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意交谈起来。我们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

　　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就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采访中，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啊!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直到生命止息。

    在晚年倾力而为的长篇自传小说《江南小镇》中，徐迟对自己的家庭有如下叙述：“我家本也是书香门第。我是出生在一个近代概念的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原先我们还比较殷实富足的。我的曾祖父徐延祺曾在紫禁城内太和殿旁的军机处行走，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专司向皇帝条陈有关外交政策奏章，可是绵延到我这一代，自我出生，并且直接因为我的出生，使得我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巨大灾变，以至于倾家荡产，从此便一无所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