为逮捕受困难以脱身竭力反抗时，才用“扑、撞（掀）、扫（剪）”连环动作，即老虎向前扑空后来不及再行起扑，便急回身以胯猛撞，撞空后再急用尾猛扫。说“掀、剪”，山东人则不明是老虎的何种动作了。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中写“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常有些馒头斋供拿来进奉他”。这里将炊饼称为蒸饼，如山东言，但整体来看，却有更多地方描写显示为南方或浙江绍兴一带。如：1、“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山东人不会称自为山东客人，这是因为作者不在山东地，不是山东人，习惯而致；2、西门庆施舍玉皇庙等处皆为白米，民间常常吃白米饭。旧时北方人以面、小米为主食，几乎绝吃白米，也不会做白米干饭，甚至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白米，更谈不上家中存有白米；3、柚子、柑子、枇杷为通常水果。旧时北方以苹果、梨为通常水果，平时很难见到柚子、柑子、枇杷这些南方果品，而且这些果品皆不太合旧时北方人口味；4、用桶解便。旧时北方人解便用便盆或便罐，根本就不用桶；5、初五为月忌日。北方以初一、十五为每月月忌日，从来不忌初五（五端五除外），地方俗志可证实这点；6、李瓶儿死，西门庆穿孝，并在灵前还礼。在北方妻子亡故，丈夫不穿孝、不得在灵前作还礼人；7、李瓶儿、西门庆死后，陈敬济陪祭、扶柩、摔老盆、认穴等。北方女婿被视为外人，只有立为继嗣才可行子礼；8、李瓶儿、西门庆亡后入敛由仵作钉入四根封棺钉。此乃绍兴一带丧俗。北方封钉男死由其母亲娘家侄钉入，女死由其本人娘家侄钉入，或由丈夫其他妻妾娘家人（如作品中吴大舅）代替钉入，而且封钉只有三根，习称“三斧头”；9、李瓶儿、西门庆死后做七。此乃绍兴一带丧俗，在北方殡期不受七七限制。殡后以亡期三十五天减去死者子女数，所得天数相对的日号即为行祭之日，习称“五七初祭”，往后即为亡期百日、周年行祭，习称“百天祭”、“周年祭”，再往后逢每年清明节、十月一鬼节、春节而祭；10、吴月娘等妻妾身份人哭西门庆称哥哥。这点与北方称俗极不相符，而且是大忌。北方旧时妻子哭亡夫，若女方母亲已故，可用哭娘代替哭夫；若女方父亲已故，可用哭爹，代替哭夫；若女方母、父皆在世，只能哭“我的天”或哭“你、孩子爹、狠心的、早死的”等。平时夫妻间也忌以哥妹相称，同样姐夫也不得称哥，嫂子也不得称姐，姑夫不得称叔。因为这样相称，即被视为乱伦之称；11、西门庆待客，西门庆坐主位，两旁的座位是上宾和主客位，而且以右为上。这是绍兴一带的待客俗规。南方其它地区主人坐主位与之相同，而两旁则以左为上。北方待客座次与绍兴及南方其它地区皆有很大区别，即面对屋门而坐的为主客位，左上右下；两侧座位以左上内上，右下外下，由里向外按对面相比依次列位。背向屋门而坐的是下首位，乃待客主人之位，以便主人接菜递物，照顾客人。全桌座位八个或留一席口（上菜口）而成七座。左右方位依主客面向屋门而言；12、鸂鶒被写成“[溪鸟][涑鸟]”。这是绍兴一带的通常写法，与绍兴相邻的温州旧时有一个“五[溪鸟][涑鸟]乡”，即此写法。正如淮海地区将长期生活在湖里的渔民称为“皃子”，却通常将“皃”写成“人”下加“灬”，取水上人之意。实际上“皃”原指空白之人，渔民被称作皃子，是因为旧时官府对长期生活在湖里渔民的地籍、户籍不统计，不入档案，渔民成了空白人，故而岸上居民贬称渔民为“皃子”。作品中类似以上的例证还有许多，不再一一陈述。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作者应为绍兴人。
    那么，《金瓶梅》作者是绍兴地区何人？首先从故事通篇来看，语言种类属于深受官语影响，以吴音仿鲁话夹杂其它地区方言而形成的不伦不类的南腔北调，民间将此类语言称之为“炼渣子话”。正所谓“东皃子，西醩子，南蛮子，北侉子，合在一起炼渣子。”东皃子，指东部沿海地区居民。西醩子，醩，醋醩，因西部地区居民喜爱吃醋，故以此而称。炼渣子话，正是徐渭所具备的特点，他居无定所，四处游历，被称作“南腔北调人”。因作品整体内容较多，此特点随处可见，不再列举陈述。现仅将其末回收尾诗抽出作以分析：
    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寰。
    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全诗以民间白话夹杂部分文言词写成。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成稿收笔后的心情是“思惘然”，要突出的观点是“有循环”。这六字高度概括了作者思想情感，充分体现了作者无力于改变社会、除奸惩恶、扶正安良，只能附托循环之说而作慰藉的现实状况。一个惆怅无奈、郁怒愤世、呐喊呼号的“狂人”身影跃然诗中。将“思惘然有循寰”细析之，果然发现作者之身隐于其间，乃“田水月哀（无“、”）”藏于“思然有寰”之内，这是旧时文人惯用的以字匿名之法。其中“哀”上无“、”是哀字的异体写法，在过去的碑文中常见，以表示不是一点哀，而是长期的无头之哀。如“官”字去“、”，则表示当官者将会无命；“章”下一“│”直通上去，则表示文章写得好，一笔通天，现曲阜孔庙大门楹联即此写法。
    该诗书写排列四行，其中含“月”的“有”字下方为“定早作”三字。定，真定；早，代音“枣”，指枣强；定早，即定枣，为真定枣强之简称，乃清河县之旧名。定早作，则为“真定枣强作”。“作”字前面是“千年”二字，这里又隐含“青藤”之名。青藤，北方称之为葛条，用其茎藤编作盛装蚂蚱等昆虫的小斛篓。青藤茎叶入冬而枯，传说之根却千年不死，故又俗称其为“千年藤”。此处用“千年”代青藤，千年作，即为青藤作。
    徐渭擅长文字隐喻，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张元忭曾孙张岱的《快园道古》卷十二中记载：徐渭往往以拼字、拆字、替代字等言其意，如曾写“虫二”两字赠一妓，喻“風月”无边之意。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中亦言徐渭好谰语。
    那么，诗中文言词“阀阅”，相对于全诗风格而言显得冷僻深奥，晦涩难懂，作者是何用心，又是何喻意呢？若将该词作“功勋世家”解，以此自称而显示作者的出身和家世，则与情理不通，文理不符，更与作品贬斥承业炫贵之观点相悖，与尾诗所表达的主题无关而多余，这样此词将成为作者画蛇添足之笔，不懂章法的乱弹琴。因此阀阅只能是另作它义而寓言作者之名。阀，含巨、大之意，如军阀、财阀等；阅，看，还可作总聚、汇集讲，如陆机《叹逝赋》中“川阅水以成川”之句。故而阀阅暗寓“文长”，因为只有文长才需巨时、大力阅之；或以大量汇集文字意解，这当中也包含“文长”。再者，阀，代音“伐”；阅，代音“药”，不见其字而只闻其音，即为民间白话中的“伐药”一词。伐药，是旧时百姓日常用语，即将中药材放入水中，用小火慢慢煨之，渐渐伐出其中药分的过程。伐药的基本要领就是徐煨，只要说伐药人们便知徐煨，听音不见字或不识字者，此“徐煨”与彼“徐渭”如何区分？
    从诗中用字分析可见，徐渭、文长、青藤、田水月及真定枣强（清河）之名皆寓于其中，这是因为作者沥血写作，却不能署其真名而又不甘心无名于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巧妙安排。此手法在故事的章节中亦有体现，如借吴神仙给西门庆一家人算命看相、陈敬济在水月寺抬土等事件，凸显作者“我”的存在。作品写吴神仙，年约四十之上，一身正气，本领高强，“身如松，声如钟，坐如弓，走如风。”“姓吴名[百大百]，道号守真。本贯浙江仙游人。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云游上国，因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周老总兵相约，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来府上观相。”“不爱世财，随时住世”，不拿酬资，仅受布一匹而去。后来，吴神仙在西门庆病重时再次现身，于土地庙前出卦肆，也是“不争利物”，被吴月娘延请家中后，他直言西门庆因酒色过度，体伤，病入膏肓，无法可救只能等死。离开时又仅拿布一匹。
    吴，造字取大象奔跑而叫之态，引申为大声说话。吴神仙，即寓指敢于直言时弊、呼号奔走的超俗之人。名[百大百]（shì），名气很大。守真，即保持本性，行真事言真话而一直无改之意。“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天台山，国内有好多处，其一在浙江绍兴附近，但各地天台山皆无紫虚观，可见“紫虚”实乃代音“子虚”，这是作者故意提示“出家为道”是“子虚”谎言，试想，连此道观都不存在，何谈在这道观出家？该句意在引出“自幼”二字，以便强调吴神仙家址距天台山不远，因为幼儿出家为道，多为父母所舍，由于家长日常接触范围有限加之亲情念想，也只能是就近非远，这也是旧时父母舍儿为道之常习，作品中孝哥被附近永福寺普静法师幻化而去即证之。上国，指北方或京都地；岱宗，即泰山，代指山东或国家最高首所。总兵，明朝武官名，镇守边区的统兵官，一般由公侯或地方都督兼任。老夫人，夫人，即众人；如《左传襄公四年》：“夫人愁痛”，注，夫人，众人也。这里代指旧幕僚、旧随从。目疾，眼疾，指看不清事物本质，弄不清问题；看目疾，借代指导、协助、辅佐之意。土地庙，村庄居民给“土地爷”所建的庙，一间简易小屋，里面放泥塑土地爷即可，是最简陋的庙宇种类。吴神仙不去繁闹街市，不入高寺大道观，仅在土地庙前出卦肆，反映他贴近于平民，服务于平民的性格。不取酬资而仅受布之行为，寓指他不奢求富贵，爱作布衣之人的本色，这当中又隐含了徐渭“山阴布衣”之别号。
    旧籍载，徐渭于万历四年（1576年）夏，得宣化（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巡抚吴兑邀，入幕府，从南京沿运河北上，经淮安、徐州、山东、河北，至北京，小住。是年徐渭五十六岁，而吴神仙大约四十之上，“自古道仙皆年少”，吴神仙实龄与凡人目测之数会有一定的差距，难以准确判断其真实岁数，只能以最底线而言“大约四十之上”，此处特用“之上”而不用“多岁”加以区别，与徐渭年岁相差不大。明《徐渭传》中描述徐渭身高魁伟，声音洪亮，走立行坐皆有态。他炼辟谷修身，自称道人，疯癫时自以为神；他名气很大，恃才傲物，敢行敢言，曾将前后七君冷嘲热讽，曾为胡宗宪伸冤辩诬，奔走呼号，并作《十白赋》言实事，述真相；他打兵痞戏权贵，时常作文讥世，抨击当政；他自幼入塾，专心修学，以求应试入仕途正果。他是浙江天台山附近的绍兴人，喜爱游历；他不爱世财，一生清贫，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倾向平民，喜欢与平民打交道，并一直生活于平民间，至死也是平民身份。
    徐渭此次北上，途经山东时游览了该地景胜，作《谒孟庙二首》诗，后来又作谒孟庙诗一首及有关泰山诗二首。邀请他的人吴兑，号环洲，是徐渭同乡同学，时任右佥都御史兼宣府巡抚，可谓“周老总兵相约”，周代音“洲”。吴兑邀请徐渭的理由就是让徐渭入幕，与其旧幕僚一起帮助处理日常军务、文书等。以徐渭的资历、才智和他在胡宗宪幕中献计灭倭的作为，在吴兑看来他的旧幕僚与徐渭相比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出谋划策，皆为“目疾”之人。徐渭前来不仅能辅佐于他，还能协助旧幕僚们将一些问题看的更明，把握的更准，让他更加满意省心。从以上分析可得：吴神仙代徐渭，周老总兵代吴兑。
    作者为避免读者望“吴”生义，将“吴”作“吴地”解，故而写“本贯浙江仙游人”以加区别；进而写“天台山”、“自幼”，以缩小作者地藉范围。又写“云游上国”、“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而反映作者在去京途中的山东地带，构思了作品主人公西门庆及其他主要人物的大体概况和形象，为动笔前列出了提纲，规划了描述基本点，与尾诗中“定早（枣）作”相吻合。但当中却漏写了陈敬济，这是作者故造悬念，到后来还是借陈敬济在水月寺抬土时，让叶道以总结和警示的口吻说出了作者的思路，同时此处又揭示了“陈敬济”代音“伸茎挤”，是与西门庆一伙同路货色的鸟人。这里的“水月”寓指“田水月”，以“土”提示“田”。叶，代音“也”；叶道，即也道，同样说之意。另外，依《畸谱》及《徐渭传》等所记，徐渭北上仅万历四年之行是在夏季，其余分别值秋、冬、春季。吴神仙“云游上国”时的季节，作者没有直写，而从侧面描述中则表明为夏季。吴神仙现身前一天，“西门庆扶妇人到房中，脱去上下衣裳，赤着身子，妇人止着红纱抹胸儿。两个并肩叠股而坐，重斟杯酌。”吴神仙现身当日，“妇人赤露玉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衾，枕着鸳鸯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浓。”由于北方其它季节气温偏低，以上情形只能出现在夏季。以季节判断，只有万历四年夏徐渭受吴兑邀请北上与之相符，其余皆可排除。再者，从作品第四十七回中有关徐州洪的描述也得以印证。
    徐州洪，运河徐州段中的一道洪险，位于徐州古城东南二里处（今显红岛附近），水流由北向南，绵延百余步，宋元时名曰百步洪。洪南四里许，河床绕骆驼山折弯向东，作者将此弯处称之为“陕湾”。作品中写“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前过地名陕湾，苗员外看见天晚，命舟人泊住船只”。很明显这里的“陕湾”即代音“山弯”。
    徐州洪下游五十里处原来还有一大洪险，名曰“吕梁洪”，比徐州洪更大、更险，“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孔子在此留下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疏凿吕梁洪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吕梁洪“怪石尽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此洪不复存在。作品中没有显示吕梁洪，说明苗员外货船沿运河北上时，吕梁洪已消失，时间应在嘉靖二十二年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主事王应时在原洪卢家溜处建闸设港，堤外筑城，“延袤五百余丈”，客商纷至，货物广集，繁华喧闹非常。作品在该回中写“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虽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没芦港。”写苗员外尸首“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流而来，漂入港里”。这里的“芦港”即为卢家溜之“卢港”。由此可证，苗员外货船沿运河北上的时间又得在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此后，徐渭仅于万历四年夏沿该线水路北上。
    从故事情节中的描述可见，苗员外货船顺运河逆流北上，入徐州域内后经“芦港”至徐州洪前“陕湾”，等待过徐州洪。芦港、陕湾、徐州洪的确存在，方位记述的十分合实。但作者偏偏将处于运河上游的清河，以苗员外尸首及童安漂浮方向和徐州洪、“陕湾”、“芦港”地名排列顺序而断，皆表明其位于下游，也就说清河在徐州之南。作者再糊涂也不能不知运河之水南流，错把位处北方与徐州相距八百多里中间还隔着山东的河北清河认为在徐州南方？况且小地名记忆清晰，而大地名却模糊到如此之重？原来，这是作者故意曲写，借以寓指当今社会本就是个错乱世界。同时，无形中又隐含了作者的身份特征“癫狂人”，也就是说只有癫狂病患者才能写出如此的颠倒事，以引导读者联想徐渭曾是癫狂病患者之经历。若研究者以“疯言”为据，顺其判断，定会步入歧途，结果只能是“东西路南北走，出门见个人咬狗。拿起狗头去砸砖，口袋驮驴一溜烟。”
    《徐渭传》载，万历八年（1580年）秋，徐渭客居北京，住在张元忭府外不远处，平时很少交往，多不应酬，专心居室写作。万历九年秋，往日因徐渭杀妻入狱积极参与营救供职翰林的朱庚，以徐渭“有意自外门牆，而高自矜慝，不令人望其颜色”引怒于他，张元忭也以礼法约束之。致使徐渭与张元忭等关系破裂，并言：“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至而不穀食，危重。徐渭的性格、习惯、作风一惯如此，这点是友人们十分了解而熟知的，而且连他无故杀妻的荒唐行为都能谅解，不避而救，现今徐渭投友居京，本应受到百般照顾和呵护，却因小事小节引来指责声一片，这太不合乎情理。朱庚以徐渭不让大家“望其颜色”而怒；张元忭紧接着以礼法约束之，就有关文籍记载显示张元忭从此与徐渭绝交，至死而不与其往来；“等”即其他人也皆与之关系破裂。徐渭在做什么事这么专心，“不令人望其颜”？什么行为会引发众怒？多大的压力让他感到“今乃碎磔吾肉！”迫使癫狂病复发，而且比他在胡宗宪死后初次发病程度还严重？他为什么在此时作《六昔》诗以述其坎坷一生？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徐渭正在全身心投入写作《金瓶梅》，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以至被逼疯，无奈于万历十年二月被儿子徐枚接回绍兴老家。
    张元忭死后，灵柩移还绍兴，徐渭白衣裹孝前往吊唁，扶柩大哭曰：“惟公知我！”不留姓名独然而去。此点说明徐渭与张元忭的情感并末有断裂，只是因作《金瓶梅》太过淫秽，让张元忭无法容忍，以礼法约束之，而徐渭固执己见，才断然绝交以促其放弃所为。可见张元忭对徐渭创作《金瓶梅》之举怒气之大，反对之强烈。
    徐渭自京返绍后，闭户谢客，作文作画，几乎不出家门，从此也没有再离开过绍兴之地。暮年作《畸谱》述其一生坎坷，与万历九年间居京中所作《六昔》诗相照应，两次追记皆因回忆惨淡经历，感伤而为。或以此表明《金瓶梅》创作于写《六昔》始，至写《畸谱》止。该点与作品中所显示的一些证据相吻合，如当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年间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时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是万历年间才时兴的戏班类别。而对徐州洪险势的描述，则为万历二十一年前之情形。从《明史》、《徐州地方志》、《徐州府志》等有关史料记录中可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暴雨大作，黄河决汶上，灌徐、沛，溃漕堤近二百余里，运河受阻。因上游淤塞，水积微山湖中，水位下降，徐州洪险势基本消失。此后导引黄流绕过徐州城，出小浮桥之处以济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黄、泗之水经微山湖东韩庄支河入泇河，虽然此时泇河航运未完全开通，但泄水功能已具备。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运河改道，由山东韩庄经泇河入邳县南流入淮。也就是说，徐州洪于万历二十一年后仅存流而无险可言。从作品对运河徐州段的景况描述来看，作者完全采用实写之法，有则写之，无而不写，突出了作品以“本色”为基础的特点。由此可见，《金瓶梅》成稿时间不会距万历二十一年太晚。若依徐渭去世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而断，《金瓶梅》脱稿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一年前。该点，尾诗中的“遗书”一词也体现之。遗书，则表明作者徐渭老之已至，年岁已高，自虑不能久活人世，故用此词反映其悲观情绪，与他以前作《自为墓志铭》时心态无异，作《畸谱》即表明之。
    徐渭死后，遗留大量的手搞，为当时文人所青睐，其艺术成就倍受推崇。李日华在他的个人日记《味水轩日记》中说：“读徐文长集，袁中郎宏道表彰之，以为当代一人，然其人肮脏，有奇气而不雅驯，若诗则俚而诡激，绝似中郎，是以有臭味之合耳。杂剧《四声猿》，却是妙手。”这里的“肮脏”为高亢刚直之意。肮，读音kǎng；脏，读音zāng。旧时文人习惯以“肮脏”一词形容“不阿不屈”之意，如《红楼梦》第五回：“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元好问《古意》诗：“楩楠千岁姿，肮脏空谷中”，文天祥《得儿女消息》诗：“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赵壹《疾邪诗》之二：“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等。可见李日华对徐渭人品及作品十分称赏，故而将徐渭另一妙文《金瓶梅》“补以入刻”，向世人推广。为纠正人们心目中“秽书”之观点，又分别以序、跋形式从作者旨意、作品内容及阅读时应把握的心态等方面加以阐述，“特为白之”。他将自己十分巧妙地化作“欣欣子”、“东吴弄珠客”，乃至“廿公”，将徐渭化作“兰陵笑笑生”。兰陵，兰，古书同栏，从木部，即木栅之意；陵，即坟陵或高地。徐渭坟原体积较大，方顶，明显高于周围之地，已超出普通小坟的规格，故以坟陵称之。坟陵，即用土堆起的大坟子，与陵墓相比非同一个概念，无论是建造方式还是等级、规模，都要简单、小的多。方顶，明代葬俗坟顶皆方形，至清初才改为圆形尖顶。徐渭被葬于姜婆山上，可谓木栅之高地——兰陵。笑笑生，徐渭《牡丹竹》题：“我学彭城写岁寒”。“彭城写岁寒”，言苏东坡画墨竹学于文与可（文同）一事，徐渭用“我学彭城写岁寒”表明画技如苏东坡一样取法于文与可。文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徐渭也只能被称作“笑笑生”了。李日华将葬于木栅高地处坟陵中的徐渭，冠以“兰陵笑笑生”之名，很是妥贴恰当，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屠本畯、谢肇浙、袁中道、沈德符四人关于《金瓶梅》的记述，也非空穴来风。从内容上看，屠本畯与沈德符为一个传闻版本，只是说法上的变换，合起来为：托之《金瓶梅》者，嘉靖间大名士；谢肇浙与袁中道则为另一个版本，也是说法上的变换，合起来为：作《金瓶梅》者，一门客绍兴老儒。估计传闻可能是因为沈炼被诬奏，一家人被害，以及徐渭受张元忭之邀寓居京都，期间已开始写作《金瓶梅》。前后事皆被坊间口舌之人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传走了样，再次证明“道听途说”典故的普遍存在性。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初为溧阳、茌平、清丰县令。后入为锦衣卫，顶头上司陆炳。陆炳与严嵩父子关系甚笃，《明史·奸臣传·严世蕃》载，严世蕃“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三”。沈炼被诬奏，一家人遇害，时人疑是陆炳揭发，实乃严世蕃、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谋所为。沈炼与徐渭是近亲，因徐渭幼时与无爹娘孩子的情形相差无几，沈炼对其百般照顾，二人情感极深，关系极为密切。徐渭于万历八年八月客居北京，万历九年秋“与张元忭等关系破裂”，按推断此时《金瓶梅》正在写作之中。因他专心写作居室不出，很少社交往来，外人不可能知晓他是谁家友人、亲戚，以致《金瓶梅》抄本出现后，引发各种猜测和传闻。然，李日华则不同于沈德符他们仅对《金瓶梅》抄阅、收藏罢事，而是积极补写付印，将原为极少数人所有之“文”，入刻成书推向社会广大读者，他在“弄梅”的过程中考证出了《金瓶梅》作者，可以说他是真正深入探讨研究《金瓶梅》的第一人。
    综上所述，《金瓶梅》作者：徐渭；创作时间：万历四年（1576年）夏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