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一百一十九】

  如果要概括杨科的性格，我认为首先是懦弱，从他的先后几跪到被逼得无立足之地可以看出，他既无与现实斗争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勇气。然后是虚伪，杨科屡屡到“天堂街”上去，找那些最年幼的女孩，给她们钱，却不碰她们一根手指，劝她们从良，这一幕实在可笑，仿佛眼前有那么一个佝偻慈眉善目的老头(事实上，杨科才四十多岁吧)，在花枝乱颤的女孩面前，一面贪婪地闻着她们美好芬芳的肉体一面苦口婆心地启蒙。阎连科实在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济世”情结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与那12个被他启蒙过的女孩上床之前，杨科还不忘先给她们上堂课。再然后是妥协，或者说是让步，求“随遇而安”(这正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淡定处)，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压力，没有人逼，他们固守清高，不会去直面现实改变现实，于是先后丢了妻子、工作、家，只有到了他苟活于老家而不得时，才有了反抗和发现。最后是变态，正是因为在权利机制面前的无力，杨科才会回到他的老家去寻找“天堂”，晴天霹雳的是，那些小雏妓非但不接受他的救助，反而“童言无忌”地告诉他，自己喜欢与男人干那事;被杨科摸过头的学生们没考上大学，加上他去了“天堂街”，乡亲们要逐他出村;他渴慕的小敏嫁给了一个李姓木匠，新婚之夜，杨科竟听到小敏发出了快活的叫唤。知识分子的“济世”情结，教授的“被尊敬”情结和男人最原始的“征服”情结竟统统在现实面前溃败，杨科的变态到达顶峰，他掐死了婚床上的素未谋面李木匠，罪名是他姓李，作为无力无理的反抗。

  阎连科对知识分子扭曲性格的概括，虽然有些“荒诞”和“狂想”，却不无精准之处。

  和此前的小说不同，阎连科在《风雅颂》中，首次将目光转向高知阶层，刻画了高等学府内的高知“空心人”形象，以及“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行为潜规则。围绕主人公杨科，刻画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群像图。杨科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一心沉湎于学术研究;副校长李广智，把持着通往知识的黑暗隧道，是个内心胆小，爱见机行事的人物;杨科的妻子赵茹萍为了升迁不惜做了李广智的情妇，至于清燕大学，该校老师做学问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放弃、如何妥协、如何坚持必须的共谋。阎连科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丑行的描写，试图揭露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伪善的一面。

  后来，杨科被燕清大学领导们踢出了校园，先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后逃出医院回到老家耙耧山前寺村，在那里住了一年。这一年他的初恋情人病死，他在县城荒淫无度的生活被村人所知，直至最后妒忌心起掐死初恋情人女儿的新夫，被迫踏上亡命之途。而在返京返校屡遭碰壁之后，他带着一群小姐、加上慕名而来的其他受排挤的教授学者，在古城定居。故事在这一群人比赛尿尿之后看到腊梅花开的场景中落幕。

  在小说叙述中，阎连科继续以往创作中“狂想现实主义”的路数，从“性狂欢”的角度切入，对当下知识分子做了妖魔化的解读，引发了部分评论家的激烈批评。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

  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

  “作家服从主题表达的需要，把教授杨科抽象成了一个文化，甚至是性的符号。”李云雷对小说中的“性狂欢”内容提出批评。他说，阎连科沉湎于对小说主人公的“性意识”做粗线条的解读，显而易见没有自己的立场:对大学里出现的男女关系问题有所不满，但写县城里男主人公与十二个女孩在一起时又津津乐道，结尾处还写了一种理想国式的男女混居生活，好像是既批判又向往，不知作家通过这方面的描述要达到批判还是别的什么目的?他认为，在小说中不少涉及性描写的场合，多出于作家猎奇式展示，这种展示没有必要。它在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同时，也在消解着小说的深度。

  在邵燕君看来，杨科充其量只是作者观念的外化，缺乏基本的生活逻辑，“一出场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物，为换取一点现实利益，可以毫不费劲就抛弃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不要说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进入体制化的校园环境后，面对现实功利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抗争到妥协的痛苦过程，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她表示:相比阎真《沧浪之水》在揭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上的精彩演绎，阎连科显然没有深入人物的内心，只是撷取事物的表面现象，然后附加上自己的狂想，结果便是扭曲，便是妖魔化知识分子，而在对杨科性意识的展现上，作者更是牵强附会，“我们从作者笔下明清小说似的性想象中，看不到任何指向性意义，有些场景的描述甚至可以说是龌龊的”。

  对阎连科的这部广受指责的新作，文学批评界部分厚爱他的批评家表示了宽容的姿态。“离开对作品本身的讨论，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与现实做比附、对照没有多大意义。”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表示:认为小说影射了北大，失之于偏颇，也有违小说创作的本义。“转型时期的大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阎连科触及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这种探索的努力值得肯定。当然，他写他熟悉的乡土游刃有余，对高校环境并不熟悉，他凭借自己想象创作出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值得商榷。”

  北京大学教授、评论家陈晓明表示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小说，但他认为: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世界我们无需苛求。需要关心的是他是否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我们没必要强求作家在写作时做明确的价值判断。“阎连科的作品，一向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的总体取向是消解的，在后现代盛行价值理性的文化环境下，我们很难期待作家再去建构什么新的精神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建构。”

  刊发《风雅颂》的《西部·华语文学》执行主编林建法表示:对这样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小说，把它的象征性情境与现实生活做对照，指责其不合生活逻辑，显然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是舍本求末之举。小说从性的角度切入，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其深刻、独到之处，而且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谈到阎连科在小说中塑造的杨科这个人物形象，林建法说:大学精神的沦落是不争的事实，以为大学教授们还是过去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恐怕只是部分学者、教授们的一厢情愿。杨科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并不代表中国教授的整体情况，据此认为阎连科在妖魔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