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以沈?为领头人的吴江派曲学家群体的产生，另一方面是以汤显祖为楷模的“至情派”剧作家风格的融聚，这两大戏剧流派的形成与竞争，是明代后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
　　沈?（１５５３～１６１０），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这位万历二年（１５７４）的进士经历了一段官场沉浮后，终因科场舞弊案而被牵连，于３７岁时告病返乡。后半生以“词隐生”自署，进行了长达２０年的戏曲创作和研究。他一共改编、创作了１７本昆剧，合称为《属玉堂传奇》。其中流传至今的有《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等。
　　《坠钗记》根据《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改编，写与崔兴哥订有婚约的何兴娘死后，其鬼魂持订亲之金凤钗与崔兴哥同居，一年后又使其妹嫁给崔兴哥。此剧的许多关目情节都是对《牡丹亭》的刻意模仿，但却缺少其反封建力度。《博笑记》由１０个情节各异的短剧组成，演市井故事时注重引发出封建道德规范来予以劝戒。沈?剧作中唯一影响较大的剧目是《义侠记》。该剧根据《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改编，把武松的英雄气概与忠君思想结合起来。全剧语言通俗浅易，场次生动合度，其中《打虎》、《戏叔》、《别兄》、《挑帘》、《捉奸》、《杀嫂》等折，至今还在昆剧舞台上盛演不绝。
　　沈?的曲学主张比他的戏剧创作影响大，与此相关的“沈汤之争”成为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总起来看，沈?剧作的思想倾向偏于保守，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这可以说是其曲论主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其次是“本色论”，所谓“鄙意僻好本色”（《词隐先生手札二通》），强调语言的通俗自然。然而除了《义侠记》等少数几出戏外，沈?本人也没能真正做到本色化。第三是“声律论”，这是沈?曲论中影响最大的方面，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他在【二郎神】套曲《词隐先生论曲》中说：“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度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音律也难褒奖。”讲究声律当然并不错，但是到了因律害意也在所不惜，甚至号称“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吕天成《曲品》），这就太过分了。就连沈?自己也难于做到字字妥帖，冯梦龙等人曾多次提到过他在音律上的错误。
　　沈?、吕玉绳曾将《牡丹亭》改编成《同梦记》，引起了汤显祖的极大不满：“《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汤显祖集》卷四十九《答宜伶罗章二》）“沈汤之争”由此而生，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用江苏的昆曲音律去规范远在江西、依受到海盐腔影响的宜黄腔音律进行创作的汤显祖，这当然是吴江派妄自称尊的苛求。《牡丹亭》原本后来被曲学家和演唱家们用昆曲搬上舞台，成为昆曲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这是沈?所始料不及的。
　　沈?曾编有《南词韵选》。《遵制正吴编》、《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曲学论著，皆已失传。另有《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编辑、整理了可以演唱的昆曲曲牌达七百种左右，成为曲家填谱法则，这就使他成为与戏剧创作大师汤显祖齐名的明代曲学大家。在他的旗帜下，集中了余姚人吕天成和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和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这些人大都是沈?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且对昆曲格律十分讲究，所以被称为吴江派作家群。这批作家同样对汤显祖十分敬重，虽然他们对汤显祖剧作的格律疏漏问题颇有微词。
　　吕天成（１５８０～１６１８），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曾用昆曲格律校正过包括“临川四梦”在内的２８种南戏和传奇。他从２０岁就开始写作杂剧和传奇，但留存下来的只有《盛明杂剧》所收的《齐东绝倒》一种。他的《曲品》是继《南词叙录》之后第二部著录和评论明代传奇的专书。沈?和汤显祖，在书中被并列为上上品。对于“沈汤之争”，他提出“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是十分公允的评判。叶宪祖（１５６６～１６４１），字美度，号六桐、桐柏，别署槲园居士、紫金道人。这位居官多年的剧作家有《骂座记》、《易水寒》等１２种杂剧流传至今。传奇剧本现尚有《鸾?记》、《金锁记》留存，前者叙唐代诗人温庭筠与女道土鱼玄机的恋情，对女性的聪慧才情倍加赞赏；后者系根据《窦娥冤》改编，部分地方袭用关汉卿原词，但将结局改为六月飞雪，疑为冤案，终使窦娥法场得救，与父亲及丈夫团圆。后世舞台上的窦娥戏，大都据叶作而再行改编。

　　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别号之一称顾曲散人，也是一位戏曲家。他曾编刊过《墨憨斋新谱》，晚年著有《墨憨斋词谱》未定稿。他还以《墨憨斋定本传奇》为总名，从曲目、排场两方面入手改编了包括《牡丹亭》在内的多本传奇，至今尚存《新灌园》等１４种。《牡丹亭》被他改成《风流梦》后，有些地方为昆曲《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所借鉴移用。他还创作了《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传奇，一为时事新作，一为他人旧作改编，都有曲律严谨、易于上演，但戏情琐碎的特点。袁于令（１５９２～１６７４）不同于冯梦龙系反清而亡，他是降清功臣，曾升任荆州知府。今存传奇《??裘》、《西楼记》。前剧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后剧演书生于鹃因词曲为媒而与妓女穆素徽相爱，于父将穆素徽赶到杭州。相国公子买穆为妾，穆素徽坚执不从而受苦百端。后于鹃考中状元，与穆重圆。清人袁栋的《书隐丛说》等书称此剧为袁于令自己的真事曲泄，“于鹃”便是“袁”姓的反切。此剧因情节曲折、富于冲突而传演一时，剧中《楼会》、《拆书》、《错梦》等出，常为后世所搬演。
　　范文若（１５８８～１６３６），初名景文，字香令，号吴侬荀鸭。今存传奇有《鸳鸯棒》、《花筵赚》、《梦花酣》，合称为“博山堂三种”。三剧分别从《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关汉卿《玉镜台》和另外一本元杂剧《碧桃花》改编而成。所作文字细腻而格调偏俗。卜世臣，字大荒，号蓝水，著有《乐府指南》等书，今存传奇只有《冬青记》残本。该剧写元初秀才唐钰、太学生林德阳等与市民一道偷葬宋帝骨殖事，反映出民族感情潜藏于民间。剧本在表达上曲律偏严，文句反而有失于畅达。沈自晋（１５８３～１６６５）字长康，号鞠通生，系沈?之侄。他将叔叔所编《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南词新谱》，另存传奇《望湖亭》、《翠屏山》二种。
　　此外，徐渭的学生王骥德（？～１６２３）虽然不是吴江派的成员，但与沈?、吕天成等曲学家都订交不浅。今存传奇《题红记》和杂剧《男王后》，不算出色之作。但他的《曲律》专著，却是明代最重要的曲学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戏曲创作规律的比较系统的总结。关于“沈汤之争”，《曲律》也同样作了公允而完整的总结。
　　与吴江派剧作家群体相为映衬，临川人汤显祖的创作成就无与伦比。就连沈?等人也模仿和改编过汤剧，与汤显祖同时或之后的剧作家们大多受到“临川四梦”的影响。戏曲史上往往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们称为“临川派”，或者称以汤显祖室名为题的“玉茗堂派”。近代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而条别家数，实不出吴江、临川、昆山三派。”然而学汤又谈何容易，吴梅认为“正玉茗之律而复工于琢词者，吴石渠、孟子塞是也”。阮大铖也常被归进临川派，尽管争议也不少。就连《玉簪记》作者高濂、《东郭记》作者孙钟龄和《红梅记》作者周朝俊，也有史书将其归纳到“玉茗堂派”之中。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这正是宗汤、学汤的临川派剧作家们所孜孜以求的重要方面。
　　吴炳（１５９５～１６４８）又名寿元，字可先、石渠，号粲花主人，宜兴（今属江苏）人。由进士而居官，后随明永历帝朱由榔流亡桂林，被清兵擒获后自溢而死。所作传奇有《西园记》、《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画中人》，合称“粲花斋五种曲”。
　　《西园记》写书生张继华对王玉真一见钟情，但误以为王是赵玉英。赵因婚约不如意而夭亡，张继华闻讯后痛不欲生，声声呼叫玉英芳名，终与其香魂幽会。玉英又劝张继华与王玉真成婚，之前错认的误会始得冰释。这出戏将真与假的误会、悲与喜的映衬都调理得较为妥帖，以赵玉英拼死摆脱婚约桎梏、“誓不俗生，情甘怨死”的凄冷色块，来反衬张、王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洋洋喜气，具有很强的戏剧性。直到今天，《西园记》仍然活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上。
　　《画中人》演书生庾启与画上美女郑琼枝鬼魂结合，更是《牡丹亭》的翻版仿作。《疗妒羹》叙才女乔小青卖与褚大郎为妾后为大夫人所妒，伤心而亡，活转来后改嫁杨器。此剧反对不合理的从一而终，提倡给“自古许错了人，嫁错了人的”女性以“不妨改正”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婚恋观念对传统封建礼俗的冲击。剧中的《梨梦》、《题曲》作为折子戏，至今还在昆曲舞台上演出。喜剧《绿牡丹》和《情邮记》一写谢英和车静芳、顾粲与沈婉娥因赛诗而成婚，一写书生刘乾初在驿站题诗而得以与王慧娘、贾紫萧联姻。有才之人婚姻美，无才之徒出洋相，这是吴炳所虚构、所向往的有些一厢情愿的理想世界。他的剧作场面生动，巧合不断，具备可看可演的戏剧性；所作文词雅洁优美，化情入境，拥有可赏可感的文学性；塑造人物符合规定情景，注重心理描摹，像《题曲》中大段冷艳凄绝的抒情场面，放在汤剧之中几可乱真。然而他对婚恋自由与封建礼教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必然矛盾正视不够，对小丑式人物与正生正旦的表面冲突及其偶然矛盾关注过多，这就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战斗精神。
　　阮大铖（１５８７～１６４８），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属安徽）人。以进士居官后，先依附魏忠贤阉党，后以附逆罪罢官为民。明亡后在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中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马士英与他狼狈为奸，“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明史·奸臣传》）。南京城陷后乞降于清，跌死于随清军攻打仙霞关的石道上。所作传奇今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从文采斐然、辞情华赡上看，他确实是在竭力追步汤显祖。
　　《春灯谜》全以误会法写成，叙宇文彦观灯时与女扮男装的韦影娘彼此唱和，后韦影娘误入宇文家舟，被宇文之母认为义女；宇文彦醉入韦家官船，被影娘之父怒送狱中。宇文彦之兄状元及第，因唱名之误改为李姓，以巡方御史审理此案；宇文彦恐辱家门，亦改名姓，被捧打之后释放。后宇文彦亦考中状元，兄弟俩都娶了韦家姐妹，宇文彦与影娘成婚。《燕子笺》写唐代士人霍都梁与名妓华行云、尚书千金郦飞云的曲折婚恋故事。《双金榜》演洛阳秀才皇甫敦遭到两次诬陷，导致妻离子散。后来二子登科，全家团圆，皇甫敦亦授官职。《牟尼合》写梁武帝之孙萧思远与妻荀氏、子佛珠的离合故事。阮剧四种确实语言华美，情节多变，上演起来比较好看。但其剧作品格不高，观念平庸，眩奇失真，浅薄无味，匠气颇浓而非大方之家。曾将“临川四梦”全部谱写成昆曲的清乾隆戏曲音乐家叶堂，认为阮大铖“以尖刻为能，自谓学玉茗堂，其实全未窥其毫发”（《纳书楹曲谱续集》），这是比较精到的评语。
　　受汤显祖影响最深、成就也最大的明末传奇作家应数孟称舜。孟称舜（１５９９～１６５５后），字子塞、子若，号卧云子、花语仙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所作杂剧有《桃花人面》等。传奇有《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二乔记》、《赤伏符》，后两种已经亡佚。
　　《娇红记》是孟称舜的代表作。该剧源于宋梅洞的《娇红传》小说和刘东生的《娇红记》杂剧。全剧叙王娇娘与申纯倾心相爱，王家却将女儿许配给了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帅公子，致今娇娘与申纯先后抑郁而亡。《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通过男主角高中状元来捍卫其偷情私合后的婚姻成果，而《娇红记》中的申纯即使赴试高中也仍然不能成就婚姻、捍卫爱情；名阀世家依旧在泼天富贵和总体气势上压倒着新进土子，两者间的地位仍然悬殊很大。这也说明申娇之爱，是在排除了政治功利目的之后的真心的悦慕，他们以真正的爱情作为起点和终点，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死来殉情、明志，作出最后的抗争。就王娇娘而言，她所企盼的爱情理想是获得生同舍、死同穴、才貌相当、心性一致的“同心子”。豪家富室，她自然不屑一顾；就连司马相如式的文人，她也弃置不嫁，因为“聪明人自古多情劣”。崔莺莺对张生的以身相许，带有白马解围后感恩和酬誓的意味；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梦中交欢，是封建束缚下的青春能量的释放；而申、娇之间的偷香窃玉，既抛弃了外在的功利目的，又是具备深厚情感基础的渴望已久的行动。因此其欢会以相知和相思作为纯粹的前提，既不带有外在因素的掺入，也不待婚姻形式的预先认可，是一种充满理性的情感行为。这对情侣死后化为坟头的鸳鸯，正是在向世人传哀示警。其《泣舟》、《双逝》和《仙圆》等出戏，沉痛悱恻、悲上加悲，依稀可见《孔雀东南飞》和《同窗记》的叠映，却又是《娇红记》所特有的场面。所以陈洪绶批点此处曰：“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中国悲剧以“怨谱”定名，《娇红记》是较早的一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