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作品选集》读后感（431）（朱学军） 闪光的足迹里的山乡赤子——记山高村党支部书记高向超

在豫西伏牛山余脉的浅山丘陵地带，平顶山市石龙区的山高村像一颗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子，静静嵌在连绵的煤田褶皱里。这里的山风裹着几代矿工的汗味，这里的土路印着山民世世代代的脚印，而《郭进拴作品选集》里记录的这位名叫高向超的汉子，就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山里人的儿子”。他身上的标签很多：优秀共产党员、区政协委员、高庄街道办山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一家煤矿的负责人。可在山高村老老少少的嘴里，最亲的称呼永远是“向超”，是那个踩着晨露帮独居老人挑水、顶着暴雨往塌陷区跑、揣着账本挨家挨户算致富账的当家人。

山高村的日子，从前是被煤尘裹着的。这里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早年大大小小的矿井在山脚下星罗棋布，挖走了地下的乌金，也留下了坑洼的路面、沉降的房屋、撂荒的坡地。年轻人背着铺盖往外跑，留下的老人守着漏雨的院墙，望着灰蒙蒙的山头叹气。那时候的高向超，已经在煤矿摸爬滚打多年，从最底层的掘进工干起，掌子面的煤块磨破过他的胶鞋，井下的潮气浸透过他的棉袄，他比谁都清楚，煤矿是山里人的饭碗，可绝不能是砸在后代手里的“破饭碗”。他办矿的第一天就定下规矩：安全是天，生态是根，赚的钱不能全装进自己口袋，要回头养这片生养自己的山。

2018年，山高村的老党员、老街坊堵到了高向超的矿办公室，递上了一沓按满红手印的请愿书：“向超，回来领着我们干吧，村里的路烂得走不成，孩子们连个玩耍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信你。”那天的高向超攥着那沓请愿书，指节都泛了白。他知道，当这个村支书，不是当“官”，是要当全村人的“长工”。煤矿的生产调度会他要开，村里的邻里纠纷他要管，老人的医保认证他要上门帮着弄，甚至连两口子吵架闹到村委会，他都得坐在炕头递根烟，掰开揉碎了讲道理。有人劝他：“你一个矿老板，放着清闲日子不过，回村里受这份累图啥？”他总是笑着摆手：“我是山里人的儿子，图的就是让咱山里人活得更体面。”

刚上任的那半年，高向超的鞋底几乎磨穿了两双。他带着村“两委”班子把全村300多户人家走了个遍，在贫困户的土坯房里算收入账，在老矿工的病床前听心愿，在撂荒的坡地上画蓝图。他先从自己的煤矿挤出资金，给村里铺了3公里的硬化路，从前雨天满脚泥的土路，变成了能通公交车的柏油路；他牵头建起了山高村老年活动中心，配齐了棋牌桌、健身器材，冬天给老人们烧上热水，夏天装上空调，让村里的空巢老人有了落脚的地方；他争取项目资金，把过去的采煤塌陷区改造成了生态游园，种上了侧柏、月季，修起了凉亭，傍晚的时候村里的大妈们能跟着音乐跳广场舞，孩子们围着滑梯跑，山风里终于不再只有煤尘的味道，飘满了花香和笑声。

最让山高村人记在心里的，是高向超守着“矿村共生”的那份初心。他管理的煤矿，优先安排本村的劳动力就业，井下的岗位给经过培训的壮劳力，地面的后勤岗位留给不能下井的中年妇女，全村近百户人家靠着这份稳定的收入脱了贫。可他从来没把这当成“施舍”，反而在村里办起了技能培训班，让矿工们学电工、学焊工、学种植技术，告诉大家“靠煤吃饭，更要学会靠自己的手艺吃饭”。他带着村民在复垦的土地上种核桃树、种中药材，搞林下养殖，过去被挖空的山坡，慢慢重新披上了绿装。有一年汛期，村里一处老塌陷区出现了裂缝，高向超在现场守了整整三天三夜，带着人转移群众、加固护坡，脚上的雨靴灌满了泥，嗓子喊得哑了，直到最后一位老人被安全安置到临时住所，他才靠着树干睡着了。

作为区政协委员，高向超的提案从来都离不开山高村的山山水水，离不开石龙区的矿工乡亲。他提交的关于采煤塌陷区生态治理的提案，推动了周边好几个村庄的游园建设；他提出的矿工子女就学帮扶建议，让不少困难家庭的孩子拿到了助学金。有人说他的提案“太接地气”，他说：“我是山里人的儿子，我的耳朵听的就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我的笔写的就是老百姓的烦心事。”在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两个本子，一个记着煤矿的安全生产日志，一个记着村里各家各户的难事：张大爷的降压药快吃完了，李婶家的孙子要办入学证明，王大哥的养殖大棚需要申请补贴……每一件事他都标上红圈，办完一件划掉一件。

如今的山高村，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山村。柏油路通到家门口，路灯亮到深夜，生态游园里的月季年年开得热闹，村集体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了家，有的进了矿上当技术骨干，有的在村里搞起了农家乐。去年“七一”，高向超站在党旗前领誓，皱纹里都藏着笑。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印着他从矿工到村支书的闪光足迹，每一步都踩得扎实，每一步都向着山里人的好日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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