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是他的号。父亲是东京一位没落的世袭名主（地方小官吏人家中子女较多。由于家境困难，金之助出生后被送给别人家做养子，9岁时才被接回，从小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上小学、中学以后、逐渐接受汉诗文的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少年时代他曾写作了不少汉诗文，后来收进诗集《木屑集》中。1893年，夏日漱石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参加好友正冈子规发起的“徘句革新运动”，写了一些排句。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他注意向西方学习。1900年，夏目漱石被政府从文部省派往英国伦敦官费留学。由于经济困难，人地生疏，夏日漱石备受冷落和歧视。在冷漠、虚伪、无聊的英国社会里，他感到自己像“一匹与狼群为伍的长毛犬”，深深体会到以金钱为主宰的卢西方文明”社会的虚伪庸俗、尔虞我诈。他到英国后没进大学，只是在公寓里用读书和钻研英国文学送走孤独的日子。这期间对世界文学名著的广泛涉猎对其日后走上作家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喜好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倾心斯威夫特、奥斯汀等作家的作品，同时，还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中关于文学和科学、内容和形式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后来编成了《文学评论》（1909）和《文学论》（1907）两部专著。在伦敦“不愉快的两年”的留学生活，对夏日漱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其日后的创作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03年，夏日漱石回国，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任教授并兼任帝国大学英文科讲师，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创作。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立即轰动了文学界，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一大杰出代表。

夏日漱石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在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等方面都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佳，影响最大。他在十几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有10多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广泛、形象、尖锐地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文明社会的丑恶，精心描绘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凄惨无奈的人生历程，细致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劣的利己主义精神世界，倾吐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深沉的悲愤。

《我是猫》的问世给日本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正是自然主义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时期，夏目漱石没有追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进行纯客观的观照和机械的描写、而是别具一格地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尖锐的批判精神与高超的讽刺艺术。夏日漱石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曾表示要“用维新志士那种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致铃木三重吉书》），并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伦理，超越世俗。夏日漱石在创作中追求至高的理想与道德，同时又清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污浊，笔下的主人公欲抗争而无力，作品的主旋律呈现出一种沉重的悲哀。

1906年，中篇小说《哥儿》发表，作品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生活为基础，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哥儿半年不愉快的教学经历，批判了日本社会的黑暗和教育界的腐败。主人公哥儿单纯质朴，具有正义感，但对险恶社会缺乏了解。参加工作后，哥儿突然发现，“世上大部分人好像都奖励做坏事。好像深信不做坏事在社会上就不会成功’”。由干不肯同流合污，他发现不仅上司欺负他，而且连本该是最纯洁的中学生都不无恶意地捉弄他。最后，他报复了“红衬衫”，回击了“狐狸”们的丑恶势力，发泄了自己的愤恨，离开了那个地方。哥儿的反抗虽然带有盲目、幼稚的特点，但仍鲜明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同腐败现象斗争、敢于反抗黑暗现实的精神，他是夏目漱石笔下特别充满朝气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哥儿》创作之后，《一百二十天》、《疾水》的批判精神也是十分强烈。前者借人物之口，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文明野兽，消灭金钱势力”的主张；后者把明治文学斥为“不见血的地狱”，发出了改革呼声。

夏日漱石受东方禅宗哲学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又直接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学的熏陶，创作中也表现出一种寻求超脱现实世界的唯美主义倾向。在《幻影之盾》（1905）、《一夜》（1905）等随笔中，夏目漱石表现了一种梦幻、浪漫的美。而在小说《旅宿》（1906）中，更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作品描写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寻求没有世俗的“非人情”世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作品极力渲染这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的幽美，并时时用和歌、汉诗以及象征性的警句装点这个世界。画师想以超然一切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但残酷的现实最终破灭了他的幻想。作品一方面充分表露了夏日漱石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很快，夏日漱石便否定了《旅宿》中的思想倾向。在《致铃木三重吉书》中，夏日漱石说：“吾等生存于世，无论污秽的、不愉快的，或令人生厌的，都不能逃避。不，必须进而投身其中，否则一事无成。……因此，如《旅宿》主人公那样是不成的。”

1907年4月，夏日漱石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做了《朝日新闻》社的特约撰稿人，从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不久后，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发表，小说反映了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的浪潮中，利己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作品中女主人公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者，她爱慕虚荣、抛弃义理、追求个人享受，结果失去了爱情，以自杀而终。作品通过对人物思想面貌的描写，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和损害。

从1908年起，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三四郎》（1908）、其后》（1909）、门）（1910）陆续发表，这3部作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真、幼稚、纯洁的青年三四郎到京城上大学，以新奇的目光注视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并立下了追求“故乡世界”、“学者世界”及“享乐世界”三个理想的决心。他曾意气风发，也曾积极行动，切实努力，但最终却——一失败。现实社会没有给像三四郎这样单纯、贫穷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提供个人奋斗的天地，也不能引起富家子弟代助（见《从此以后》）的兴趣。身为资本家的阔少，代助不用为经济发愁，但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他常常惊恐不安。他跟什么人都谈不来，和大学好友平冈的友谊从亲密到疏远以至到不信任的结局，毁掉了他对人世的热情。与三四郎相比，代助各方面条件更好，思想也更成熟。他聪明，有头脑，有批判力，并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但现实处处令人失望，代助只感到“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虽然他和千代子有真诚的爱情，但这种关系将如何发展？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作者显然没有信心，作者笔下的代助既在富裕生活中难以领略到人生乐趣，又逢爱情坎坷，前途未卜，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灰暗色调。这是一种近代人的悲哀。如果说《从此以后》在最后一段旋转、躁动、杂乱的红色象征着这种悲哀，那么“前三部曲”中最后一部《门》在篇首即着手对此进行了描述。主人公宗助从紧张的公务中解脱出来，享受一个星期天时那种无所事事、陌生冷漠的心情是令人心酸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扭曲了人性。宗助虽然有工作，有温柔可爱的妻子，没有任何怪癖，并在努力适应这个社会，但他依然不能解除那不堪忍受的精神苦闷，他悲愁哀叹，只能成为“仁立门外等待落日的不幸的人”。

这是本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痛苦命运的共同写照。他们境遇不幸，生活凄切，压力重重，前途暗淡，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对现实不满而无从反抗，他们在道德上持有善良、正直的一面，原则上并不损人利己，并曾努力追求理想，他们的悲哀是社会造成的。在“前三部曲”中，夏日漱石以冷峻的笔触、灰暗的色调指斥日本近代社会的不义，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作了细腻、深刻的描写，表现了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夏目漱石精于心理刻画的艺术才能。

1910年，日本反动政府制造了惊人的“大逆事件”，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整个日本一片黑暗。同时，夏目漱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个人生活屡遭不幸，更加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1910年他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正直作家的骨气。1911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说《现代日本的开化》，尖锐地揭露了近代日本文明畸形发展的状况，说它是受外界刺激诱发而成的“外发”，而不是深植在日本土壤之中自然生成的“内发”。

1911年以后，相继发表“后三部曲”：《过了春分时节》（又译《春分过后》，（1912）、《行人》（又译《使者》1912）、《心》（1914）。这三部长篇小说与以后的作品都着意从知识分子个人道德和心理状况等方面去展示人生，刻画了一群自私自利者的形象。作者往往通过迷恋彷篁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死胡同中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剖析，表现他们孤独悲凉的心境以反对社会的绝望感。

《心》是夏日漱石晚年创作中的代表。作品通过“我”——一个青年学生的观察和对主人公“先生”遗书的全文照录，追述了“先生”——一位孤寂、痛苦、悲哀的知识分子由对人性自私、残酷的认识而自感负罪，到难以排解的自我责咎，最后用自杀超脱的人生旅程，痛切地声诉世人不可信。人间充满恶，恳切期望人们责罚自我，净化灵魂。作品写出了人类自私本性的负罪史，塑造了一位步履维艰的灵魂探索者形象。夏日漱石对人性的认识有着极端的一面，“先生”的自杀不仅是沉重人生的圆满解脱，而且是对自己罪恶人生的严酷宣判。作者在《心》中倾注了对现代社会的厌弃绝望和对自私人性罪恶的激烈抨击，灌注了对人世的全部痛苦怀疑和对传统伦理道理境界的向往，展现了对人生意义的深重思考和对人类道德完善的企望。

世上的人“平时都是好人，至少是一般人，但一到关键时候，就立刻变成坏人”。夏目漱石在《心》中对人性的这种认识日益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在1915年写的自传体小说《道草》（又译《路边草》）中，作者通过对封建家族内部丑恶的暴露得出这样一个宿命的结论：“现世能够料理的事情几乎没有。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不知继续到何时，并且以各种形式变成别人或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了。”

1916年12月9日，夏目漱石因胃溃疡病突然恶化，不幸逝世。《明暗》（又译《明与暗》）是其未完成之作。作品只写了“暗”的部分，描写了公司职员津田与妻子阿延、情人清子之间复杂的爱情纠葛，揭示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阴暗的利己主义思想，并提出“则天去私”，宣扬一种律己责人的宗教和道德净化主张。作品情节生动，矛盾集中，描写细腻，以戏剧手法一幕幕地展现了人们灵魂的丑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作品由于生动、细致地再现了人物内心活动，被誉为日本近代心理小说的典范。

夏日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享有世界声誉。他的创作倾向总体是现实主义的，在集中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剖析人性自私性等方面表现了较强的力度，他将东方古典文化的传统、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融为一体，将强烈的批判精神、真挚的内省态度、卓越的艺术才能集于一身，目光犀利敏锐，观察细腻生动，具有鲜明的创作特色。在文学观念上，夏日漱石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伦理，超越世俗；作家应以悠闲和旁观的态度进行创作。使作品能产生独特的或联想的兴味，即所谓“余裕”，因而也被日本文学界视为“余裕派”的代表，但综观其创作，并非与自己所主张的“余裕”文学相一致。夏日漱石在创作中充满了对现实生活强烈的批判精神，并注重刻画真实、自然的人物形象。他还说过：“与其为虚构的人物而苦恼，倒不如呕尽心血，塑造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和极其自然的角色。如果所虚构的人物是活生生的，虚构的角色是极其自然的，那么，进行虚构的作者就是一种创造者了。”他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明治社会的特殊角度。

《我是猫》是夏日漱石的代表作，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异的作品。它创作于1904年11月至1906年9月。此时日本正逐渐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小说以中学教员苦沙弥家的一只猫的眼光为视点，细致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尖刻的语言，特别的视野，生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迂腐、清高，既不满现实，又懦弱无能，既时时与现实社会相抵触，又缺乏积极抗争行动的这种既可怜又可悲的处境和精神面貌，尖锐嘲讽、批判了明治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与黑暗。

作品塑造了苦沙弥、迷亭、寒月、东风等一系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苦沙弥其貌不扬，平庸无奇，但为人正直、善良，蔑视权贵，甘居清贫。他对现实不满，认为世上的人都是疯子，“大疯子滥用金钱和权力，迫使许多小疯子为非作歹，还被推崇作什么伟人”。他厌恶资本家，在背后骂金田老爷“算什么东西”，尤其敢于蔑视资本家的走狗，一接到趋炎附势的老同学铃木的名片，便马上借去厕所的机会把它扔在茅坑里，“在那个奥地方判处了无期徒刑”。但由于没有地位，无力捍卫自我尊严，因得罪了金田老爷而遭到迫害，金田老爷买通落云馆的学生来捣乱。苦沙弥气得发疯却无力反击。苦沙弥的弱点还表现在他为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消极混世，。得过且过，精神十分空虚，夸夸其谈，不学无术，庸俗无聊。

作者对以苦沙弥为代表的这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有同情、可怜之心，又感到他们可悲，饱含讽刺与批判。这群压抑、灰暗的人物形象描绘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轨迹，他们的懦弱、无能正是日本近代社会的产物。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大量并存的明治社会，知识分子被抛进了传统与变革的漩涡。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比较新式的教育，思维开阔、活跃，另一方面，刚刚起步的*近代教育还无力全面、健康地培养他们，他们并没有掌握扎实的本领，在现实面前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迷亭、东风们只会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苦沙弥们写出的文章错误百出，令人莫名其妙。在明治社会后期，他们既失掉了传统封建儒士的优雅生活，又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知识分子的那种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是一群失落者，既针砭时弊，不满现状，又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力把握时代的潮流，同时丧失了人生目标，认识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一群无所适从的弱者，给人一种凄凉。惨淡、无望的印象。

《我是猫》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暴露是通过人物形象对丑恶现实的批判来表现的，同时，作品还以直率的语言、精辟的议论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借猫之口，抨击侦探、特务、警察是和“小偷、强盗一个种类的东酉，其臭无比”，指出官吏“凭借了别人给他的职权”“耀武扬威”，而“人民丝毫没有置喙的余地”，尖锐指出资本家是靠“三缺”起家的：“要想赚钱，就得精通三角，就是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金钱统治是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的根源，道德沦丧，缺乏正义，人与人之间“似乎成了诱骗、欺诈、恫吓、诬陷之外，什么能耐也没有”，在艺术上那些“虚伪得最巧妙的人被看作是最富有艺术良心的人，是最受社会尊敬的人”，而那些正直、清醒的人却被当成“孤臣孽子”或“罪人”加以迫害。

《我是猫》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作品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缺乏整体的结构、框架，通篇以猫的见闻和感受为主线，以苦沙弥及周围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思想、观念，表达起来都比较灵活、自由。夏日漱石在小说的初版序言中曾说：“《我是猫》像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是它的头，哪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截断，进行结束。”

小说以猎为叙述者，就可以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能言，随心所欲地表达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态度。猫是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独立形象，既有动物的特性，又被赋予了人的感情，是作者的代言人。这只猫也同人一样，在丑恶的现实社会中产生了苦恼和悲观情绪，最后因偷喝了主人的啤酒，昏迷中掉进水缸淹死了。

小说中出色的幽默和讽刺艺术既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中的讽刺传统，又吸收了英国18世纪文学中幽默讽刺手法。或通过人物间的插科逗趣，或穿插荒诞奇妙的逸闻，或借用猫态猫语等等，富有情趣，引人发笑。这种幽默讽刺精神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上，也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与塑造上。如对苦沙弥的外貌及生活习性的描写，对研究所谓“吊颈力学”的理学士塞月的介绍，对自封为“新诗人”东风的歪诗的展示等。对金田老爷和金田太太的外形描写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尤其是作者利用日语的同音和近似音为苦沙弥（与“嚏”同音）、迷亭（与“酪酊”同音）、东风（与“豆腐”读音相近）、寒月（与“间歇”读音相近）等人所起的名字，更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品的这种幽默讽刺手法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紧密相关，并随作品主题的深化而有所发展。

作品的语言运用充分展示了夏目漱石语言大师的才华，其语言既平白、通俗，有生活气息，又充分借鉴了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幽默讽刺等特色，同时又恰当地借用了英国文学及汉诗文的语言，展现出生动活泼、简洁凝练、含蓄幽默、饶有趣味的语言特色，被评论家誉为“它滑稽而不流于庸俗，诙谐中含有苦涩的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