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谈到侠往往想到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或受到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的影响，总把“侠”与“武”联系起来。连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书》中的《儒侠》一节也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漆雕氏之儒的特征就是“不色挠，不目逃”(连颜色、目光都不屈服于他人)，也是从“武”的角度考察“侠”的。虽然后世“侠”多与“武”密切相关，但其原始意义却不在于“武”。
　  甲骨文、金文没有侠，《说文》段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我们仔细品味这段话，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一、近世贵族的游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这些人都是以广交游、门客众多而闻名的贵族。二、布衣之侠虽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誉，但由于儒墨两家缺于记载，不为后世所知，司马迁很遗憾。三、无论哪一种侠，他们特征都不在于“武”，不以勇武见长。贵族之侠特征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闾巷之侠”也是“修行砥名，声施天下，莫不称贤”的。所谓“显名”“声施天下”都是指他们被天下人们了解和赞许，有众多的朋友的支持。这才是侠的古义。
    《史记·刺客列传》所收刺客如豫让、聂政、荆轲，《信陵君列传》中写的侯赢、朱亥，多是不怕死、有武艺、勇于任事的人物，而且礼义逊让、沉雄果毅，兼而有之。后世也有把这些人看作“侠”的(太炎先生就称聂政为侠)。他们又都是闾巷布衣，如果他们在司马迁眼中是“侠”的话，他就不会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了。为什么太史公不称他们为“侠”呢？关键就是他们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许多朋友追随的人物。他们是追随他人，换句话说，他们只是被“侠”笼络之士。可见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侠”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赞美游侠的司马迁从交游角度来理解侠；就是贬斥游侠的汉代史学家荀悦也是这样批评游侠的。他在《汉纪》中说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最重要的是血缘亲情，侠客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宾客的欢心，所以荀悦才对游侠口诛笔伐。
　 这种把交游广泛、有众多的追随者看作游侠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直到近世也没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有什么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长就是削梨皮。三十年代，吹捧他们的人还是把他们称为“大侠”。当时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张大声誉。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见《杨度集》)中就说杜月笙是太史公《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日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显慕其风”。这不是仍然在称赞杜月笙轻财重义、爱好交游吗？章太炎学生还请章为杜月笙家祠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说杜是当代的大侠，特别爱重朋友(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广交游不是目的，贵族之侠遍交朋友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门客与朋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平民行侠，虽然不能断然说他们没有个人目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更多的是承继了作为贵族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这些意识与精神在春秋以前是作为一个“士”必须要具备的，但自从贵族社会解体以后，士人群体分崩离析，大部分士人边缘化，“无恒产者无恒心”，许多人变成了没有是非观的游士。但毕竟这种精神存在了几百年，在春秋、战国还能崇尚多元性的时期不可能消失殆尽。它或被一些学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所接受，成为他们“兼济天下”的动力；或被一些侠者所接受，使他们勇于为正义、为他人而牺牲。这样的“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承担着社会的道义，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由于侠者有朋友、追随者和卓著的名声，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们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甚至演化为对抗，用武力破坏当时的统治秩序。所以韩非说“侠以武犯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上面所说只是要证明侠的原始意义不是“武”。当然要与社会主流相对抗、要实现社会正义，没有“武”也不行。
      游侠存在和兴盛的条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和镇压还不太严酷的时候。游侠不是社会运动演变的结果，更非谁强迫他们去当游侠的。游侠只是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走投无路者的归宿，而是生活优裕的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游侠亦非谋生手段，更非追求发达的途径，而且选择了游侠这种生活方式还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或不幸。一些人去做游侠主要是满足精神上的追求。这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可惜中国没有产生塞万提斯能把游侠的内在追求描写出来。《水浒传》写的是被生活所迫的游民而不是游侠。
      他们是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状况往往与人性中的尚武精神、对超凡力量的崇拜和人性中对于善良公正的向往有关。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有一些叛逆精神的人们，便学做游侠。他们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便去做游侠。如果你一旦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地下秘密组织，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一定要通过“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