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