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建校之后时运多蹇，一度濒于停办，到１９１０年，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也就是本科。全校７个分科，其中“文科”属下设“中国文门”，为一级教学机构。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若追溯源头，从京师大学堂建立之时，就有供全校选修的“中国文学门”，但那只是一类课程，还不是教学机构。“中国文门”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成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件事很重要，带有标志性。所以要记住北大中文系的生日，就是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那一天——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我们编好这本书，北大中文系已经１００岁了。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历史，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何况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文科大系，在全国也算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镇。它的１００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

      １００年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了。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往往就是“象牙塔”，但北大不是这样的，北大中文系的１００年也不是这样的。２０世纪的中国充满战争、动乱与灾难，远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培植一个“象牙塔”。解放前４０年是战乱频仍，解放后６０年两段，前半段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后半段开头好一点，但随后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学术焦躁。北大及其中文系的成长有太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静下心来享受学问的乐趣是很奢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大及其中文系又是历史的宠儿，历史之母给了很多机会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也的确为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贡献过智慧与心血。有些海外学者研究北大的历史，很难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喧嚣和苦难，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议论评说。但是世界上又恐怕很少大学能像北大这样，与民族荣辱与共、对整个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不止是学术影响。北大及其中文系有两个传统，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另一是学术自由的传统。我们清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主要还是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是一条学术史、教学史的主线，功夫下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两个传统往往纠结缠绕，不刻意去剥离，也许更接近真实。

       回顾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化繁为简，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第一段，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的初步建立。第二段，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如此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也是北大中文系备受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八十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来，有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 “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我对必要的宽容很有一些体验。前些年我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来自５个不同学科的老先生，学科的“性格”和各自的理路很不同的，开会也往往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的，但终究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者“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实在说服不了别人，甚至矛盾很难解开了，那也给别人一点空间，大不了就是“君子之交”罢了。北大中文系教员多，专业多，历史积累下的矛盾也不少，但极少闹得剑拔弩张的，大家也不愿在这些方面消耗精力。这些年实行科研成果量化管理，系里有条例，事实上很少靠条例来“制约”人，把人逼到墙角的事情是没有的。这种风气，能让大家比较放松，也比较适合做学问。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二、三十到九十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１００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７０００多名，硕士生１２００多名，博士生８００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也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９年，中文系就接纳过１８４０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多年前我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一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颇费思量，那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其实也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在编这本系史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办学理念有其特色，难宁可贵。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它有它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１００年历史中选取９３个“史事”，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戏剧史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 “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纪事》，下的功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近３００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历史不好写，尤其是近代学术史，尘埃尚未落定，评价也人言言殊，何况又是牵涉北大，历来争议最多的地方。书中所述名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缪误丛生。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也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材料缺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保存反而不比上个世纪初的完整。十多年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现在的说法就可能彼此不一样了。但我们还是努力了，希望能尽量从学术的立场，用史实与史识说话。

       促使我们大胆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北大已经过了１１０岁生日，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各院系的历史更是罕见。 如果总盼望“公家”来修史，难度更大，很可能就是一种专讲平衡讲“关系”的历史，那是很难反映真相的。我们编这部“图史”，真的是为了引起更多有心的史家关注，往后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系史出来。这本书肯定有很多遗漏和不足，好在有了一个框架，大家就有了话题，可以围绕它来批评、议论和补充了。
编就这部书时，感到历史的沧桑，一种传统的厚重感和延续感，也感到当下整个人文学

       面临挑战的紧迫。当然也有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毕竟给留下了“系格”，留下那么丰富的遗产。情不自禁就会认真思索：

       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点什么？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这本《图史》是我和一些同仁合作的成果。我们的分工如下：
温儒敏 主编  撰写《北大中文系100年纪事》，“史事述要”24则，序言后记；负责全书框架设计及统稿；

高秀芹 副主编  撰写“史事述要”4则（关于五六十年代部分）；

汪  锋 副主编  撰写“史事述要”14则（主要关于语言学及文献学部分）；

邵燕君 副主编  撰写“史事述要”15则（关于文革及八九十年代部分）；

陈帅锋  撰写“史事述要”9则（关于西南联大及四十年代部分），并负责全书照片统合等工作；

陈尔杰   撰写“史事述要”9则（关于五四及二十年代部分）

管  琴   撰写“史事述要”11则（关于古典文学部分）；

张慧君   撰写“史事述要”6则（关于院系调整及五十年代部分）

另有闫作雷、 张岩雨、陈新榜、张一帆等几位研究生也参加了“史事述要”少量的初稿写作。

                                                                                                                         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