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南阳，梧桐叶把夏阳滤得碎金似的。我正趴在“王牌电脑有限公司”的办公桌前核账，腰里的BB机突然“滴滴滴”叫起来，像只被踩了尾巴的蟋蟀。按开一看，一串陌生号码后跟着行小字：梅溪派出所，速带5000元领人。

我捏着BB机皱眉——校办企业刚盈利，我兜里虽然比从前活络些，但5000块正是家里两年定期存款的余额，本是留着次年交集资房首款的。正犹豫要不要回电，坐机又响，听筒里炸出个熟悉又慌乱的声音：“兄弟！是我，你杨哥！求你了，别问啥事儿，赶紧凑钱来，晚了就完了！”

是杨予平，我脑子里当即浮现出他那副金丝眼镜。他比我高两届，英语系副主任，农村娃靠死磕留校，还被校长看中当了女婿，平时走路都带着股“捧着金饭碗”的谨慎。去年他添了女儿，请客庆贺时还抱着相册给我们看，说老婆管得严，结婚后连烟都戒了。这么个人，能犯啥要掏5000块领人的事？

没工夫细想，我回家取了存折就往银行跑。柜台小姐敲着算盘叹气：“提前支取，损失237块利息哩。”我摆摆手，心里就一个念头：当年六个人住三居室集体宿舍，我俩在同一间屋子住了三年，他总把家里带的腌菜分给我，这份情谊难以用金钱衡量。

到派出所时，穿蓝警服的民警正啃西瓜，抬头扫我一眼：“南都大学的？证件。”我递上工作证，他指了指里间：“你单位职工杨子平，偷看女厕所被抓了。本来要拘留15天，他检查深刻，态度好，交单位处理。一周后带处理决定来结案。”

“杨子平？”我心里咯噔一下——杨予平的“予”，怎么成了“子”？刚要问，民警朝里喊：“杨子平，出来！”门帘一掀，出来个人差点让我认不出：半边脸肿得像发面馒头，金丝镜碎了一片镜片，双手还铐着。他看见我，眼神先是慌得像兔子，随即向我挤挤眼。

民警扔过来一卷笔录，旁边还放着根可伸缩教鞭——鞭梢用透明胶带粘了块小镜子，亮闪闪的，像个滑稽的玩具。我飞快翻笔录：“问：姓名？答：杨子平。问：单位？答：南阳王牌电脑公司……”签名处三个字歪歪扭扭，“予”和“子”写得模糊难辨。

我瞬间懂了。强忍着笑，故意沉下脸冲上去，薅住他领子猛踹两脚——鞋尖碰到他裤腿时，能感觉到他身子的颤抖。“杨子平！你丢不丢人！”我吼得嗓子发紧，“政府给你机会，但组织上饶不了你！”民警在旁边点头：“就该这么教育！”我赶紧掏出钱递过去，连收据都没要，拽着刚解铐的他就往外跑。

坐上出租车，杨予平才敢揉脸，嘶嘶地吸凉气：“那几个大妈下手真狠，差点把我眼镜片按进眼眶里。”我忍不住笑：“你咋想哩？用教鞭粘镜子？还改了名字？”他苦着脸：“先是昏了头，后来又慌了神，就想着不能连累学校和家里——你是校办企业的头，说你是我领导，警察信。”

他指挥着车七拐八拐到了郊区，停在个挂着“田园居”牌子的餐馆前。我原以为是土坯房，进去才吓一跳：红木桌椅擦得锃亮，墙上挂着水墨山水，连服务员都穿得像宾馆领班。他在吧台熟稔地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包间里，六个精致小菜摆得齐整，两瓶茅台盖都开好了。

“你不是戒了酒？还老说酒量小？”我拿起酒杯挑眉。杨予平倒了满满两杯，仰头灌下去一半：“以前是装的——在领导面前，哪敢放开喝？”酒过三巡，他话多了起来，说小时候在农村，为了充饥爬树掏鸟蛋，摔断过胳膊；说留校后每晚熬夜写论文，就怕校长觉得他配不上女儿；说刚才在派出所，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是老丈人和老婆知道了，这个家就散了”。

说着说着，他突然“噗通”一声跪下，抱着我的腿哭：“兄弟，今天要是没你，我这一辈子就毁了。我发誓，若有出头之日，一定报答！”我赶紧把他拉起来，袖口沾了他的眼泪，黏糊糊的：“哥，咱俩啥关系，我能说出去吗？”

第二天我照着他的意思，打了份《对杨子平记大过的处分决定》，落款盖了“王牌电脑”的章——公司印鉴都在我皮包里，也就那些年所谓的“皮包公司”。叫他签字，他从兜里掏出支钢笔，换左手捏着，一笔一划写“杨子平”，写完还抬头问我：“像不像临时工的字？”我刚点头，就见他脱了皮鞋，把左脚小拇指掰出来，在印泥盒里按了按，“啪”地盖在签名旁。那滑稽样，差点让我笑喷。

他临走时，把5000块和两条“大中华”塞进我抽屉，又拍了拍我肩膀：“中午再喝一顿，这次喝五粮液。”饭桌上，他把剩下的半瓶酒塞进我裤兜：“拿着，回家慢慢喝。”我没推辞——校长的女婿，家里应该不缺这个。

一周后去派出所交材料，还是那个民警。他一板正经地收材料、问话、记录，突然指着“杨子平”的签名，拍了拍我肩膀，又用两指捏了捏我胳膊，笑得意味深长：“还是高校单位有水平，处理得挺到位。”我心里一惊，转念想起那笔没要收据的罚款，又踏实了，陪着笑说：“都是应该的。”

后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杨予平的职务一路往上走：先是转正当系主任，接着升副校长，五十多岁时成了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他身边总围着一群人——多是当年和他一样出身的留校生，学历不算高，教学也一般，却个个会来事。为了进他的圈子，有人业余猛练围棋，有人天天泡在乒乓球室，据说还有人专门去学了他爱听的豫剧选段。

我呢？90年代经商热过了，就回到教学岗。业务上和他有了交集，却明显感觉他在疏远我——他职务每升一级，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远一分。有次在走廊碰见，他明明看见我了，却突然转头跟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脚步都没停。我心里好不痛快：当年的事我早烂在肚子里了，至于这么躲着吗？

还有一次，他来系里视察，我故意盯着他的眼睛。他眼神晃了一下，像个被抓了偷吃的孩子，慌忙躲开，耳根都红了。我倒乐了——原来他还记着那茬。

二十多年里，我也在往上混：评上了副教授、当教研组长、升系副主任，在人才跻跻的南都大学，每一步都踩得扎实。每次关键时候，都有心腹给我传话：“杨副校长在会上夸你了，票是他投的。”我心里就感动，知道他是个念旧的人，想找机会跟他说句“我真没说出去”，可他像条泥鳅，总抓不着。

转机是在市里的模范教师表彰大会上。会后他来敬酒，递我一张名片，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饭后到我办公室来。”那天中午我喝了不少酒，到杨副市长门前时，像年轻时那样一脚踹开门。他赶紧伸头往走廊两边看看，把我搀到沙发上，反锁了门。

“兄弟，别怪哥这些年疏远你。”他坐下叹口长气，“农村出来的娃，混到今天不容易，就怕当年那点破事被人翻出来。”“我真没说出去。”我打断他。他点点头，眼眶有点红：“我知道。你是最有条件接近我的人，但有事连个电话都没打过，这让我更敬重你。”

那天我们聊到天黑，聊当年共享的腌萝卜条，聊校办企业卖电脑的趣事，聊各自孩子的婚事。好几次握手、拥抱，胳膊碰着胳膊，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集体宿舍，那些芥蒂早散得没影了。

临走时，他塞给我一张金卡：“你家离南阳宾馆近，早中晚都能去小餐厅吃饭，方便。”我没当回事，第二天去吃饭，才发现那小餐厅里坐着好几位市级领导，刷POS机时，屏幕上的数字吓我一跳——50000元。没过多久，又接到通知，我被选去外事局培训，半年后去欧美考察教育三个月。不用想，这是他安排的。

又过了一年，听说杨予平要升省教育厅厅长，省市两级正在考察。一天，省纪委考察组通知我去宾馆谈话。一进办公室，我就愣住了——当年那个啃西瓜的民警，如今穿了身笔挺的西装，胸前别着“考察组副组长”的牌子。他看见我，笑了笑，从抽屉里拿出张纸晃了晃——正是当年那份《对杨子平记大过的处分决定》。

“这个杨子平，是不是现在的杨予平副市长？”他问得直接。我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不是。杨子平是二十多年前校办公司雇的临时工，记得受了处分不久就辞职了，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他点点头，又问：“能联系上他吗？”“联系不上，都二十多年了，早断了音讯。”

他突然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还是当年那熟悉的捏法，笑得意味深长：“没关系，上面有本人的签字和手印，一鉴定就知道。”我心里差点笑出声——当年杨予平左手签字、用脚趾按印的模样，此刻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

没过多久，新闻里就播了杨予平升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消息。我再去南阳宾馆小餐厅吃饭，刷金卡时留意了一眼余额——又多了20000元。

走出餐厅时，梧桐叶又落了一地，和二十多年前那个下午一模一样。我摸了摸兜里的金卡，突然想起杨予平当年粘在教鞭上的小镜子——那镜子照过厕所的龌龊，照过派出所的狼狈，如今又照见了厅长办公室的灯光，照见了金卡上跳动的数字。它像个荒诞的符号，挂在时光的教鞭上，抽打着每个人的日子，却谁也不敢说，自己真的看清了镜里的人。

直到半年后，我在系主任竞聘讲演上，罕见地得到了评委们的全票通过，只等省里批复。去省里开教学研讨会时，决定这次一定要拜访杨厅长，走到他办公室前，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笑声。推门进去，杨予平正和一个人握手——正是去年那个省纪委考察组副组长。两人看见我，都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副组长拍着我的肩膀：“去年你说找不到杨子平，我还不信，后来一鉴定才知道，那签字是左手写的，手印竟然是脚趾印！”

杨予平讪汕地笑着，眼泪挂在眼角：“还是兄弟当年想得周到！”我看着他俩握手和拥抱，突然觉得那支粘镜子的教鞭，此刻正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它照见了二十多年的起起落落，照见了官场的圆融，也照见了人性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而最荒诞的是，我们都知道那镜子里是什么，却只是哈哈镜般笑着，把那点秘密，又往时光深处推了推。

走出教育厅大门，阳光正好，我摸了摸兜里的金卡，突然明白：有些镜子照见的不是脸面，是命；有些秘密不是枷锁，是桥。而这世间最妙的事，就是你以为握在手里的是把柄，到最后才发现，那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枚镜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