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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乡情老更深【二百零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满天飞”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公社宣传委员如今调任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扬言:“老子干事的时候,他还在他娘的腿肚里没有出来哩!我如今想回县城就调回了城,郭进拴他孩子恐怕这辈子连城边也进不来!”每次文化站开会,他都变着法子找我的毛病,鸡蛋里头挑骨头,我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有一天,他突然宣布把我调到最边远的山区寄料乡文化站,将寄料的冯武杰调到杨楼,将杨楼的史建政调到临汝镇。那两个同志对调后离家都不太远,都去报到了。我有点情绪,想找领导反映反映。可这位领导使出了杀手锏,对我发出了最后通谍:“两天之内不去报到,开除公职。”我想着我这个放羊娃转个干老是不容易,万一真的被开除回家了也老丑气,就忍气吞声去寄料报到去了。一个管文化的副乡长一见我,“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怒目圆睁,怒气冲天地说:“你来干啥来了?为什么不带工资关系?不带户口?为什么不背被子?”上来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还得点头哈腰,面带微笑说:“今天来得仓促,先报个到,明天再将手续一并转来……”那位副乡长连理也没有理我。
出了乡政府大院,我躲到后山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真是感到举目无亲,遭人暗算,窝囊透了。
当晚,我找到恩师屈江北,哭诉了原委。他领我来到县一高,找到了他舅爷——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王泉水老师。他说:“舅爷!这孩子从小没爹,老是可怜!现在他们是在设圈摆治他哩!你的学生都在组织部、文化局、人事局当家哩,你无论如何要找找他们,真要不中把他调到文联也行。”
王泉水老师连夜逐个找了他在要害部门的学生,就连在临汝县挂职当副县长的他的得意门生徐慎他也找了,而其时他自己的儿子、女儿还在家待业,他自已连住房还没有,一家老小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为自己的事他没向任何人张过一句嘴,可为了我的事老人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在老人的四处奔波、八方呼号下,临汝县文化局同意把我调到县文联,可此时文联编制已满,我的国家干部的工资发给了临汝镇又找的一名临时工,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工资关系在文化局,户口在临汝镇,人在文联,时任文联主席张进才用《风穴文艺》拉来的赞助款,临时给我发着工资,张主席今天让我写个自传,明天让我写个工作总结,找书记、找县长、找组织部、找人事局,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将文联的办公室主任调到了土地局,空出一个编制,于1988年元月正式将我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县文联。这算是我的第二次调动,费尽周折,终于柳暗花明,调动成功。后来升任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原临汝县县长仝葆银见了我说:“你能调到临汝县文联,应该感谢人家张进才,我当时根本就不认识你,他老说你是个人才,还把你办的《乡音》报,发表的作品拿给我看,才促使我最后下决心把那个同志调到了土地局,那土地局更难进,要不是这个单位好,人家那位同志还不走哩!一开始就是说了几个单位不中人家的意。”吃水不忘挖井人,领导们为我操碎了心,我万分感激,永世难忘。
1987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时,张一弓老师给我写信说:“根据你的表现,我认为入会是没有问题的,待主席团研究时我会如实介绍你的情况的。”1987年7月23日,我正式被中国作协河南分会批准为该会会员,成为临汝县第一位省级作协会员。
我不管走到哪里,爱搞阵地,爱办刊物。李国现在《沧桑》1997年第3期发表的文学评论《<沧桑>——可喜的丰收》一文中这样写道:
〖HTK〗本刊执行主编郭笑(郭进拴)是我市知名度很高的一位高产的作家。从《风穴文艺》到《沧桑》,风风雨雨的十年,他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出力最大流汗最多。——这又是一位终生许身文学的痴心人。《沧桑》创刊号载其自叙传《我的作家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求道者所经历的坎坷、痛苦、辛酸、冷落、清贫、寂寞……这种夸父逐日般的精神,使人想起屈原老夫子《离骚》中的句子: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共将暮,”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屹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殚精竭虑、九死未悔、上下求索的精神,值得每一位无私奉献者学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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