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往事：梧桐叶落时》

作者：东方雅念

第二章 棉纺路1953：风沙里种月亮的人

雷凯沿着棉纺路往东走。

手里那张图纸——父亲雷国华1978年画的"细纱车间技术改造方案"，被贴身放在口袋里，体温渐渐地让发黄的纸张有了些温度。

那个人，她住在棉纺路东头的家属院。三号楼，二楼，左手边。

雷凯，已经是二十年没来过这儿了。当年他在棉纺路疯跑的时候，这条路上全是苏式红砖楼，每栋楼前都有高大的梧桐树。夏天，梧桐的叶子是遮天蔽日，蝉鸣是震耳欲聋；冬天，光秃的枝桠划过了灰蒙蒙的天空，就像是一个倔强老人的骨架。

现在，苏式的楼还在，梧桐树也还在，只是外墙已经被刷了新漆，楼道里也都装上了防盗门。雷凯站在三号楼下，抬头看着二楼上的那扇窗户——窗户是开着的，窗帘是淡蓝色的，在冬风里轻轻地晃动着。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上楼。

"笃、笃、笃。"

敲门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

"来了——"

屋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缓慢，拖沓，然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虽然苍老，但依然带着那种直来直去的劲头："谁啊？这么冷的天……"

门开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满头银发剪得齐耳，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手里还攥着个抹布。她眯着眼，看着门口的高个男人，愣了几秒，然后——

"小老虎？"

"王姨。"雷凯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哑。

王桂兰没说话，她把抹布往身后一藏——其实藏不住，那抹布上还沾着茶叶蛋的汤汁——然后她往旁边让了让："进来吧。"

屋里不大，但收拾得却是干净利落。墙上挂着的是几张老照片，全都是黑白照：年轻的王桂兰站在机器前，戴着手套，腰杆笔直；一张是曾经的集体照，一排女工坐在梧桐树下，笑得灿烂；还有一张是奖状，上面印着"河南省劳动模范"几个大字，金粉都褪了。

最显眼的，是窗台上摆着的那个小盆栽——不是月季，是一株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舒展。

"坐。"王桂兰指了指沙发，"我给你倒水。"

"不用麻烦，王姨。"

"必须麻烦。"王桂兰转身进了厨房，很快端来了一杯热水，"喝。"

雷凯接过杯子，水很烫，冒着热气。他捧着杯子，看着王桂兰在对面坐下。她的手——那双曾经接线头的手，现在布满了老年斑，指关节粗大，依然能够看出当年握铁锹的痕迹。

"你怎么来了？"王桂兰问。

"我去了博物馆。"雷凯说。

王桂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博物馆啊……我听说了。老三厂改成博物馆了？"

"对。今天开馆。"雷凯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图纸，"王姨，这个，您认得吗？"

王桂兰的眼睛眯起来，凑近了看。她的手指在图纸上轻轻划过，像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脸颊。

"认得。"她声音轻下来，"这是老雷……你爸，画的。"

"您怎么知道？"

"落款写的啥，我能不认得？"王桂兰笑了，"再说了，这图纸上的笔迹，我太熟悉了。那时候老雷天天抱着这玩意儿，吃饭都抱着，跟宝贝似的。"

她顿了顿，忽然问："他，还在吗？"

雷凯摇摇头："三年前走的。"

王桂兰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很久才说："你爸是个好人。技术好，心也好。那时候我们车间出问题，他半夜爬起来修，修完了才说'桂兰啊，你那个纱锭有点松，我给你紧了紧。'"

雷凯眼睛有点热："王姨，您当时……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

王桂兰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没有躲闪，只有一种坦荡："因为，因为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的狼狈。"

"狼狈？"

"是啊，狼狈。"王桂兰笑了，笑得很苦涩，笑得极不自然，"那时候你拿着相机，拿着录音笔，一脸朝气蓬勃的样子。我就想——你写什么呢？写我当年是劳模，现在卖茶叶蛋？写我那时候多风光，现在多落魄？我不想让你们这代人说，瞧啊，当年的劳模就这样了。"

"可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知道你不是。"王桂兰说，"但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那是我一辈子的骄傲，我不想让它变成别人的谈资。"

雷凯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道："我懂了。"

"不过嘛……"王桂兰忽然话锋一转，"现在我想通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早上，我去了博物馆。"王桂兰说，"我偷偷去的，没让任何人知道。我就站在那展厅的外面，看着里面的展品——柳条帽、旧工具、老照片……我忽然间就觉得，那些东西，它们不是死物。它们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我们的命。"

她的声音哽咽了："我就是在想，如果我们这些人都走了，谁还来替它们说话？又会有谁来告诉后来的孩子们，这满大街的梧桐，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小老虎，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告诉你。"

雷凯从包里掏出来了笔记本——不是电子设备，是纸质的，封面都磨毛了。翻开，钢笔在手里握着。

"王姨，您能给我讲讲，1953年，刚来的时候吗？"

王桂兰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释然："行啊，那我就给你讲讲。那会儿，我还年轻呢。"

"一五计划刚开始，全国都在支援重点建设。"王桂兰的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温度，"我二十三岁，从山西来的。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们在车上唱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唱累了就睡，睡醒了就看见窗外——越往南，绿色越多，到了郑州，满眼都是黄的。"

雷凯问："王姨，您当时怕吗？"

"怕啊，怎么不怕。"王桂兰说话像打铁，一字一锤，"来之前我妈哭了一整夜，说'闺女啊，那儿是荒地，你会受罪的。'我说'妈，国家让咱去，咱能不去吗？'其实我的心里也很虚啊。到了郑州一看——好家伙，除了黄沙就是野草，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那天晚上，我躲在席棚里偷偷地哭了。"

"真的哭了？"

"哭了。"王桂兰哽咽的点了点头，"哭完还得起来干活。因为你是工人，你得带头。不能让别人看着你说，瞧，那个山西来的，怂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那时候，苏婉秋——就是你们苏厂长的女儿——也在。她比我小两岁，上海来的技术员。她在席棚门口种了株月季，是从上海带过来的，就一截枝条，用湿布裹着，在火车上捂了三天。我当时就笑话她：'苏技术员，这荒地连草都长不好，你还种花？'"

"后来呢？"

"后来啊，她偏偏种活了。"王桂兰笑了，"每天清晨，她去井边打水，自己舍不得用，先浇花。一个月后，它发了芽。又过两个月，开了一朵——就一朵，粉红色的，在风沙里摇啊摇。"

雷凯听得入神。

"那朵月季后来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支柱。"王桂兰说，"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第一朵花'。再后来，所有从南方来的姑娘，都在门口种了点什么——有的种栀子，有的种茉莉，有的干脆种棵葱。你知道吗？那不是种花，那是在心里种根。"

"种根？"

"对啊，种根。"王桂兰看着窗台上的绿萝，"人活着，不能只是飘着，得有个根扎下去。那朵月季告诉了我们：这片土地能开花，就能扎下根；我们能在这儿种花，就能在这儿建厂、织布、过日子。"

正说着，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王桂兰站起来，"应该是婉秋来了，我约了她。"

门开了，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满头银发梳得是一丝不苟，深蓝色的羊毛外套，脖子上系着浅灰色的丝巾。她拄着拐杖，腰依然是挺着——不是刻意的，是习惯，是骨子里的东西。

"桂兰，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苏婉秋笑着进来，看到雷凯，愣了一下，"这是……"

"小老虎，老雷家的。"王桂兰介绍，"他来找我，想听故事。"

"小老虎？"苏婉秋的眼睛亮了，"是老雷的儿子？哎呀，都长这么大了！你爸呢？他怎么样？"

雷凯低头："我爸三年前走了。"

苏婉秋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坐了下来："走了啊……那是个好人啊。那时候他是我们的技术大拿，总爱说那句话：'同志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她说这话时，模仿着雷凯父亲当年的语气，铿锵有力，把王桂兰都逗笑了。

"婉秋，你还记得他那个铁皮喇叭吗？"王桂兰说，"他爬到机器顶上，拿着喇叭喊：'同志们！咱们工人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这台机器，就是用肩膀扛，也要把它扛进去！'"

"记得，怎么不记得。"苏婉秋笑了，"那台细纱机从上海运来，到了厂门口，傻眼了——吊车不够用，路也没修好。几十号人，用肩膀、用撬棍、用麻绳，硬是把十几吨重的机器一寸一寸地挪进了厂房。干完活，大家躺在地上，看着屋顶的梁，一个个都在笑。"

雷凯问："笑什么？"

"笑我们做到了。"王桂兰说，"外国人说咱们不行，咱们偏就行。"

雷凯看着两个老太太，她们的脸上都有一种光彩——那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依然骄傲的光。

"桂兰，你还记得阿珍吗？"苏婉秋忽然问。

王桂兰的表情瞬间柔软了："记得，怎么不记得。"

阿珍是上海来的挡车工，怀孕七个月还坚持上工。领导劝她休息，她说："大家都在为新中国奋斗，我怎么能躺着？"1953年10月的一个深夜，阿珍在席棚里临盆。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刚刚从部队转业的马医生。"苏婉秋回忆，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们几个姑娘围着，打手电的打手电，烧热水的烧热水。"

席棚外，黄河的风沙在呼啸，沙子打在棚布上沙沙作响，就像是无数只手在撕扯。风越刮越大，棚子被吹得哗哗直晃，大家都怕——怕那个棚子被掀翻，怕阿珍撑不住，怕这荒原上的第一个新生儿，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就被风沙吞没了。

席棚内，阿珍的痛呼声越来越紧，姑娘们的手都在抖。马医生的额头全是汗，一遍遍喊着："深呼吸！再深呼吸！"

时间，就像是被凝固了。每一秒都被拉得无限的长，长到让人以为永远都不会结束。

然后——

"哇——"

一声啼哭，清脆，嘹亮，就像是一把刀，瞬间便就划破了风沙的呼啸，划破了姑娘们的恐惧，划破了这荒原上漫长的寂静。

所有人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声哭啊。"王桂兰的声音有了一些哽咽，"脆生生的，亮堂堂的，把风声都压下去了。当马医生抱着孩子出来，说：'母女平安！'时，我们所有的人——在场的二十多个姑娘，全都哭了。"

不是悲伤，是喜悦，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

"那时候，我忽然便就明白了。"王桂兰看着雷凯，"我们在这儿吃苦受罪，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们——为了阿珍的女儿，为了将来千千万万的孩子，能在一个有工厂、有学校、有医院的城市里长大。"

苏婉秋点头："那天晚上，我的月季开了第二朵花。"

雷凯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来了一幅1953年的全景图：荒原上，席棚连成一片。男人们在挖地基，女人们在搬砖石。远处，苏婉秋蹲在她的月季前浇水；近处，王桂兰缠着胶布的手握着铁锹；他的父亲站在高处，拿着图纸，脸上沾着泥，眼里却有光。

机器在号子声中缓缓移动。

婴儿在席棚里嘹亮啼哭。

月季在风沙中悄然绽放。

他睁开眼，声音有些沙哑："我明白了。你们那一代人，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创造'。"

苏婉秋和王桂兰对视一眼，笑了。

"创造什么？"雷凯自问自答，"创造城市——从荒原上建起厂房、宿舍、食堂、学校；创造生活——让漂泊的人扎下根，让相爱的人成个家，让孩子平安出生；创造精神——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

王桂兰一拍大腿："说得对！那时候咱们讲战略战术——战略上藐视困难：不就是一片荒地吗？咱们能把它变成工业区！战术上重视困难：每一锹土怎么挖，每一块砖怎么砌，那都得讲究！"

苏婉秋则更温婉："我们也在创造美。荒原上的第一朵花，厂房里的第一匹布，生活中的第一个微笑……这些看起来很小，但很重要。人不能只活在生存里，还得是要活在意义里。"

天色渐晚，屋里没有开灯，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两个老太太的影子拉得很长。她们的手握在了一起——苏婉秋的手细腻些，王桂兰的手则是粗糙些，但握得却是同样的紧。

"时间过得真快。"苏婉秋轻声说，"转眼，我们都成了历史。"

王桂兰却摇头："婉秋，你这话可不对。咱们不是历史，咱们是种子啊。"她转向雷凯，目光灼灼，"小老虎，你是记者，你得把咱们的故事给记录下来。不是记给领导们看，是记给普通人看的——记给那些在写字楼里加班的小年轻，记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忙碌着的工人，记给那些觉得生活太苦太难、想要躺平的孩子们。你要告诉他们：这满大街的梧桐，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我们——我们这些人，用冻裂的手、磨穿了的鞋、流干了的汗，一锹土一锹土埋下来的根。"

雷凯郑重地点头，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苏姨，王姨，你们放心。这第一笔，我一定写好。"

临走前，雷凯问了个问题："王姨，您刚才说'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那您觉得，当年最大的战术是什么？"

王桂兰想了想，笑了："是'过日子'。"

"过日子？"

"是啊，再宏大的理想，也得落在一日三餐里。"王桂兰说，"我们白天建厂，晚上学习；周末开联欢会，过节包饺子；谁生病了大家轮流着照顾，谁结婚了全厂凑份子。我们把南方的小调带到了北方，把北方的秧歌融进了生活。我们在荒原上种月季，也在心里种月亮。"

"种月亮？"

"对啊，"苏婉秋笑了，"桂兰说得对。工业不是冰冷的机器，是温暖的人间烟火。1953年我们创造的不只是工厂，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有尊严、有温度、有希望的生活。"

雷凯从王桂兰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沿着棉纺路往西走，路灯一盏盏地亮了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风从西边吹来，带着冬夜的寒意，也带着远处城市的喧嚣。

他掏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下标题：

《棉纺路1953：风沙里种月亮的人》

笔尖顿了顿，在"风沙里种月亮的人"下面，画了一条重重的横线。

然后他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月亮，和一朵月季。

仅此而已。

笔记本在掌心摊开。风从高大的梧桐树间吹过来，纸页轻轻地翻动。雷凯抬头，看着这条熟悉的路——苏式厂房的影子与新建住宅楼的玻璃幕墙交叠，纺织女工的后代们穿着时髦的衣裳匆匆地走过，或许并不知道脚下的每一寸沥青，都曾浸透着一代人的汗水与梦想。

他知道，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这第二章要告诉读者的，不是怀旧，不是悲情，而是一种创造的勇气——那种在荒原上种月季、在风沙里种月亮、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坚韧。

这才是工业真正的魂魄。

也是这座城市，最深处的骨头。

（敬请期待《郑州往事，梧桐叶落时》下一章：《棉纺路1953：……》）

【第二章·完】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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