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鲁迅的作品是否该删除？余华的作品是否该选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也有超越时代的不朽名篇，但经典和名篇并不是选取语文教材的唯一标准。好的语文教育，必须有助于塑造学生完整的灵魂和独立的人格。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外国的做法。

美国：把语文课上成阅读课

    美国大学入学对写作要求非常高，但很多中学都不设专门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阅读各种体例的作品、写书评等来锻炼。至于语文课上读什么书，也由任课教师自己开书单，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刚上初中的13岁孩子，一个学期下来要读6—7种风格的英文作品，而希望上好一点大学的高中生，平均一学期要完整啃下10本左右名著。

    从古希腊故事《特洛伊》《奥德赛》，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到《安妮日记》《罪与罚》和《蝇王》等，都是学生经常被布置阅读的著作，还要按进度在课堂上讨论。

    日前，美国一些学区大胆引进了“工作坊”式的语文教学法，学生自己选择想读的书，并跟同学分享。语文老师说：“学生无论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的作品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法国：电影也被引入语文课程

    法国中学的语文课没有统一的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受多年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影响，法国的语文教育长期被等同于文学教育，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法语区的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几乎每一个法国文学分支都可能涉猎，文科的学生还要完整阅读如兰佩杜萨（意大利作家）的《豹》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等译作。

    为了应对中学生越来越不愿意上语文课的现象，法国教育部还于2010年5月宣布把电影引入语文课程。

    在法国，虽然学生在高中阶段将分科（文科、经济社会和理科），但中学毕业会考时都需要考哲学作文（类似中国高考的语文作文）。因此，法国中学生还必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等哲学家的艰深著作。这很可能还不够，2010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英国政治哲学巨著）和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的《神学大全》节选。

德国：语文课上成公民教育课

    20世纪90年代，德国曾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语文课在选择教材时专门加入了更多展示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罪）的内容，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社会现象。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一次教育访谈中，曾列举儿子安德烈上德文课的例子：安德烈的德文老师让学生在课上讨论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剧本《伽利略传》。该剧本讲述的是科学家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原理不被教会所接受。与多数学生熟悉的伽利略如何坚持自己的理论不同，布莱希特的剧本表现了伽利略面临选择的两难：硬碰硬，然后被教会迫害而死，或暂时屈服以保存自己。剧本的结尾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

    允许不一样的东西，仅仅展现了德国中学语文课的一面。在“不在吃饭就在思考”的德国，中学生在语文课上的讨论更是与众不同。

    据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回忆，对这部文学作品的理解远不仅到其“影射法西斯”的背景为止，课堂上的讨论甚至涉及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机器间的关系，可以说已脱离了纯粹的语文教育。身为大学教授的龙应台称，这样的语文课让人听着惊心动魄，因为它实际上已触及了“公民教育”的范畴。

日本：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日本的语文教育在二战以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前，日本语文教育在教育观念、教学方式上与我国传统教育观念非常相似。1947年日本公布《学习指导要领》，明确地将“通过听说读写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在各种场合中熟练运用语言的经验”作为语文教育的总目标。

    日本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光村图书》小学语文教科书，更是提出了这样的编辑方针：一、适应学生在21世纪生存的需要。二、尊重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三、彻底体现、保障语文学习的基础性和基本要求。四、让学生有兴趣地自觉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编辑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想象力和表现力。

俄罗斯：阅读复述课化被动为主动

    俄罗斯小学语文课可称为“阅读复述课”。教学分为概览、提出问题、精读、复述、复习等五个步骤。其中，复述是中心环节。复述并不是一字不差地背课文，而是抓住文章要点和关键性语句，进行回忆和复述，然后再跟书中的内容相对照，还可以先记住纲目，然后再补充具体内容。

     复述训练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对文章内容和要点的理解和记忆，其实复述更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学生积累词语和句子，锻炼学生正确、连贯地说话，是增强学生表达能力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这往往比教师的讲解和伙伴间的讨论更加有效。因为复述是主动的，而听讲和讨论则多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