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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凄艳浑融的风格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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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是一位刻意追求诗美的作者。由于时代的衰颓和晚唐绮靡繁艳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其时像盛唐那种饱满健举、明朗与含蓄结合的诗美已不能重现。于是,对含蓄蕴藉的幽约细美的向往,被李商隐发展为对朦胧境界的追求,而盛唐的壮丽,则转而为凄艳。艳,有来自六朝的文学渊源,但李商隐诗艳而不靡。在他那里,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与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思相联系,成为哀感凄艳。他用哀惋的情调,美丽的形象与辞采,来写他的心境与感受: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
  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二首》其一)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楚宫》)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燕台诗四首·春》)
  这些,都是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融多方面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
  李商隐诗不重意象的外部联系,同时又用了许多美丽的辞藻与事典,这本来容易给人造成镶金嵌玉、支离饾饤的感觉,难得在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深浑的大气候,但李商隐却能以艳丽通于浑融,在艺术上具有博大的气象和完整性。这是由于:一、李商隐拥有自己的意象群。所用的意象在色调、气息、情意指向上有其一致性。二、李诗技法纯熟。声调的和谐、虚字的斡旋控驭,事典的巧妙组织,近体在形式上的整齐规范,都增加了诗脉的圆融畅适。三、情感的统一。那种孤独、飘零、惘然、无奈、寥落、伤感的情绪,浓郁而又深厚,弥漫在许多诗中,使诗的各部分得以融合、贯通,成为浑然一体。如《春雨》全篇浸沉在孤独枨触的情绪中,从这种情绪出发,借助于飘洒迷蒙的细雨融入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以及红楼、灯影、云罗、孤雁等物象,诗境遂显得凄艳而浑融。短篇如《夜雨寄北》借思乡的愁绪,将此地与异地,现时与未来,实景与假想,巴山独对夜雨与剪烛聚首西窗等不同时地与场景,融合在一起。虽四句之间跳跃极大,但却是“水精如意玉连环”(何焯评语)的浑融境界。
  李商隐所开创的风格和境界,是在晚唐诗歌发展潮流中,总结吸取前代艺术经验并加以提高的结果。代表晚唐,而又高于晚唐。做到了能够与前代第一流大诗人相沟通和呼应。
  通过将李商隐和前代某些阶段诗歌与诗人作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在创作上的取径和成就:
  一、李商隐与齐、梁诗歌。李诗中爱情和绮艳题材比重很大,同时讲究词藻声律、对仗用典。这与齐、梁诗无疑有渊源关系。但齐、梁诗主要兴趣在描写闺阁楼榭与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重声色而乏性情。李商隐的爱情诗,侧重于感情领域的表现,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题材的诗境推向高峰。男女之间无论是热烈的相爱还是执着的相思,抑或是爱情破灭后的伤感,都表现了对于对方的尊重同情和对所爱者处境心境的体谅。试看《无题二首》其一: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抒写对昨夜一夕相值、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深切怀想。在“身”不由主的情况下,那种灵犀一点的心心相印,该是多么珍贵。“身无”、“心有”相互映照,在心虽相通而身不能接的苦闷中,突出了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慰藉。这与齐、梁诗把女子作为性爱赏玩的对象去写是不同的。李商隐的爱情诗总是写得铭心刻骨,无法排遗,常是一种无望而又无法遏止的追求,以至竟以生死以之的态度去对待。有的诗还在爱情描写中渗透多方面的人生感受,甚至与对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相沟通。这种品位和境界,远出齐、梁诗之上。
  二、李商隐与阮籍。论诗之朦胧而不易索解,李商隐与魏晋之交的阮籍有相似之处。但在写法上,李商隐主情,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阮籍主理,以哲学观照方式入诗,借带哲理性幻设的、虚化的事写景抒情,隐约的暗示诗旨。阮诗略形取神,诗旨的恍惚与缺少形象化的实与相联系。而阮籍之后的齐梁诗歌,致力于精确细致地再现景色物态,经历了一个“声色大开”的发展阶段。李商隐充分吸收了包括齐、梁在内的前代诗歌艺术成就,其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 (何焯《义门读书记》),不像阮籍诗歌那样虚化玄奥。
  三、李商隐与李贺。李贺写诗开始走向幽奥隐微的途径,对李商隐有直接先导作用。但李贺僻性高才、一任主观,加以异于常人的思维和感知方式,不免显得奇诡。他逞笔写古诗,在出人意表的同时,“于章法每不大理会”(黎简《李长吉集评》),夹杂着生而未化的成分。李商隐虽有一部分古诗模仿李贺几至乱真,但更主要的是把幽奥隐微的情感,用律体的形式写出。精心结撰,才思绵密,既有沉郁之致,又精美妥贴。李贺个性极强,在失落中追求心理上的补偿,有很强的感官欲求。所写的物象,往往具有特别的硬度和锋芒。又多用颜色字,瑰丽炫目。李商隐则是虽美艳而又较少给人色彩刺激。比较两人诗中色彩字使用的次数和频率,很能看出双方的区别。李贺红、绿、青、紫四种颜色字使用的频率是李商隐的2.3倍,其中红、绿二色为3.3倍。可见一追求颜色刺激,一比较淡雅。如李商隐的《李花》:
  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
  对于李花洁白的容色无限神往,由李花颜色所连及的新竹的粉霜、池莲的花冠、徐妃的玉钿,皆为白色,构成富有风韵的洁白而迷茫的境界。这与李贺“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一类描写,很不相同。李商隐脱离了李贺的词诡调激,归于温润纯熟。
  四、李商隐与杜甫。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李商隐推崇杜甫,不仅学杜甫的古体,更重视学杜甫的近体。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学习,更在于其诗 “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跟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近。由于内在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地。不同的是,杜甫较李商隐外向,诗思经常盘旋在社会江山朝市之间,诗境与社会与自然直接沟通。“篇终接混茫”,所接的是外部世界。李商隐转向内心,内在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也有一种浑沦之状。再加上李商隐的诗美,偏于幽美细腻,七律律法较杜甫更为规范细密,故其诗境没有回到杜甫及盛唐诗人那种与外部世界贴近的浑成,而归于跟无形无质的心理意绪更易相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浑化层次的一种新境界。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给在盛唐和中唐已经有过充分发展的唐诗,以重大的推进,使其再次出现高峰:一、对心灵世界作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任何诗歌都这样那样地表现着心灵世界,李商隐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它的变化的复杂奥妙,它的清晰的和不清晰的难以言说的领域,做了前所未有的细腻、传神的展示。围绕表现心灵世界,他在对于诗歌语言潜在能力的发掘,比兴象征手法和典故运用等方面,亦有许多独到的探索。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的领域: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亦留给读者以更大的联想空间。就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而言,在中国诗史上是空前的。三、在无题诗、咏史诗、咏物诗三种类型诗歌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他所创写的无题诗,在诗歌中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新体式。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拘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做出了新贡献。四、在体裁方面,他的七律、七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这两种诗体在抒写情感、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李商隐确实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再次为诗国开疆辟土的大家。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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