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武侠小说诸大家中，恐怕要数1938 年以《宝剑金钗》成名的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贫苦旗人家庭，七岁丧父，断续读过几年书，但勤奋好学，练写诗词，中学未毕业便做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他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到北京图书馆自学。因投稿结识北平《小小日报》经理宋心灯，被邀任编辑。开始发表侦探小说，以“霄羽”为笔名，模仿《福尔摩斯探案》，写过一个“赛福尔摩斯”鲁亮系列。后到晋豫陕甘漫游，1934年在西安与李丹荃结婚，1937 年同赴青岛。抗战爆发后，以“度庐”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又接连创作《鹤惊昆仑》、《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宝剑金钗》、《铁骑银瓶》这一套“鹤铁五部作”，跻身武侠小说名家之列，另写有言情小说多部。

　　侠为至刚，情为至柔，像一切对立统一的事物一样，二者也不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通俗小说中曾经出现过《好逑传》、《儿女英雄传》等侠情并举之作，令人耳目一新。若分解来看，其侠与情却不如纯正的侠义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够味”。男女侠客虽可以结为连理，共闯江湖，但这只具有情节和结构意义，女侠的故事是男侠故事的“锦上添花”。“作家只对他们结合的社会效果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们各自的感情变化。”真正让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深度超过言情小说，王度庐是第一功臣。

　　王度庐“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弱、何等无力。

　　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

　　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毒害来解释，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王度庐笔下的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独与牺牲！ 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这正是悲剧的震撼所在。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什么是侠？ 什么是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幸福。

　　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和《白马啸西风》，去掉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