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目的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科举取士”和“儒理育人”，简而言之，就是“才贤双重”的教育目的。

  科考的内容和儒学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致性，蒲松龄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事实上，统治者最初制定科举制这种选士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具有儒家思想的圣贤之人，而科举考试所设定的考试内容，也更加强固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使得儒学思想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读圣贤书，做圣贤之人，秉承儒家的“君子”人格，进而通过科举考试入官为政，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清时期，知识分子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只接受恪守妇道的德化教育，即“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的道德驯化。而像男人一样进学读书，并且“学而优则仕”，则是那个时代女性无法企及的奢望，因此，“科举取士”这一教育目的明显把女性群体排除在外。

  虽然蒲松龄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仍是那个时代男性的特权，性别与教育的关系亦融亦斥。因此，以下观点主要针对蒲松龄于男性教育的阐述，不包括其女性教育思想。

  明清小说家热衷于科举，蒲松龄的教育思想、生活心态、思维情感等难免会打上科举的烙印

  在明清科举社会中，科举成败，关乎家族荣辱，科举是改变读书人命运的唯一方式，也是一代代读书人奋志苦读、奔逐于科场的根本原因。

  受儒家思想“学而优则仕”和世俗观念“有才者必登科”的影响，明清小说家热衷于科举已是自然之事，在那个科举之风风靡整个社会的明清时期，功名举业是古代社会读书人追求的目标，蒲松龄也不能摆脱那个时代的束缚，他的教育思想、生活心态、思维情感等难免会打上科举的烙印。

  蒲松龄自幼从父读书，在兄弟几个当中显得异常勤奋聪明，经典格言、圣贤古训一点即通，过目不忘。从蒲家门户来说，虽为书香门第，读书不少，也出了不少秀才，但无一人能科举入仕，榜上有名，光宗耀祖。

  蒲松龄的自幼聪慧自然让蒲槃喜出望外，于是被寄予厚望期盼有出人头地的一天。随着蒲松龄年龄的增长，其博览经史子集，习读诗文辞赋，文采见识日益深厚，父亲的期盼和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强烈地督促着他。

  蒲松龄认为科举入仕，是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聊斋志异》众多篇幅中，批判科举制度

  对于蒲松龄来说，科举入仕是祖愿，也是他个人的奋斗目标。尽管命舛数奇的科举经历使得他的科举观念复杂多变，但是从他对科举制一生的追求中，和对子女的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科第情节。

  从个体的微观角度出发，蒲松龄认为科举入仕，是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他赞同统治者兴办教育包含“科举取士”这一教育目的。

  既然蒲松龄认为“科举取士”是教育目的之一，那么他为什么在《聊斋志异》众多篇幅中，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呢？科举从唐朝时期就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标识，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分子一旦科举及第便可以改变身份和地位，得到各种优惠和特权。

  虽然儒家学说教导读书人要淡泊名利、清心正气，但是科举考试又极大地刺激了读书人的名利欲。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由来已久，越来越多的士人以攻读圣贤之书为己任是假，而求取功名利禄则是真。

  儒理育人是社会教化与伦理风尚的要求，蒲松龄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儒理育人

  儒理育人即是培养读书人，成为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和继承者，经明行修的士君子，成为精通天知人命、礼乐制度、子史百家、经济时务的人才。儒家思想一向重义轻利，倡导不为功名利禄而丧失鸿鹄之志，强调长年累月正心修身，以塑造“浩然正气”之人格。

  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将“四书”“五经”确定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在写作方面要求“代圣人立言”，并阐述圣贤之言等方针政策，以此来选拔淡泊名利之人才。

  儒理育人是社会教化与伦理风尚的要求，即重在宣传孝悌仁义的礼仪道德，施行广泛的普及教育，旨在维护人民团结和社会秩序安定。

  蒲松龄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自然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儒理育人，使人们明白孝悌之义。无论从蒲松龄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是从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各种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深深领悟，且不遗余力奉行其所倡导的教育价值追求。

  《聊斋志异》的精神内涵就以宣扬“孝悌之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将仁爱善心做到升华

  蒲松龄经常把自己称为仲尼之徒，在《聊斋志异》的每一篇章中，几乎都闪烁着以儒家思想为主题，而又带有明显劝诫教化目的的影子。

  蒲松龄还将仁爱善心，升华到了做人的自觉行为加以褒扬，提出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道德教育思想，其教育目的带有明显的意识性和塑造性，这种教育目的，不但体现了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制约与考量上，还体现了社会对个体发展的倾向性的制约与指导上。

  所以无论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蒲松龄都认为应该把儒理育人作为教育目的之一，培养圣贤之人。蒲松龄看到了科举取士和儒理育人，在教育中的统一性，同时也注意到了两者的矛盾性，看到了科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看到了那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不为实学、贪婪腐化的阴暗面，他才在《聊斋志异》中借助故事中的人物，抒发了自己对科举亦爱亦恨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当然，曲折艰辛的应考过程、屡战屡败的应试结果，也藏存在作者深层的创作思维中。

  总结

  《聊斋志异》中的诸多故事和人物形象，都反映了蒲松龄对科举的态度，蒲松龄的科举观并不仅仅是拥护科举、抑或是反对科举那么简单。

  通过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教育世界的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蒲松龄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状态，是多样而现实的，其对于科举和儒学的态度也是客观而多样的。

  一方面，他肯定科举对于士人个体发展与家族振兴的现实意义，承认科举可以成为读书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另一方面他倡导真儒学和真道德，站在儒学的一面而批判八股摧残人性、不能培养真才，更不能接受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苦心积虑地背诵枯燥的假儒学，使教育沦落为科举的附庸，不能培养真正具有浩然之气的圣贤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