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乡情老更深【二百三十五】 

        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没经费，我就把文化站的全部家当做抵押，贷了几百元的款，还把工资垫上，印了第1期，随后才这个20、那个50地集资办了起来。我一个人身兼社长、主编、编辑、校对、发行、财务6职，还拉大旗做虎皮地做了一个大牌子，用红漆写上了“乡音报社”几个大字，挂在租来的两间破房子门口。我到开封印报纸，为了省钱，就住到在河大读书的老乡的宿舍里。一天夜里一直在印刷厂校对到凌晨3点，回来时学校前后门都上了锁，只好翻墙，结果被碎玻璃扎得双手、双脚都流了血，幸亏还没被派出所抓住。就这后来在我调动工作时，乡里的宣传委员亲自跑到赞助单位，说：“郭进拴要调走了，你们要向他要回赞助款，不能便宜这小子了！”
   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过春节了，我作为勤杂人员到楼下将大家过年的福利、年货领上来，再一一发给大家，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一次为了赶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后来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手，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
   这期间，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作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
   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我宁愿自己少写、少发，也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在办刊物过程中，因没有经费，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惜跑千山万水，受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承担千难万险，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不怕遭冷遇、给白眼，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三轮车、骑自行车、步行……一次不行就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多方筹资数十万元，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办刊物、培养作者身上，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领过1分钱的加班补贴和编辑校对费。我没有职称、没有地位、没有职务、没有金钱，有的只是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不怕吃亏，不怕受累，为了文学事业，可以牺牲一切。我非常尊重业余作者的劳动，不少稿件，我整整保存了10余年之久。
   1992年，当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我也下了海，下到了上海，下到了学海。我这个生在小山村、长在小山村、喝山泉、吃山菜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泪别老母妻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我在书海里遨游，在稿纸上耕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纪实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30多篇散文、评论，总字数达60多万字；还翻阅中外文学名著310部，记读书、听课笔记、日记约70多万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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