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小学阶段正好是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所以学习压力不是很大，农村的孩子压力大就大在要帮助家里干活，那时的业余时间主要是上山割草、采野菜，还要完成学校很多任务，比如拾粪、采树叶，农忙时节复收麦子、红薯、花生等等，这都是有定量指标的。三秋三夏学校要放假参加生产队劳动，在校期间还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还要参加治大寨田等一些劳动。那时农村生活很艰苦，孩子也很累的，主要是体力上的累。闲暇时候，孩子们凑在一起，玩玩打纸牌、滚铁圈、打碟溜（一种用木头刻的或一头尖或两头尖用一根鞭子抽着转动）、跳杠、弹玻璃球，晚上捉迷藏等等，也很热闹，冬天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在结冰的水库上嬉戏打闹，应该说也很快乐。那时孩子也多，家长也不过分经管，自由度也比较大一些。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三县交界鳌头村，
水秀山美我故园。
记得当年童趣多，
世情未谙光贪玩。
最喜假日戏游乐，
风雨不避登高山。
偕伴歌呼过街市，
意兴神彩顾与盼。
荒滩野地卧沙草，
天上人间说不完。
说到侠义增慷慨，
肝胆意气云水间。
几日课业半日了，
家居不耐烦恼添。
张罗布机捕雀虫，
爬树摘枣高枝攀。
衣破骨折犹不悔，
入水翻墙又登山。
黄土岗上放风筝，
清溪石下螃蟹掀。
无拘无束无缰马，
无忧无虑无法天。
三五朋辈颇相好，
而今存亡梦中见。
少年情怀皆依旧，
只是人老白发添。
我的故乡我的梦，
乡音乡情铭心间。
奇绝秀美生态园，
秋游妙水白云山。
重走昔日牧羊路，
抱玉山下现奇观。
故乡亲人情难忘，
恩深似海重如山。
小时候，我们鳌头人在麦收之前就要忙着在打麦场浇水压地，为接下来的农忙做准备。还没有机器收割小麦的时候，人工割完麦子扎捆，运到打麦场，铺开，打麦场上会用毛驴拉着石磙压着麦子一圈一圈转，把麦粒压出来。
一家收麦，近房邻里都过来帮忙，有的铺麦，有的挑秸秆，有的递麦子，有的装麦子……那时候，我才十几岁，还不懂劳作辛苦的我们，只是觉得热闹好玩，穿梭在忙碌的大人们中间，还勤快的帮忙递刚割下来的麦子。堆放的秸秆留着烧火做饭用，它也是我们孩子们的游戏天堂，躲猫猫，当跳床，在上面蹦来蹦去，这些是玩具设施匮乏的年代最好的玩耍场所。
上了初中后，最怕农忙时候，那意味着要早起跟着到田地里做活，意味着哪怕烈日炎炎，依然不能停止劳作。当然，也有喜欢农忙的时候，可以在打麦场上看星空，在傍晚的时候，和村中的伙伴们玩上一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还可以心安理得的买上一只5分钱的冰棍在上学的路上一口一口的咂回家。
后来，出去上学工作，离这种“劳作”的生活渐行渐远，只有在放假的时候回来帮忙。现在，那片曾经包含着我深厚感情的土地，也没有什么力气去种了。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有些土地甚至荒在了那儿，还有一些被承包了出去。或养鸡子，或种西瓜，或大棚蔬菜……
当年，我们 庄户人家最在意的，便是那一年的口粮，五黄六月天，日头把黄土都晒得冒了烟，母亲说，这日头好，能收麦了。
快临近收麦的几天里，母亲每天都要在日头刚升起来的时候去麦地里瞅上一眼，来确定麦子是不是可以下镰了，晌午的日头太晒，白晃晃的耀得人眼疼，连续跑上三五日，母亲便会将镰刀都搜集起来，端着一碗水，坐到院里的花椒树下面，在磨石上嘶啦嘶啦的来回拉着，磨好的镰用手指试过锋利后，便整整齐齐的放在一旁，收麦的镰是弯把的，和其他的镰不太一样，母亲说，光旋一根镰把就需要好些天，所以割麦的镰就显得贵重，平日里也不多使唤，有些已经有了年月，镰刃都被磨掉了不少。
磨好了镰，还要将平日的架子车加宽加长，用来拉麦，用四根胳膊粗细的杨木椽绑一个方形，再往架子车上面一固定，一个专门运麦的车就算完成了。第二天，天刚微微亮，母亲就蒸了一锅馍，刚揭开锅盖的馍人不能先吃，要去敬神，将冒着热气的白馍盛到盘子里，毕恭毕敬的端到院里，放在一个凳子上头，母亲便会带着全家人一起跪在院里，点上三炷香，再磕上三个响头，祈求在收麦的时候日子能顺当些，不要刮大风，不要下大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少不了这样的仪式，可每年在收麦的日子里，总会遇到大风大雨，但到了第二年，收麦头一天的白馍还是得去敬神。我给牲口套上架子车，母亲带着晌午的干粮，收麦的日头毒，水不能少，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桶的凉白开，也放到架子车上，一家人吆喝着牲口，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儿到了麦地里，拴好了牲口，几个人一字排开，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把镰刀，刀刃在日头下闪着光，最中间的是开行的，每年收麦母亲都站在最中间，她朝手心里唾了几口唾沫，直着腰朝麦地里看了几眼，金黄的望不到头的麦田，微风一拂，麦穗便会在风中乱舞。母亲握紧镰，弯下腰，左手抓住麦秆，只听的嗖的一声，一把麦子便离开了地，紧接着，就只能听到镰刀与麦秆发出的呼声了，我们每个人四行麦，母亲在最中间开行，手里捏饱了一把麦子就整齐的放下，左右两边的两个紧跟着后面，收麦最少需要四个人，一个人在中间开行，两个人在两边紧跟着，最后一个人是捆麦子的，专门找那些还有些泛着潮气的麦子，连根从地里拔出来，抖干净上面的土，将麦根对着麦根拧在一起，再从中间分开，就成了一根现成的绳，将割到在地的麦子抱到一起，捆成一捆，一前晌，地里便会整整齐齐的捆上几十捆的麦，等到晌午了，人也热了也乏了，就坐到地头的树荫下吃干粮喝水，但是母亲还要往场里运一回麦，后晌再运一回，一天收的麦不能都得运到场里。运到场里的麦子不着急碾场，要再重新解开，一把一把的积在一起，就像给屋顶铺设茅草一般，麦穗朝上，一层一层的，最终成了一个麦垛，下雨了雨水都进不去，可四周都通风，要等收完了所有的麦，再晾上半个来月，才摊开打场。
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过后，我国由南自北多地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农民在抓时机，确保颗粒归仓。
童年，那时人工割麦打场的场景，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四十年前，在农村几乎还没有自动小麦收割机，更没有现在的联合收割机，人们都是顶着烈日这样用镰刀割麦打场。割完麦子，还得把它拉到场里，这时候有牲口的用牲口，没牲口就用人力，走走歇歇，渴了拎起地头放的水桶喝几口......天气越热越打场，便于快收快打。
又到了五月麦黄的初夏时节，我所居住的白云山、抱玉山、长虫山下的鳌头村里，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不知隐藏在哪儿花间树丛里的布谷鸟一声声“布谷、布谷……”“咕咕得、咕咕得……”的叫声。听到这叫声，我立即就想起村里的人们现在又开始忙着收割小麦和播种秋庄稼的情境了。
在我们鳌头这一带的农村，布谷鸟被乡亲们称为“神鸟”。因为每年到了五月中旬左右，田间地头小麦泛黄成熟，能够收割的时候，它就不知从哪儿飞来。或栖息在村前村后的绿树枝头，或藏匿在山野坡梁的丛林之中，从晨曦初露到月上中天，成天不住声地远一声近一声“布谷、布谷……”“咕咕得、咕咕得……”叫着。乡亲们一听到这叫声，就知道田地里黄熟的小麦得赶紧收割，秋庄稼就得播种，不能再耽搁了。
记得还在人民公社化时期，每年到了五月布谷鸟叫的时候，我们都会头顶烈日下到田里，参加生产队的麦收，从早到晚没明没黑弯腰弓背劳作，割麦、犁田、耙地、播种……忙得不亦乐乎。农谚说“麦黄谷黄，秀女下床，”“龙口夺食，分秒必争。”夏收时期，是最紧张的时候，包括大姑娘、新媳妇，无一例外，都得下地，或者在打麦场里散麦秸、晾晒刚碾打的新麦子。有时候，因为一块麦子熟了，要抓紧收割，或者打麦场里拉回来的麦穗积攒的多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昼夜连轴转了。
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刚结婚不几天，收麦子时，妻子就拿起镰刀参加到收麦子的队伍之中。
那时候我是临汝镇文化站的一名临时工，每到麦季，公社领导一般会给我们放十多天或者更长一点的麦收假。
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我家一共分下三块地，大约有五六亩，全种的是麦子。夏收时，我回家收麦，帮着家里干活。每天天不亮，我们在睡意朦胧里就能听到母亲在院里“嚯嚯”的磨镰声，母亲也早在灶间准备了我们一天的饭食。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从床上起来，用凉水洗把脸，紧赶紧吃点窝窝或馒头，就下地了。收麦的流程要数收割最费时，最熬人，也最需要跟老天抢时间。我们弯下腰，左手抓一垄麦秆，右手握镰自麦秆的根部往回一割，左手顺势就把割下的麦秆放到身后的空地上。这样一抓一割一放，就完成了一个割麦的动作。割麦是我最怕干的活，别人一次可以割三四垄，我弄两垄都跟不上。况且腰弯得时间长了，就累得坚持不住，需要站起身来伸展一下四肢，再弯下腰接着干。慢慢地，我们蹲下站起的频率越来越高，内心里满是不断聚集的焦灼和痛苦。有时候抬起头来，看到地垄长得依然望不到头，就更添了绝望和难挨。
为了抢收，早上、晌午我们都不回家吃饭休息，要抓紧时间把一块麦田割完。母亲早起下地就把午饭挑到了地头。等待下令歇工开饭，是我最盼望的时刻。临近晌午，我就不时抬头看渐渐走到正头顶的日头。心想着这垄到头就能吃饭了，真是煎熬得不行。等到母亲好不容易站起身来，我连那没割到头的两垄麦子也不顾了，立刻扔掉镰刀，雀跃着奔向树荫底下的饭食篮子。午饭和早饭一般无二，窝窝或馒头，就点香椿拌小葱，喝碗清米汤。我们围坐在一起，都大口吞咽着，这种迫不及待并不完全因为饥饿，更多的是松下劲来的畅快。但美好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母亲吃完饭就起身拎起镰刀，催赶着我们离开树荫，走进麦田的那片热浪里。
一块地割完了，还要往打麦场转运。我们需要把一天割下的麦子打成捆，挑运到打麦场上。麦芒像针一样经常扎进我已经晒得黑红的皮肉里，汗水淌过就一阵阵地麻痒刺疼，好多天都不敢沾水。等我们把麦捆一挑一挑运到打麦场，赶到回家往往已是满天繁星、虫鸣声声了。
各家的麦子收割回来，都集中垛在麦场的周围，相互商量好日子轮番打场。打场在农村来说，算是个难得的热闹日子。无论轮着哪家打场，其他家户都要出工帮忙，主家会在场边准备几桶米汤，条件好的还能弄几瓶小香槟，或者一人一根冰棍，大家吆喝着，笑骂着，挥舞着，整个麦场就显出一派生机。我们那打场也叫碾场，需要把垛着的麦子翻下来，把麦捆打散，用杈均匀摊满整个麦场。先头是人或者牲口拉着碌碡，从外到里、从里到外，一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悠，那麦粒就从麦穗里碾出来。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就用车碾，孩子们会坐满整个车斗。后来用上了脱粒机，就比较轻松了。把麦子碾透后，再用杈把碾烂的麦秆挑出去垛成麦秸垛，用木锨把地上的麦粒收拢成堆，便开用风车扬麦子。扬麦子一般需要5个人，两个人用木锨往风车上的簸箕里送，一个人摇着簸箕让麦粒与麦壳分离，两个人用力摇动风车。麦壳随风飘去，麦粒就纷纷落下，也有一种视觉的美丽。如果日头还毒，打完的麦子就在场上摊开晒透晾干，热乎乎地装了袋，再拉回家归仓。这样，整个麦收算是完成了。
现在农村收麦，已经普及了大型收割机。机械化为人们带来了福音，前面是收麦子，后面就是拖拉机翻地播种，过去人工收种那种独特的味道只能留存在记忆里了。
如今，又到了五月，布谷鸟又“布谷、布谷……”“咕咕得、咕咕得……”叫了起来，哦，又是收麦时。不过，现在人们听到这布谷鸟的叫声，不是那么忙乱了。但也对布谷鸟由衷地生出几分敬意。
布谷鸟，你这大自然的儿子，在给了我童年欢乐的同时，也真诚地提醒着一代代故乡的人们，要珍惜大好时光，切莫错过耕耘时节中最关键最宝贵的分分秒秒。
哦，布谷鸟啊，你的“布谷、布谷……”“咕咕得、咕咕得……”叫声是让人欢乐的叫声，是让人勤劳的叫声，是丰收喜悦的歌唱，更是让人播种希望的呼唤……
曾几何时，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幼时的回忆留在心底，城市的灯红酒绿迷乱了曾经清澈的眸子，社会的浮华背后沉淀了几多感慨辛酸，渐渐地，我们破壳成长，挥手作别故乡，无论是衣食住行，抑或是人际交往，都已不再是儿时那简单的回忆，但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总有一种味道让人念念不忘，这就是朴素的故乡情怀，在开满油菜花的乡间小道上，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余晖里，在人来人往的市井小镇中，更在那香甜可口的家乡饭菜里！
彼时年幼，我们乡土子弟对生活的追求和希望已不仅仅满足于饮食上的足额供给，但当时经济着实拮据，因此，红薯在很长的一段童年回忆里，都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可以切成片煮着吃，可以烤着吃，更可以用片红薯专用的一种农具，大概叫报子，刮成片，洒在广阔的田地里，待到日晒风吹三五日之后，变成了甘脆可口的红薯片，既可以干吃，又可以拿到大队的磨坊磨成红薯面粉，我的最爱莫过于用这纯天然，绿色无公害的食材做的手擀面了。
眼巴巴看着母亲用瓢在面缸中盛满两三下，倒于面盆中，勾兑少许热水，然后揉成圆圆的面团子，还要加入适当比例的佐料，碱是骨头，盐是筋，这样做出来才吃着筋道，不一会儿，那圆润的面团在母亲的手下，就被擀成了很薄很薄的面片，再提起菜刀，在一阵轻快明了的厨房协奏曲之后，呈现在眼前的就是整整齐齐，宽窄有序的红薯面条了，此时，我早已经把锅里的水烧开的呼呼作响，将葱姜蒜盐和辣子捣碎在蒜臼里，将淘好洗净的野菜码好，等着下锅。少时，将面条逐一散入锅中，用筷子飞快的搅拌一下，大火煮，待到水蒸气将锅盖向上推几番之后，点两次水，就可以起锅了。一碗热腾腾的红薯捞面条，
伴着绿色的野菜，看起来无比动人，再将早前准备好的调料浇在上面，配之以农家自己酿制的柿子醋，吃起来酸辣可口，回味无穷！
红薯磨成红薯粉之后，色泽浑厚，与小麦的面粉极容易区别开来，而且更带了一种甜丝丝的味道，使得3月不知肉味，做法极为简单却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时候，母亲总是会变着花样的做出许多好吃的，让我和姐姐、妹妹、弟弟们馋嘴不已，虽然食材是那么单一和乡土，但满满的都是爱和回忆！
面条是我们汝州鳌头人的主要食品。一般人家每天都至少要吃一顿面条。我小的时候，村子里衡量人家富不富裕，有一个标准，是看他一天能吃几顿面条，凡一天能吃上两顿面条的，都可被称为富人。我母亲就常羡慕地指着别人家的院门对我说：你看看人家多富，一天都能吃两顿面条！
我们鳌头人对面条的迷恋达到了其他人很难理解的程度。像我，如果连续几天吃不上面条，就会急得抓耳挠腮。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个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看见妈妈天天吃面条，知道了面条好吃，妈妈生他那天，遇到了难产，被折磨得哭喊连天，可就是生不下来，这时候奶奶急了，在一旁抱怨儿媳道：面条都做好了，还不再使点儿劲？！这话让婴儿听到了，以为是叫他吃面条哩，肩膀一缩，哧溜一下就钻出了妈妈的肚子…… 记得我第一次吃面条，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此时正是神州大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席卷全国的开启之年。我家当时所在的伊川县白沙公社首次引进小麦良种到我们焦沟村，成了当时村里引人注目的新生事物。此前，只伺弄过玉米和红薯等粮食作物的社员们，无不带着期盼的眼神，天天守望着地里绿油油的麦苗，巴不得那甜甜的麦苗一夜之间长出金灿灿的麦穗和诱人口谗的面条来。
这年端阳节之后，生产队给我家分了五斤小麦。苦于当时农村没有面条加工厂，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将淘洗干净的小麦泡在小木盆里，用小石磨推磨成浆粑，然后放在开水锅里煮食。接过母亲为我舀满的一碗麦糊汤，不知是从未吃过面条，还是第一次尝到麦粥的缘故，反正我认为那次吃的就是面条，当时觉得嘴里特别的甘甜和清香。
一九六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冒着盛夏如火的骄阳，照例从和尚山拾柴回家。临到家门口时，母亲连走带跑上前扶我放下肩上的一挑柴禾，一边充满无限疼爱的语气对我说：“拴娃，快去洗脸把汗擦哒，娘今天给你弄好东西吃。”
听罢，我顿时精神一振，忘记了刚才的困乏与疲劳，睁大两眼仰望着母亲，迫不急待地问“娘呀！您给我做啥子好吃的？”
“面条！”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带着慈祥的微笑，用她那长满干茧的粗糙的右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脑顶回答道。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年是我们村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安装面条机器和村民家家户户第一次吃上面条。我还记得，我那年那月那天在家吃的那碗面条，表层是母亲用瘦腊肉和酸菜丝炒的配菜，在配菜下面还有两个煎鸡蛋，除了这两样，面条只有浅浅的小半碗。而当时那面条，因小麦脱麸技术和面条生产工艺落后，那面条既粗且黑，简直就是和着麦麸做成的，质量极差，一下锅就断节糊汤。因此，村里人无不戏称之为“寸金面”和“糊汤面”；可那时却是我所已吃过的食物中最稀奇珍贵的可口美食。
在此后的十年里，由于生活物资仍然很匮乏，吃面条，尤其是吃上白面条，仍是农村人的一大侈奢欲望。但每年我过生日和周末离校回家背粮饭，或者碰到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宁可自己不尝一口，也要设法为我准备一碗香喷喷的白面条。
为吃面条，我曾多次“顶撞”过母亲。原因很简单，母亲希望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疼爱，让我感受到我自幼失去父爱后的家庭温馨与温暖；而我常常希望与母亲一起分食难得的一碗面条。一阵你推我让之间，我和母亲为推让那碗面条而喧染在满屋子里的清香与快乐氛围，散发出浓浓亲情并滋润着各自的心田。
而今，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面条已由那时的稀罕之物，演变成花样繁多的“名门望族”。其质量从标准粉到上白粉、精面粉、增白粉、鸡蛋粉、磨芋粉等面条应有尽有；规格上有宽刀、中刀、细刀和龙须刀之分；味道上以麻辣为主体；食法亦有肉丝面、鸡杂面、炸浆面、热炒面、凉拌面、煎蛋面、热干面、生日面、方便面、肥肠汤面、荷包蛋面、鸡肉汤面、牛肉汤面、猪肝汤面之别，真可谓花样百出，风味万千。
然而，在母亲离开我们全家的十三年里，尽管现在生活水平比从前好了百倍，我也试图在这些吃法中，努力寻找当初喝着“麦粥比蜜甜”的滋味，但却怎么也品味不出那时吃面条时奇妙而美好的感受。但我却从中品味出了人间真谛：那就是没有任何珍贵的食品比温馨的家庭更有滋味，也没有任何佳肴能够比亲情更香更甜蜜。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而故乡的那碗面却是一种家乡精神的浓缩，让我在无尽的未来征程中，不时想起，念起，给我动力，伴我前行，走过一个个新的里程！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而故乡的那碗面却是一种家乡精神的浓缩，让我在无尽的未来征程中，不时想起，念起，给我动力，伴我前行，走过一个个新的里程！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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