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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 |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二百一十三】
郭进拴|萧根胜《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研讨会3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李国桢,郏县安良曹沟人,1940年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上海工业实验所工程师、轻工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953年下半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尽快恢复历史名瓷、陶瓷之国的“国家行动”指示精神,由李国桢领衔,轻工部、上海考古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联合组成的试制组远赴景德镇试制成功“建国瓷”,终结了中国驻外使馆只用外国瓷器的历史。同时,李国桢将自己所学现代化工学运用到生产中,使烧制的瓷器愈加精良。他一生矢志不渝投身陶瓷科研,踏遍祖国各大瓷区瓷厂,使汝、钧、哥、官、定“五大名窑”恢复烧制,并将西方工业陶瓷生产技艺引入中国,为中国陶瓷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鹰城文艺精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今年1月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详细再现了李国桢钟情陶瓷、胸怀祖国、勇挑重担、不计名利、高风亮节的崇高精神及长时间忘我付出的事业踪迹和人格魅力。
萧根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为采写这部作品,他历经6年多,沿着李国桢的足迹,走访了大量当事人,行程遍布与陶瓷烧造有关的10余个省市,参阅了大量资料,并与李国桢家人、友人、弟子建立了深厚友谊。50.2万字全靠萧根胜书写,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几易其稿,导致作者视网膜脱落,在经过两次手术后,作者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此书的创作。
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陶瓷协会、河南省文学院、河南美术出版社、市委宣传部、郏县县委协办。
40余位专家、作家与会研讨。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作为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由作家萧根胜历时6年精心创作。萧根胜与国瓷大师李国桢是河南郏县老乡,多年的耳闻传说使他对这位曾经致力于中国古老陶瓷复兴、新瓷创造开发,为中国当代陶瓷业再造辉煌却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乡贤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生成强烈的书写激情。
为了这次书写,萧根胜参考阅读了大量资料,走访了河南、上海、北京、江西、江苏、浙江、河北、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与陶瓷烧造有关的地方,拜谒了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当事人。全书以50余万字的篇幅展示了李国桢钟情于陶瓷、投身中国陶瓷科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事业踪迹及人格魅力。
与会专家对《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的精神内核、写作范式等进行分享交流。
“萧根胜用6年时间采访了200多人,跑了全国十多个省市,为写这部书,他的眼睛两次做手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他还是以笔书写,长时间用力曾导致右手颤抖厉害,难以持筷用餐。他是用心、用情为国瓷大师李国桢先生写了一本传记。”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动情地说。他在书序中写道:“作者将自己的真实调查发现、理解感受质朴动情地讲述出来,犹如深情的演说,近似据理的呐喊,仿佛史官的实录,实现了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陶瓷当代史的一次空缺填补,也是中国文学创作走向历史性价值写作的可贵努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阎晶明认为,这本书通过对国瓷大师李国桢传奇人生的描述,不仅书写了瓷光与诗意,更写出了一个时代、一种家国情怀,“书中作者对人物塑造特别接地气,以平静细腻的笔调描写他日常的悲喜,笔墨间又充满了深情。”
“认识萧根胜好多年了,上一次研讨他的第一本书《青海长云》,今天他出版了更重要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比《青海长云》更厚重,”中国作家协会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坦言,“今天读到《国瓷之光——李国桢传》,人物刻画鲜明,感觉更为精细,非常感人。这本书看起来是写一个人物,但是有着很鲜明现实的意义,对于体现中国力量、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很有意义。李国桢这个人物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他心怀祖国,一生只为做好一件事,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得失。”
我读完根胜先生的《青海长云》,深深体会到:作家创作不仅需要一种激情,更需要一种责任。与铁道兵相知相伴的作家萧根胜,对自己曾经从事的那一段铁道兵生活有着特殊的情感体验,他的创作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直白宣泄,也不囿于商业价值而“待价吹打”,而是以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在纯文学的领地里,固守着人文传统,坚信文学救赎的力量,并主动掌握话语权,在文学的合理想象与新闻的“非虚构”叙述的双向审美趋向中,对铁道兵的生死存亡进行了深度体验和报道。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萧根胜,这位从中原郏县走出的硬汉子,对铁道兵有着别样的情愫和生命体悟,在个人情感归属和人生际遇的建构中,是铁道兵这个诗意和哲理凝结的客体,率先完成作者生存之地与事业发展之地的时空转化。我想,正是千沟万壑、天高地远的高原,赐予了萧根胜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并给予了萧根胜更为负责和严谨的创作品格。血浓于水,善于思考和写作的萧根胜,将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对铁道兵将士的书写上来。 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当下,文化生态环境因为商业因素的介入而呈现出多元性,文化生态的变迁使得文学抚慰心灵的力量渐渐式微,商业因素与文学的正面交锋,更让创作流于概念化和功利性,尤其是网络元素的兴起,不仅让快餐文化占据浓重的审美地位,也让社会个体缺失了对严肃问题的认真思考。处于最为尴尬境地的当属报告文学了,其兼具文学审美和新闻告知的文本,不单要极具“人学”魅力,还要关注“事学”的价值,如果说文学可以自律,多角度体现作家个人情感色彩的话,那么,承担“社会预警”机制的报告文学则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体,不仅要求作家对材料具有深邃的把握和理性的洞穿力,还要表现出对材料的独特认知来。而萧根胜先生却能在文学边缘化的阴霾之外,心无旁骛地热心关注他曾为之流血奋斗过的铁道兵生活,善于扑捉热火朝天但又艰苦异常的工地生活,敏锐而准确地把脉铁道兵的博大情怀,乐此不疲地塑造血肉丰满、崇高而朴实的铁道兵人,他的情感所指,也都在他的作品中,被全方位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让受众在铁道兵官兵的背后,读出了更多的体会来。
其实,报告文学创作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要像小说和散文一样,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也要如同新闻般,具备新闻传播的价值,它更要有报告意识和话语意识,凸显作家的责任和情感,担当与职责。在物欲、功力创作观的指引下,有些作家选择自我放逐,将最为本真的劳动和生活,视为下里巴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来建造艺术的空中楼阁,模糊了其创作最为核心的关注点。而萧根胜却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名铁道兵人,是一位作家,为铁道兵鼓与呼,是自己的使命,更是自己的职责,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安心坐冷板凳,避开用绚烂的叙事技巧媚俗,也主动抛开小我的情感抒发来浅吟低唱,而是用自我的“介入”和“体验”来,用报告文学集结的方式,来挖掘铁道兵官兵的深层意义和本质价值。 萧根胜的报告文学创作,汲取了“非虚构”纪实写作的最新理论,这种带着作者情感痕迹的创作手法,可以起到作者与读者“无缝衔接”的共鸣,而且,这种经由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方法,具有鲜明的现场感和立体感。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报告文学的启蒙叙事进行了自觉的扬弃,萧根胜能巧妙拿捏新闻与报告文学的共性和差异,他用新闻弱化和文学强化来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古人言“力求一个字,捻断数颈须”,可见题目把握到位的难度,而通观《青海长云》中各个章节精美而富于诗意的题目,足以看出他在新闻和文学、事件和文学想象间游走的本领,他以创作主体的身份,在整部《青海长云》的表达中,通过一些详实的数据和准确的时间断片,让受众更易接受和阅读。
在文体意识自觉自为的报告文学领域,深度报道和时事评论也在不知不觉消减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钟爱,深度报道是单一事件的发展,时事评论“轻骑兵”式的快速写作,有着活泼的言语风格,而二者不需读者参与和思考的便捷优势,更是让动笔谨慎、写作速度缓慢、长期深入一线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失去了竞争力,尤其现代科技手段的助力,让媒体平面上的报道赢得了更多读者,但是,萧根胜知道人的精神和心灵是无法靠科技复制的,人的理性思考和秩序的营造,是科技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他试图通过报告文学来点铁成金,用报告文学来反映和记录铁道兵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好的文学作品是不会忽视潜在的读者群的,与读者对话,是优秀作品的一个标准,这样“无名”的方式,合理让读者以个人名义积极参与作品的审美建构,而“无名”区别于“共名”的关键点,是“无名”的创作多种主题并存的现实可能性及与读者对话的渴望。《青海长云》可谓是一部铁道兵创业的复调变奏曲,这样大部头、全局观的作品,是萧根胜与铁道兵官兵的水乳交融,是诗意的互通共震,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找到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来。因此,这样的作品,是对话,是读者与作者、铁道兵与社会各界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话。萧根胜眼里的崇高,是最为朴实的崇高,而他笔下的英雄,也相应地是处在底层、身赴一线工地的英雄。我想,寒暑交替、日出日落,脚踏高原大地的萧根胜,一直没有停下采写的步伐,也没有放过穿梭、横卧于山水之间的每一条道路,当我们在《青海长云》诗意的语言中,感悟铁道兵的使命,铁道兵的灵魂时,是不是我们多少也读出了萧根胜创作的艰辛,英雄相惜,正是风餐露宿、山水跋涉的采写经历,让萧根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般的知晓,当年创业的不易,在感动自我之后,创作之情激发出的是一种向铁道兵人由衷赞美的渴望。 在萧根胜对铁道兵英雄群体的描写中,我们仿佛触摸到萧根胜善感而多情的心。“发乎情,止乎礼仪”,即便是这样易与表现作者情感的篇章,萧根胜仍然能恰到好处的把握情感,让读者在理性精神的闪光下,品读着铁道兵人的伟大。
《青海长云》是一首歌,是大地上飞出的歌,是最为动人的歌!而萧根胜的创作,则是大地之歌的最强音,彰显了萧根胜和铁道兵人无悔的忠贞和才情!
何建明说:真正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定具备“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这三个“关键点”。报告文学的“报告性”,是指作品所具有的信息量、独家性和同一题材内容上的占有性等绝对优势与容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新闻报道的新闻性有交叉之处,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更侧重在作品的价值观上和思想意义上的“新闻性”,即时代性、现实性和当下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等文学要素。
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国瓷之光——李国桢传》
在对李国桢的事迹展开叙述的同时,根胜先生把他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以平静细腻的笔调描写他日常的悲喜,描摹他从犹疑到坚定的心路历程。
由此我联想到,重振报告文学雄风,值得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看来,报告文学是当代最富生命力、最具活力、最有力量的文学样式,它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它表现变化、映射时代,是作家眼里最接地气的文学。稍有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不会忘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时只有“洛阳纸贵”才可形容的。应该说,从报告文学的兴起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深受读者欢迎,好的报告文学一出,很快销售一空。正是受到老一辈报告文学作家的影响,不少作家走上了报告文学之路,而且颇有建树。这是毋容置疑的。
但是也要看到,报告文学因其特有的品格,虽然经历过辉煌的繁荣时期,但更多的是处于沉寂和争议之中。从大的环境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甫出,亿万读者蜂拥争相阅读的年代,在信息化时代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的当下,整个文学创作都遭受重创,不单单是报告文学的事。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读者放弃了阅读报告文学,也暴露出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性强的、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的确不多,这无疑是造成报告文学作品与时代渐行渐远的一个突出原因。我在想,报告文学虽稍显沉寂,但作家依然坚守报告文学阵地,他们在反映时代的进程中没有缺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铁流认为,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觉得,年轻人并不适合写报告文学作品。但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创作了众多产生良好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开放中的中国,需要报告文学这一紧贴现实的文学形式,以坚实的步伐,弘扬正能量,为深化改革鼓与呼。纵观眼下,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学术与新闻以及与文学相融合的报告文学,正使中国的报告文学不断地走向成熟。
实践证明,好的报告文学,来自于深入的采访。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在报告文学作家铁流看来,报告文学严格意义上是一种“行走的文学”,需要作家去不断地做一些深度调查。“人脚走的路有多远,他生活的宽度、高度就会有多远”,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够写出深刻作品的原因。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离不开报告文学作家担当与坚守的情怀,经典作品是作家的热血写就的。根胜的《李国桢传》就是行走的文学,他行万里路,访无数人,才有了这部催人泪下的好作品。
重振报告文学雄风,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要通过举办作家班、举办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等,聚集和培养报告文学创作人才,让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媒体和出版机构必须为报告文学成为大众读物提供更多发表平台,为报告文学创作与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推动。只有作家和出版业携手共进,奋发努力,才能重现报告文学的辉煌。
愿根胜先生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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