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作品选集》读后感(433)(朱学军) 当指尖抚过《郭进拴作品选集》第四百三十三篇的扉页,顺着《闪光的足迹》的脉络走进《为了天下的好爹好娘》的字里行间,我忽然读懂了一种藏在豫西山乡烟火里的双重人生——郭鸿志,这位从汝州寄料镇的田埂上走出来的基层镇长,同时也是28万字长篇小说《天鹄》的创作者,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道连通泥土与笔墨的桥:一半身子浸在乡镇工作的烟火里,为山乡的父老乡亲跑前跑后;一半心神沉在文学的世界里,把脚下土地的温度、身边百姓的悲欢,一笔一画刻进自己的文字里。
这篇纪实文字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悬浮的荣誉头衔,而是郭鸿志身上那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踏实劲儿。他生在农村、长在田埂,从村党支部书记一步步走到乡镇长的岗位,寄料镇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土路、每一户人家的灶台烟火,都刻在他的记忆里。他骑着自行车跑遍全镇的自然村,在贫困户的土坯房里算春耕的种子账,在老党员的炕头听过去的山乡故事,在雨季的山路上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在秋收的田埂上帮留守老人抢收玉米。旁人眼里基层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琐碎,他却把这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日常,都当成了文学最鲜活的素材库。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永远放着两个本子,一个记着当天要落实的修路、饮水、养老认证的工作清单,一个记着走访时听到的民间故事、乡野趣闻、普通农户的人生起伏,那些旁人转头就忘的家长里短,都被他悄悄攒了起来,最后变成了《天鹄》里带着泥土温度的人物与情节。
1999年12月,28万字的长篇小说《天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背后藏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坚守。那时候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白天他要处理镇里的大小事务,晚上回到宿舍就着昏黄的台灯伏案写作,窗外是山乡的虫鸣,笔下是他从小到大见过的山乡儿女的模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庄稼汉,敢闯敢拼的农村青年,守着灶台把孩子拉扯大的乡村妇女,他们的倔强、善良、困境里的韧性,都被他一笔一画揉进了《天鹄》的故事里。没有坐在书斋里的凭空想象,没有脱离现实的悬浮叙事,他写的就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写的就是自己日日相伴的父老乡亲。有人问他,当镇长已经忙得脚不沾地,何苦还要熬着夜写这么厚的一本书?他的回答朴素得让人动容:“我身边这些好爹好娘,他们一辈子的故事太动人了,我不写下来,对不起这片养我的土地。”
最难得的是,郭鸿志从来没有把文学和基层工作割裂开。他笔下的文字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风花雪月,他的乡镇工作也从来不是只盯着报表的冰冷事务。文学给了他一双更柔软的眼睛,让他能读懂山乡百姓藏在皱纹里的期盼,能听懂老农话里没说出口的难处。在寄料镇工作的那些年,他牵头修通了通往偏远山村的硬化路,解决了困扰几代人的饮水难题,帮着村里建起了特色种植基地,让深山里的农产品能顺着新路卖到山外。他总说,自己写《天鹄》,是为了记下山乡人的精神,而踏踏实实为百姓办事,才是比写书更重要的“作品”。后来他从乡镇岗位走上更广阔的文史研究道路,从挖掘楚长城遗迹到梳理三皇五帝的文化脉络,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有的研究与创作,最终都指向了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指向了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好爹好娘”。
通读整篇纪实文字,最让我触动的,是郭鸿志身上那份始终不变的“双向赤诚”:对百姓赤诚,所以愿意扑下身子在山乡奔波半生;对文学赤诚,所以愿意熬着寒夜把普通人的故事郑重写进书页。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基层干部和作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可在郭鸿志身上,这两个身份完美地融在了一起:他是懂百姓冷暖的镇长,也是懂土地心跳的作者。他没有把文学当成脱离烟火的消遣,也没有把基层工作当成消耗热情的琐事,反而让二者互相滋养,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
合上书页的时候,我仿佛能看见二十多年前那个台灯下伏案的身影,窗外是寄料镇连绵的山影,笔下是滚烫的山乡人生。《为了天下的好爹好娘》这篇文字,记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一种最珍贵的初心:有人用脚步丈量土地,有人用笔墨记录时代,而郭鸿志,把这两件事都做到了极致。他用半生的时光证明,最动人的文学永远扎根在泥土里,最扎实的工作永远装着百姓的心,这份藏在字里行间与山路上的赤诚,正是《闪光的足迹》系列最珍贵的精神底色。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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