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区这场戏剧改革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新秧歌剧运动最先取得成功,并引发、推动了整个戏剧改革走向繁荣。其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剧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也最大。
　　秧歌本是在我国北方农村流行的一种群众性文艺工作形式，熔音乐、舞蹈、演唱、戏剧等多种因素于一炉，说唱结合、载歌载舞，既有生动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又短小精悍、清新活泼，非常适合农民欣赏，特别受农民欢迎。抗战爆发以来，这种秧歌运动虽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但一开始由于在形式上没有多少改造，在内容上还保留了一些旧“秧歌”的封建毒素，以致不完全适合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延安的戏剧工作者逐步地改造了这种旧形式，发扬其活泼、健康、清新的一面，去掉其消极因素，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秧歌剧。最早问世和引起轰动的新秧歌剧，是鲁艺文工团演出，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人创作的《兄妹开荒》。剧作以群众大生产运动为背景，写妹妹到地里送饭，看见一向懒惰但已表示要改过的哥哥却又躺在地头睡觉，十分不满；经过一番争执才明白哥哥是在装睡逗她玩，误会消除，兄妹俩一起动手开荒，争当劳动模范。剧作通过农民特有的诙谐，表现了翻身农民对待劳动的崭新态度和高度的劳动热情，其曲调和舞蹈非常健康欢快，为解放区人民所传诵。
　　这些新秧歌剧作品主要表现农村和部队生活。取材于农村生活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翻身农民的生产劳动，除了《兄妹开荒》，后来还有《一朵红花》（周戈）、《动员起来》（延安枣园文工团）、《钟万财起家》（章炳南等），这些剧作把劳动当作直接的描写对象，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二是抨击封建迷信的旧习俗、旧思想，歌颂移风易俗的新人新事，如《夫妻识字》（马可）等。这些剧作多用喜剧和闹剧的形式，讽刺和嘲笑了封建思想和旧习俗、旧习惯，充满战胜旧事物的信心。取材于部队生活的新秧歌剧的主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开荒生产运动中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事迹，表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题思想；二是反映军民关系，如《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大家好》（毕纯）、《红布条》（苏一平）等。这些剧作描写了军民的鱼水之情；三是反映部队的内部关系，如《好同志有错就改》（之华、果刚）、《兵亻夫团结》（李之华等）、《两种作风》（江涛、史超）等。这些剧作触及官兵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此外,还有一些新秧歌剧作品反映了根据地内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如《秦洛正》（贺敬之）反映了土地改革中争取和团结中农的问题；《徐海水》（翟强）表现了落后战士徐海水觉醒和转变的过程；《周子山》（水化、王大化、贺敬之、马可）写周子山叛变投敌后受指派长期潜伏，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终被识破落网的故事，表现了革命队伍中的分化问题，具有一定特色和深度。总之，抗战时期，新秧歌剧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农村普及开来，它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口号的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实现。
　　在群众性秧歌剧大规模创作与演出的基础上，解放区还出现了大型的新歌剧创作，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歌剧，既融汇了西洋歌剧和传统戏曲的有益成分，又吸收了秧歌和其他地方戏曲的表现手法。当时先后产生了《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赤叶河》（阮章竞）、《王秀鸾》（傅铎）、《刘胡兰》（魏风等）等代表剧作，主要反映了当时农村和部队的生活。而1945年春完成的《白毛女》更成为现代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自“五四”以来，我国就开始了新歌剧的尝试。如“五四”时期黎锦晖采用湖南花鼓戏曲调创作了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曾取得较大的成功。“左联”时期，田汉和聂耳运用话剧与救亡歌曲相结合的形式，创作了表现反帝救亡斗争的大型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当时演出的影响也很好。抗战以后，在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一些人物很少，情节也简单的新秧歌剧及其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新歌剧不仅融汇了西洋歌剧的形式，而且充分发挥其善于抒情的特长，增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抒情唱段。歌剧《白毛女》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民族新歌剧走向成熟。
　　新歌剧创作在部队中最为活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钢骨铁筋》、《不要杀他》、《无敌民兵》等。在创作民族新歌剧的同时，解放区还有组织有领导地掀起了旧剧改革的热潮。这时的旧剧改革主要是对京剧和秦腔等传统戏曲的改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估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改编传统剧目，从而创作新编历史剧；二是改造、利用旧形式，创作具有崭新内容的现代戏。延安的民众剧团和平剧研究院是旧剧改成绩最为突出的团体，前者主要是创作演出秦腔、眉阝雩阝等西北地方戏，后者专演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