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１０８１～１１５９），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今属河南）人。南渡以前，他就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他的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
　　朱敦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京洛阳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度过，自称是“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他那疏狂放浪的行为和寻欢作乐的心理中，也包含着蔑视功名权贵、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故当朝廷征召他进京为官时，他毅然拒绝，申称 “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宋史》本传，并写下著名的《鹧鸪天·西都作》以表心迹：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仿佛是他的人生宣言，充分表现出他笑傲王侯、狂放不羁的个性。靖康之难的战火把朱敦儒抛入了飘泊的难民潮中。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底，洛阳被金兵占领前后，朱敦儒仓皇逃往东南避难，于建炎四年（１１３０）辗转至岭南一带。其词清晰地记录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词风由飘逸潇洒变得凄苦忧愤。其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飘泊流离的伤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战乱时代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如《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 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词中南飞孤雁的意象是时代苦难象征。词人唱出了战乱时代飘泊逃难者的心声：举目无亲的孤独、终日奔逃的饥渴疲倦、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焦虑恐惧和无处归宿的茫然悲哀。对国家破亡，中原沦陷，他更忧伤痛愤：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曾是“玉楼金阙慵归去”的朱敦儒，于今也为中原的丧乱而悲哀。这表明词人闲旷自适的人生态度在民族受到压迫蹂躏时已开始转变，并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当绍兴三年（１１３３）朝廷再度征召时，朱敦儒便从岭南赴临安任职。但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等权奸一味屈膝求和，不思抗战，使得朱敦儒“有奇才，无用处”（《苏幕遮》）；“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苏武慢》）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不禁悲愤怒号：“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水龙吟》）
　　在仕途沉浮了十多年，朱敦儒对功名事业已灰心失望，因不附秦桧议和而被罢官之后，干脆任性逍遥：“寻云弄水，是事休问。”（《桂枝香》）从此，他变成了“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的“瘦仙人”（《苏幕遮》。其中《好事近· 渔父词》十首和《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最能体现他晚年的人生态度。
　　朱词的风格也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苏轼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另一半写在人的诗里），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不仅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初步合一，从而给后来的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辛弃疾《念奴娇》（近来何处）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风神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