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三十八】

  2017年6月8日下午，我和出席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17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的汝州同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俊杰先生慕名参观了徐迟纪念馆。

  徐迟纪念馆坐落在南浔文园同心湖畔，望湖而建，粉墙黛瓦，正门上方镌刻着著名书法家黄苗子题写的“徐迟纪念馆”。庭院正中是湖北雕塑家陈育村塑造的徐迟半身铜像，雕塑家巧妙地捕捉住了徐迟写作时凝神思考的姿态，极为传神地刻画出了徐迟浪漫儒雅的诗人气质。

  在展厅里，陈列着毛泽东主席1945年9月给徐迟题词“诗言志”的珍贵册页，以及徐迟写作、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大量照片和有关报刊、书籍、手稿等珍贵资料，还有按照他在武汉的住宅布置的书房。

  当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徐迟1914年生于南浔镇上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徐一冰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创始人， 并和夫人陶莲雅女士毁家兴学，创办南浔贫儿院。徐迟30年代以诗歌登上文坛，驰聘当代中国文坛六十余年，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创作了各种著作、译著达五十多种，煌煌千万字。他是第一个在国统区公开发表诗作颂扬毛泽东的人，又是第一个在文革结束后写报告文学讴歌科技界知识分子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殊荣是中国诗人中唯一得到毛泽东主席题词“诗言志”的人。

  走进纪念馆，一尊黝黑的徐迟先生的半身铜像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那雕塑经过雨水的洗礼，在周围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是那么的神采奕奕，就连那脸上的微笑也似乎是活的一样。馆里的解说员开玩笑地说：“今天知道你们要来，所以老天下起了一场雨，因为在徐迟老人的眼中南浔的一切都是水晶晶的。你们看，现在这周围的一切不都是水晶晶的嘛!”是呀，那六十六个的水晶晶，一下子都跳入了我的脑海，徐迟先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晶晶来形容南浔呀?

  步入展厅，我们第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主席为徐迟先生的亲笔题词：“诗言志”。这是毛主席对徐迟先生作品的最高肯定，也是现代诗人中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一位。接下来就是馆里的解说员介绍徐迟先生的一生，共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抗战时期的徐迟，他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但也是个热血青年，他们当时喊着“抬着棺材北上”的口号，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那个时期他创作了许多诗歌作品。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时期，他走南闯北，深入农村、矿区等，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他在南浔的经历。他的父母、妻子都是南浔人，南浔是他深爱的故乡。他不仅在这里生活过，还曾在这里教过书，他的父亲徐一冰甚至为了这里的教育事业出卖家产。他是那么的爱自己的家乡，难怪会有六十六个水晶晶。在徐迟先生的眼中，家乡的一切都是晶莹剔透，纯净无暇的。

  在有关资料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徐迟先生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发表过诗作《寄》《沉重的BUS》《诗拔萃》《美文集》《狂欢之夜》，还有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和《刑天舞干戚》。这些曾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他深入山村、矿区等，经过真实的体验才写成的。徐迟先生同时还是音乐家、翻译家、评论家等，他的艺术成就涉足各个领域，就像一个攀登者，永远不知疲倦地向上攀登。就像纪念馆门口为他题写的挽词：灿烂的生，尊严的死，躯干如斗笔，清纯一首诗。

  这位写下《水晶晶的南浔》的著名作家，就像一颗水晶晶的露珠，永远闪耀在南浔的历史上。

  徐迟 (1914.10.15——1996.12.13  农历，甲寅年八月二十六日—丙子年十一月三日)

  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原名商寿，1914年10月15日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开始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诗拔萃》等，后结集为《二十岁人》。1936年起陆续发表散文《歌剧院及其它》《贝多芬之恋》《理想树》等﹐后收入《美文集》《狂欢之夜》。徐迟早期创作受欧美现代派影响。特别是他的诗作﹐追求意象的蕴蓄﹐节奏的跳跃﹐有些作品较为难懂。散文创作则因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稍趋明朗﹐叙写细腻﹐富于诗情。正如作者所说:“已经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写入散文中的诗味比我的诗中的更加浓郁。”(《自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迟创作更加勤奋。二十世纪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写成了《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的《祁连山下》﹐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以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刑天舞干戚》﹐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著作有《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选)﹑《徐迟散文选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化》等。

  1996年底因患抑郁症而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跳楼自杀，震动全国。

  提起他的《哥德巴赫猜想》， 周明先生曾这样回忆道：

  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30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而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两位先生长垂史册。

  当时，我正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还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内展开了讨论。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宿舍里，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

  果然，他抵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老李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我们随意交谈起来。我们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

  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就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采访中，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啊!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直到生命止息。

  在晚年倾力而为的长篇自传小说《江南小镇》中，徐迟对自己的家庭有如下叙述：“我家本也是书香门第。我是出生在一个近代概念的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原先我们还比较殷实富足的。我的曾祖父徐延祺曾在紫禁城内太和殿旁的军机处行走，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专司向皇帝条陈有关外交政策奏章，可是绵延到我这一代，自我出生，并且直接因为我的出生，使得我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巨大灾变，以至于倾家荡产，从此便一无所有了。 ”

  在这段文字背后，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徐迟父亲徐一冰1905年东渡日本，在大森体操学校专攻体育，立志体育救国。1907年回国后徐一冰与朋友在上海老西门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自任校长;1909年又创办中国第一本体育刊物《体育界》，同年又主编《体育杂志》并撰写文章。1914年6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给徐一冰颁发“教思无穷”匾额，并授予一等文虎章和嘉禾章。徐一冰主持中国体操学校15年，毕业学生千余人，是中国近代体育改革第一人。

  1914年10月15日，徐迟出生，闻听儿子出世的消息，徐一冰赶回了南浔老屋。数月后，南浔街头出现了一张“骇人听闻”的告示——

  徐一冰出卖家产布告

  出卖家产;创办贫儿教养院;货真价实均有价目;大善士速来购买;实际上的钱买物毫无损失;暗当中成人之美大可积德

  (一)各种细软冬夏衣服;(二)各式新式西洋衣服;(三)各种金银首饰;(四)各种家用细品;(五)各种古旧书籍字画;(六)各种体操运动器具

  敬告善士：

  一冰创办这件事体 人家一定说是很奇怪的 唉这却也怪不得别人的疑心 但是诸位要晓得一冰近十多年来 到底做些什么呢 说起来很是可怜 一冰自从在镇上开办养蒙学塾起头 到现在办这教育事业 已经足足有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当中问问自己 所做的事体呢 总算对得起自己良心 倘然讲到对于社会上的事业 实在微不足道 造就人才却也不少 然而仔细考察起来 也不过养成一般享权利人才真真能够为社会上尽义务的实在少得很 旧年春天又到北京一次 农商部派了一个差使 在农商部做了个监学 官场事体 更勿是一冰做得来的 回到南边来 一般朋友多说一冰做官了 发了财了

  哈哈 诸君想想看 一冰岂是这样人么唉一个人混在世界上 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本来是不可以的 况且我们读过圣贤的书 受过父母师长的教训 就是自己一家的布衣粗食也可敷衍过去 趁此机会 勿做做社会上实在的事业 就没有时候了 故而创办这个贫儿院是一冰夫妻二人真正良心上做的事业 这种用不着的东西变卖几个铜钿教养教养贫儿 岂勿是好事么 诸位善士来买这种东西 亦是一件好事 比之耗费两字是大大不同的 将来这贫儿院倘然能够发达 这创始的大功德 岂不多是诸位的么

  地点：南浔大街德懋弄电报局隔壁本宅出卖

  时间 新历二月十一二三日 (即旧历正月初八九十)三天

  吴兴县徐一冰谨启

  这就是徐迟提到的“毁家兴学”的缘由。徐一冰辞官不就，用变卖全部家产兴办收养教育贫苦儿童的贫儿院，来欢迎儿子的出生。——这样的思路即便在今天，岂是常人能为之的?“新法”的徐一冰对儿子的教育却很传统。

  徐迟长子徐延在《追踪记忆里的父亲》一文中说到：“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他讲他的父亲，我们的祖父的故事，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父亲说，祖父经常要检查他的学业，定期叫他来背书，书桌前放有一把戒尺，上面有四个大字'触目惊心'，背不出来，不仅触目惊心，更有皮肉之苦。书背得出，祖父也是板着面孔，丢下几块饼干，以示奖赏，是从来不当面夸奖的。所以他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是严肃、严格和严厉。不过他也常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多么幸福，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听得出对自己三严的父亲，洋溢着敬佩和眷恋的感情，但似乎还有某种遗憾在心里埋藏着。 ”

  执教南浔中学是徐迟先生对家乡的亲密“反哺”。

  1938年5月徐迟因战事离开上海赴香港，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他多次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前线进行采访，辗转于香港和重庆之间。 1941年10月出版诗集《最强音》，1944年11月出版散文、文艺评论与翻译合集《美文集》。香港沦陷后，他定居重庆直至抗战胜利。

  从1946年到1949年夏天，徐迟回到家乡南浔并担任私立南浔中学教导主任，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徐迟本人是南浔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执教南浔中学的三年是他在家乡生活、工作时间最长、也是他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时期。

  众多来自学生的回忆为我们勾勒出了教师徐迟的精彩风貌。

  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风是徐迟的学生，1946年舒风进入南浔中学后，直接受教于徐迟的国文与英文课，而且毕业后，没有升学离开的舒风成为老师的助理员。当时徐迟正在翻译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舒风为老师整理资料。

  工作之余，徐迟在学校里的家就成为学生们的聚集之地。舒风回忆道：“在徐迟住的谷仓的后面也有几间，那时作为密室，陈列有从香港等地邮递来的进步书刊，还有一台高级收音机。……每当周末的夜晚，校园里静悄悄，我们师生便聚在密室里翻阅在那时的环境中读不到的书报，怀着无限向往的激动心情，收听远方传来的电波。 ”

  曾任《湖州日报》副刊部主任的李苏卿在《徐迟先生与我》中写道：“1948年秋天，我刚进南浔中学读初中，学校里有一批文化层次很高的先生，其中包括我们的英语老师徐迟(当时他用了徐商寿的本名)，但那时学生们不知道他是名人。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的个子稍瘦略高，但举止敏捷、精力充沛。他常穿淡色西装，双手老插在袋里，有时边走边吹着口哨，他精通英语，会话流利。常见到他跟学校不远的天主教堂的爱尔兰牧师，边散步边用英语对话。上英语课时，徐先生很少说中文，开始阶段，他用英语问学生，常常使我们目瞪口呆。虽说学生英语不准，但他从不发脾气，总是很耐心地一遍一遍纠正。 ”

  除了授课，徐迟还带领学生一起积极投入体育运动，指导学生排演陈白尘的剧本《升官图》，创办《南浔周报》。对故乡最大的贡献在于，1949年4月30日，徐迟与同校教师孙慎、郑明涛三人步行至湖州联络解放军，在先前与地下党取得联络后，他们找到了解放军某部政委常勇，然后电话通知南浔镇镇长陈国楷、水上警察区区长王志忠，南浔中学校长林黎元，让他们赶到解放军驻地，落实好所有南浔和平解放的事宜。

  1949年5月2日，拥有小莲庄、嘉业藏书楼等重要文化遗产的南浔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一本《江南小镇》道尽了徐迟先生的故乡情缘。

  1989年，徐迟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自传小说《江南小镇》。 1993年《江南小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作者眼里，故乡南浔是世界上最美的，于是，在《江南小镇》中作者把世界上最美的词汇献给了故乡——他一连用了66个“水晶晶”来形容记忆中的古镇：水晶晶的脚丫船、水晶晶的渔舟、水晶晶的水风车、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长街、水晶晶的绸缎庄、水晶晶的酒肆、水晶晶的九曲桥、水晶晶的雨巷……

  与水乡小镇的美丽并称于世的，是南浔的富甲天下。 19世纪末，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两白银，而南浔“四象”的财富总和就有8000万两白银之巨，还未算上“八牛”(100万两)、“七十二金狗”(30万—50万两)的财产。徐迟在《江南小镇》中解析了南浔财富的源泉——丝绸，丝业的兴盛、水运的便利成就了南浔的数百年繁华;南浔丝业的兴盛得益于上海的开埠，外商的介入和丝业的出口使南浔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

  与水乡小镇的富庶并称于世的，是南浔的人文底蕴。南浔的不少富商之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富商而入仕，然后由仕归儒，尊文崇儒的风尚成为财富最好的去处。徐迟选择从文也应该是受到这种人文底蕴的影响。

  近60万字的《江南小镇》是一部大书，是徐迟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即1914至1949年间的经历。据估算，整个回忆录全部写完，总字数将会超过一百万字。它所涉及的历史，正好是整个20世纪的进程;它所写到的人物，牵涉各界，仅开国以前，有名有姓者已达400多人，可见规模之宏大。

  可是，就在徐迟还准备与友人就《江南小镇》(续)进行探讨的时候，1996年底他在武汉去世，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

  2008年清明前夕，已去世的徐迟及其家人重又“团聚”在故乡南浔陵园内：父母徐一冰、陶莲雅;徐迟和夫人陈松，徐迟之弟徐舜寿，以及三位姐妹徐曼珠夫妇、徐蔓倩夫妇和三女儿徐和。

  家乡人还建起了“徐迟纪念馆”，在展馆中，“追求光明的一生”;“十七年的下放生活”;“六十年创作生涯”;“对家乡的挚爱”四个部分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徐迟各个时期的创作与生活情景。

  徐迟与苏州也有缘，而且还是很深的缘。据其故旧同学回忆，自从上中学开始，徐迟不断地转学，直到进入苏州的东吴大学附中，并于1931年考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徐迟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学习环境。如果说徐迟出色的英语应该得益于东吴大学教会学校的师资条件，当无疑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徐迟回到湖州住在亲友家中，他告诉亲友：“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五七'干校退休回家乡定居，陈松(徐迟夫人)希望在苏州或湖州能把家安下来! ”

  ——在徐迟心目中，苏州是能与家乡湖州相提并论的一座城市。

  通过参观徐迟纪念馆，我们对徐迟先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们决心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写好长篇报告文学《汝河奔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