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一文的回应，要点有四：一、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一元，有其特定位置、功能和运作规律，与新文学既对立又互渗互补，不能定性为“逆流”。二、武侠小说本质上是“非写实”的，所以不能沿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思维定式进行“划线”。三、古代武侠小说的“侠义传统”，其主要价值在伦理范畴，而政治价值有限。以一些优秀作家为代表的民国武侠小说，“总体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而且有所突破。三、对袁先生文中不讲逻辑、不顾事实之处表示遗憾。

关键词 民国武侠小说；民国通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袁良骏

　
我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有时尽管“关己”，也会仍然“挂起”；加以眼睛坏了，所以这两年几乎处于不读书、不看报、不写稿的“三不”境界。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袁良骏先生的大文《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原载《齐鲁月刊》2003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却是认真拜读了的，因为我是《武侠会党编》的编者之一，而且其势不容“挂起”。

对于《武侠会党编》，我是并不满意的，因为按“史”的要求还有所不足，但是这很难构成和袁先生对话的基础。你看，他在文章开头便断言：“民国三亿言的武侠小说，从文学史上讲，是一股文学逆流，它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高唱‘两个翅膀论’，让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旧武侠、旧言情小说’比翼双飞，纯粹是异想天开，也是对五四新文学极大的亵渎。”1这种非讨论的态度和“宣判”式的口气，真是霸道得可以！可惜当今世界凭“气势”已难压倒人，何况又在学术领域！至于袁先生文中所作的“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同样不能令人心服。现将这些不能令人心服之处，择其比较原则性的，归结为几个“不敢苟同”，陈述如下。



一曰：不敢苟同“泛政治化”的“定性”

谈到民国武侠小说的“第一次高潮”时，袁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不错，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看起来很刺激，很过瘾，其消闲娱乐作用是不可抹煞的。然而，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去欣赏那些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吗？看了那些刀光剑影可以不觉得寒冷、不觉得饥饿吗？2

这段设问式的声讨文字，固然写得像“文革”时的大批判稿一样明白，却也像许多大批判稿一样费解、无理：莫非“去欣赏那些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的读者，就不是“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了吗？莫非真有什么文学作品，能令人“看了”就“可以不觉得寒冷、不觉得饥饿”吗？莫非武侠小说的“消闲娱乐作用”，只适合于那些不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吗？既然旧中国人民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武侠小说怎么还能形成“第一个高潮”，据说延续了“1923年到1937年”的十几个年头，以至印刷字数达到以“亿言”计的地步呢？

袁先生谈及抗战时期日占区出现的民国武侠小说“第二个高潮”时，又有一段更加“上纲上线”的话：

……众所周知，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便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的思想麻痹客观上起了“为王前驱”的作用（引者按，原文如此）。民国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是1938年至1945年，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八年，其流行的区域主要也正是在“敌占区”，它们恰恰适应了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让铁蹄下的老百姓都当“顺民”，到武侠小说中去讨生活、找麻醉。人们有理由怀疑：敌占区武侠小说的兴盛，是不是日寇有意推动和制造的？3

“（对）人民的思想麻痹客观上起了‘为王前驱’的作用”，应该包涵着前面所引那段声讨式文字里两个设问句的“答案”：在袁先生看来，抗战之前的武侠小说“客观上”也是为“三座大山”做“前驱”的，它们“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之不想为摆脱饥寒交迫的命运而斗争。然而，这样说来，“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岂不还是有着阅读武侠小说的“闲情逸致”吗？——不必抠字眼了，我总觉得，除了发生过小学生因看武侠小说而曾想去峨嵋“学道”的案例之外，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尽管确实有其负面影响，但却似乎并无那样可怕的、“为王前驱”的政治功能（至于使缺乏判断力的小学生入迷，似亦不能视为政治功能）。

袁先生对“第二次武侠小说高潮”的“定性”要严重得多，就这一点而言，简直可令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力度”相形见绌！事实上，这次“武侠小说高潮”的代表人物“北派四大家”，解放之后都在机关、学校担任公职，经历过每一次政治运动的严格审查和清洗。我调查过其中有的作家在“文革”期间受审查、挨批判的情况，在那样极左的年代，也未见到袁先生式的“上纲上线”声讨话语。我们期待袁先生提出“日寇有意推动和制造”“敌占区武侠小说的兴盛”的非推测性的“理由”，然而即或袁先生在这方面真有“理由”，对于作家作品不是仍需进行具体分析吗？尽管颇有保留，袁先生自己也承认“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交织着人间血泪和侠骨柔情”，白羽是一位有“清醒意识的作家”；既然如此，他们的作品怎么“恰恰适应了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让铁蹄下的老百姓都当‘顺民’”呢？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虽被袁先生“批”得一钱不值，但是李氏曾经拒绝周作人的劝说，不肯出任敌伪广播电台的“策划”一职，后来又被日本宪兵队拘留、用刑4，这些事实是读《蜀山》的人大都知道的。把这样一些作家都归入适应“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者之列，岂不是太“敌我不分”了吗！ 

白羽先生的哲嗣宫以仁曾这样叙述自己父亲当年的处境：

自命具有五种谋生手段的宫竹心（家父真姓名），到此时际，却有四种本领无所施展。做机关小吏、编报采访、写杂文，就等於当汉奸，先父不想干。想教书，学校大都停办。只剩下一种谋生手段——写小说；又被报社文艺编辑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只准写不要历史背景的纯武侠小说。为了吃饭，先父只得束手就擒，开始从事不愿做而又只得做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这总比当汉奸强。5 

我相信，这是当年多数不得不留在敌占区的武侠小说作家共同的心态。他们的写作是“为了吃饭”；敌后（还有大后方）的读者爱读他们的作品，起码是因为那些故事“好看” ——由于这些作品蕴含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爱读”之中也就确乎体现着潜移默化的“故国之思”（袁先生文中提及有人认为《宝剑金钗》里对李慕白、俞秀莲在爱情上的优柔寡断的描写，“表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故国之思’”6，这种看法确实是牵强的）。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不喜欢这些作家作品，而从其它方面进行“深文周纳”，以至达到不惜扣政治帽子的地步。 

近来媒体上经常见到一个词儿——“泛政治化”。袁先生的上述批评使我理解了什么是“泛政治化”：把自己认为“非我族类”的对象，摆到“敌我斗争”的政治背景中去，然后按照“非我即敌”的思维方式，将其推向敌方，这就是“泛政治化”的一种形式。它在政治上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学术上则至少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

我们撰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包含着对于过去自己也曾奉行的“斗争史观”的反思。解放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课程，长期遵循的便是这种“斗争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是机械的“一分为二”论7和二元对抗思维，它傾向于把“差异”扩大为“矛盾”、把“矛盾”扩大为“斗争”、把“斗争”扩大为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对抗，并且经常机械地阐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对于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被描述为五四新文学战胜各种“逆流”的专史，五四新文学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的“斗争”即被描述为“敌我”性质的斗争。

我们反思的内容，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现仅简要归纳为三点：

第一，“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多元的文学格局，五四新文学和民国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各为这个多元格局中的一元。它们共处于同一历史时空和文化总体结构之中，各有自己的位置和功能。

第二，五四新文学和民国通俗文学的关系是既有差别、对立，又有互渗、互补的。作为历史现象，五四新文学对鸳蝴派的批判和斗争既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抗战以前，二者基本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仍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家，不同程度地在创作实践中实际吸取了对方的批评意见，使自己的创作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抗战以后，二者的关系有所改善，新文学方面对于通俗文学的优点也有所吸收；而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北派四大家”特别是宫白羽、王度庐的作品，突出地证明了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确实存在互渗、互补的关系。所以，五四新文学与民国通俗文学的矛盾决非互不相容的“敌我矛盾”。

第三，诚然，民国通俗文学中有“垃圾”，然而决非都是垃圾。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的。《武侠会党编》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以文化市场经济为动力机制，正是现代通俗文学不同于新文学（也不同于古代例如唐传奇时代的文学）的主要特点，商品化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落”和混乱，带来了粗制滥造之风和难以计数的平庸、恶滥产品，造成了许多“文贩”、“文氓”型的作者；但是，无可否认，它也造就了一批甚受读者欢迎的、艺术功力不凡的、极为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新文学作家判然有别。他们的作品缺乏新文学作品的革命性、先锋性，却更能“适俗”而并不刻意“媚俗”。它们受到读者欢迎的深层原因，往往在于其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8

与市场机制、“适俗”定位相适应的是，那些优秀或较优秀的民国通俗文学作家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策略：立足于传统而又不拒斥外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商业文化”的两面性。

在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中，商业文化的“两面性”共存于一体，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往往不像“孩子”与“污水”那样分得清清楚楚，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合二为一”的。（推究当年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片面性时所用的“泼污水”比喻，似有不够妥切之处：对于文化遗存，需要的是“分析”的态度，而不是或“抱”或“泼”的态度。）即以作品的结构而论，当时的武侠小说多数确乎存在着粗糙、松散、整体感不强甚至有头无尾的毛病，反映着“商业性”的弊端；然而，从中又可窥见传统型的章回体向现代型的报章连载体演进的轨迹，这是叙述行为的一种变化，它由新型的载体促成，隐含着创作思维的嬗变，而且对于考察现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行为也不无参考价值。对于此类现象，显然不宜采取非“肯定”即“否定”的态度。

我对《武侠会党编》的“并不满意”，就包括该编在“商业文化”的运作规律及其两面性之研究方面存在不足（这种规律及其两面性，本应成为贯穿该编的一条主线）。在这方面，我的想法可能与袁先生具有某种“交集”，但是我并不同意把民国武侠小说视为一座“臭气熏天的文字垃圾山”9。要在一部民国武侠小说史里，结合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充分揭示“商业文化”的规律及其两面性，进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靠甩几张“大字报”、骂几声“垃圾山”是办不到的，非掌握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不可；遗憾的是，我们在编写《武侠会党编》时缺乏这样的准备。所以，我很佩服袁进先生，他能统计出“民国武侠小说总字数不下三亿言”，肯定是坐了无数时间的冷板凳，翻阅过不可计数的报章杂志和旧书烂简的。我认为他决不是什么“臭气熏天的文字垃圾山”的迷恋者，而是一位态度认真的学者。我想，倘能进一步掌握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加以科学的审视和研究，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中，作出具有“文化生态学”意义的、发人深省的阐释。

基于上述三点，我无法认同袁先生的“逆流”说。

二曰：不敢苟同用“现实主义”来“划线”

袁先生引用《武侠会党编》“引言”中的一段文字（从“将放弃把武侠小说纳入现实主义价值体系的任何尝试”至“在根本上就是抵触的”），然后给我们扣了一顶“封杀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大泼污水”的大帽子（还有一些例如“恶人先告状”之类的谩骂和恐吓之语，不引也罢）。奇怪的是，紧接着我们这段文字的长达960余字的论述，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却被袁先生“忽略”掉了。这种忽略对于坐实袁先生的“批判”当然十分有利，然而却是有失科学态度和学术公正的。为此，特将这段文字的主要部分引录如下（方括号中是衍字，着重号为此次引用时所加）：

小说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基础建立的二度符号体系，就其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人与时间、空间的“自然关系”为基础建立二度符号体系的二度根据性；另一类二度体系的二度根据性却建立在人与时间、空间的“非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自然的”是指[与]我们一般人仅仅靠感觉和习惯建立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形式，它们是前后相续的，一维的，与此相对，还有“非自然的”时间、空间的观念形式。……就是说，时间、空间同我们使用的工具具有相关性，我们一般所谓的时间和空间也就不是一种实在，而是一种观念形式。“自然的”与“非自然的”是相对而言的，神话思维形式中的时间、空间的观念形式，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是非自然的，但是在神话诞生的时代，其实是再也自然不过的形式；宇航员在太空中所感知的时间、空间形式，对于我们毫无太空经验的普通人，也是不可思议的“非自然的”。无论“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都是一种假定，一种意识赋予的结构。……也就是说，小说在建立自己的二度根据性的时候，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而是否根据自然时空建立二度根据性，对于作品的品位、性质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10

不必研读索绪尔等人的理论，也应该看得出来：这段文字里所说按照“自然时空建立二度根据性”的小说，指的就是“现实主义”一派作品；上述引文中第二处省略号所删节的是一批例子：我们对举了古典文学里的《西游记》与《金瓶梅》，现代文学里鲁迅的《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老舍的《骆驼祥子》与《猫城记》，钱钟书的《围城》与《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二分之一以上都是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名著。只要不带恶意，谁都看得出来，我们这些论述丝毫没有贬抑“现实主义”的意思，说的无非是：采用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作品的品位、性质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已。

不过，我们确实认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现实主义”标准，来为武侠小说“划线”，因为这一通俗小说类型在本质上是浪漫（或曰“非写实”）的。

谁也“无权”拒绝别人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去“检验”任何文学作品，这点智商我们还有；但是，若用“现实主义”去“检验”（即“要求”）“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非写实”的作品，多半是会弄得牛头不对马嘴的，反过来也一样，这点

常识我们也有。然而，评论文学作品毕竟不能首先从“主义”出发，而应首先从作品实际即“意识赋予的结构”出发，我们正是遵循这个方法，才得出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浪漫（或曰“非写实”）的这一结论。所以，袁先生把是否经得起“现实主义的检验”作为判断武侠小说是“花”还是“草”的标准，这种意见我们是不敢苟同的。倘若认为“经不起现实主义的检验”也就等于“不符合”“真、善、美的要求”，那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了——难道“非现实主义”的佳作就一定不符合“真、善、美的要求”吗？难道那些解构了“真、善、美”三位一体价值标准的现代主义名著就不是佳作了吗？——倘若如此，我们就连“不敢苟同”也没有必要了。说到现实主义那条“要求客观地反映现实”的原则，我们仍然认为，即使最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也不会出现“存在于察觉万事万物的思想之外”的纯客观的“客体”11。从历史考察，现实主义理论家对“真实”、“现实”、“客观”的阐释，确实是经常不尽相同的。如果不健忘，我们这代人都应记得那场关于“写真实”和“现实主义深化”的讨论，至少双方对于上述概念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差别和对立，而且其中一方还将对方的观点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何况“在文学创作中”，其他主义也还另有自己的“真实观”呢！我们所说的“疑虑”12，无非就是这些意思。

把武侠小说称为“成人的童话”，是很有道理的13。童话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一种“契约”，这就是对于“存在童话世界”这一艺术假定性的认同，在这个“世界”里，猫狗会说话，花草会跳舞，骑着扫帚可以上天，跟着鼬鼠可以入地，谁也不会指责这些描写“不真实”。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有一种对于“艺术假定性”的“契约”，“江湖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江湖规则”是假定性，飞剑、法术的“超人世界”也是假定性。这些假定性也就是“建立在人与时间、空间的‘非自然关系’的基础上” 的二度根据性，它与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假定性是很不一样的。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其第一要素便是在题材上注重对象的现实性，要反映“生活的本来的样子”。然而，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程式化的通俗小说样式，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冷兵器和以单打独斗为主的行为方式，决定它极难反映“现在时”的“现实”；“江湖”这个“亚社会”，又使它在空间上受到制约，何况从“现实”的角度考察，这个空间本身就意味着神秘性和传奇性呢！所以，即使在涉及历史素材的武侠小说里，“史实”大多也只具有背景意义或者仅仅作为情节展开的一个“由头”而已，一进入具体的武侠故事，小说时空和人物、情节的“非现实性”特征以及艺术手法的“非写实性”特征，便会不可掩饰地显现出来。袁先生对《红线》、《聂隐娘》、《绿野仙踪》等古代武侠小说的评价很高，然而红线、聂隐娘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非现实”的，因此整个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具有非现实性；《绿野仙踪》确实存在“现实时空”和“非现实时空”的交错，但是从冷于冰“学仙”开始，“非现实时空”对小说就起着整体上的制约作用了，所以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反映清朝作家观念里的“明朝现实生活”，而是在于利用某些历史素材和现实素材，敷衍出一个“仙侠”除暴安良的“成人童话”。其实，被袁先生列为体现“古代侠义小说”“优良传统”的一系列代表作，从《搜神记》到《三侠五义》，遵循的都是那个“姑妄言之”的“说故事”传统亦即“传奇”传统。这个传统确实是“优良”的，但我以为它的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如何“像生活的本来样子”那样地反映当时的“现实”，而在于相关作品“意识结构”的特征和内涵。

这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那个连郭沫若都不敢自认为浪漫主义者、连茅盾也把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时代，“现实主义”好像也被“泛化”了：凡属“优良”作品，都必须推崇为“现实主义作品”；凡属“非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被视为异端。这种思维定势，难道没有改一改的必要吗？当然，我们绝非主张否定、贬低现实主义，但这个问题又不仅是凭借清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危害”14，就能正本清源的。

我不是说武侠小说与现实没有关系，而是说它并非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地、按“生活的本来的样子”那样地反映现实的，正如那些运用各种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撰写出来的作品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一样；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恕不赘言。民国武侠小说中，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和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继承的是古代小说的“志怪传统”，其浪漫主义特征是明显的。以宫白羽、王度庐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在艺术手法上吸取了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中的写实主义因素，例如叙述行为上的“客观化”趋向、注重细节描绘、性格塑造上的“非脸谱化”等。与向、李比较，宫、王的创作确实有着“写实”倾向，但是他们的作品在整体上仍然属于“英雄时代”的“英雄传奇”。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否适用于、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武侠小说创作等等，都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倘若还没开始讨论，就先以“治理文学污染”者自居，先给不同意见扣上一堆帽子，那就不仅是缺乏学术精神的问题了。

按照“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观，“积极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和现实主义异曲而同工……消极的浪漫主义这才可以归到反现实主义的范畴。”15我们注意到，袁先生认为《蜀山剑侠传》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胡诌八扯、胡打乱闹”16，因而主张予以彻底的否定。就此而言，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以为，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消极”两类而全盘否定后者，这是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至于“胡诌八扯、胡打乱闹”也属于“消极浪漫主义”，则闻所未闻。问题在于，《蜀山剑侠传》究竟是不是“胡诌八扯、胡打乱闹”，它的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袁先生在文章里化了不少篇幅介绍《蜀山》的内容，然而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又全被“忽略”掉了，例如：坚信“人定胜天”的乙休大闹铜椰岛的故事；不向命运低头的宝相夫人力抗“天劫”的故事；出世槛外的忍大师勘破“情关”的故事；悲天悯人的谢氏二女救援川江纤夫的故事；“沙、咪二小”历尽三世之苦，扭转“天命”而成为“大人”的故事；作为“正派散仙”的穷神凌浑，偏不巴结峨嵋派的故事；“旁门老怪物”枯竹老人和“邪派魔头”尸毗老人，居然也能修成“正果”的故事……。袁先生“忽略”这许许多多具有积极人文内涵的故事，对于“证成”他的偏见当然是必要的，但这毕竟不是一种严肃、公正的学术态度。《蜀山》并非没有缺点，可是作为评论对象，评论者首先应该客观、全面地尊重它的真实面貌。

其实，《蜀山》一书与袁先生极力推崇的《绿野仙踪》，在玄学观念上倒是同出一脉的。从这个角度考察，《绿野仙踪》里那些属于“现实时空”的故事，无非都是冷于冰“广积阴功”的业绩而已。《绿野仙踪》中“现实时空”与“非现实时空”的并存、交错，固然使作品的社会意义有所加强，却也给想象力的施展带来拘禁；无所不能的“仙侠”的存在，令“人事”不再“可为”，这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实现又是不利的。这种内在矛盾，同样存续于民国时期的许多武侠小说之中（例如文公直的《碧血丹心大侠传》等）。还珠楼主写《蜀山》，在总体上摆脱了这一桎梏，以“奇幻仙侠”的“一度时空”，为想象力的驰骋开辟了最大的自由。《蜀山》的想象基于释、道两家的哲理和观念，同时又将“玄理”与“物理”加以融汇，在神化的宇宙、生命现象里，蕴含着人生的体验。

徐国桢先生在《还珠楼主论》中是这样论述还珠楼主的“思想面目”的：

……说他是儒家，他却把释家看得至高无上；说他是道家，他却很肯为儒家说教；说他是释家，他却是对于游侠社会中人拔刀相助舍命全交的德性非常推崇；说他是阴阳家，他却援用声光化电磁等等作用而演为书中的各种“法宝”；说他肯接受科学，他却又是金木水火土说得光怪陆离。其芜杂在此，其作品的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魔力的原因也在此。17

徐先生在书中引有还珠楼主给他的一封自述“写作心情”的信，对于这封信，徐先生是这样阐释的：

本来是李耳、庄周一般的襟怀，可生就了释迦牟尼的两只眼睛，却是替孔丘、孟轲去应世办事。于是儒释道混成一体了！18

叶洪生先生在所著《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俠传〉探秘》中，又进一步阐释道：

……《蜀山》小说题旨在于“崇正”（即邪不胜正）、“重情”（包括爱情、亲情、友情及师徒之情）；寓意乃在如何教“上智者”克服人性之弱点，得以超凡入圣。这便不是“老生常谈”的儒家道德规范所能为力，而要借助释、道两家思想学说来神化宇宙人生；否则“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无“奇趣”可言了。19

在我看来，以上两位先生对于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都是切中肯綮、客观公正的（包括叶先生对于《蜀山》缺点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