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不敢苟同“粗暴践踏”说

袁先生认为，“关心民间疾苦、惩治贪官污吏”、“解救黎民于倒悬”，“是古代侠义小说的一个优良传统”；而“1923年以后的武侠小说中，这一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粗暴践踏。”20这是他否定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主要论据之一。这里首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是否摈弃了古代小说的“侠义传统”？第二，如何认识那个“侠义传统”？

我认为，民国武侠小说在“总体上”倒是继承了古代侠义小说的“侠义传统”的。所谓“总体上”，一方面指多数作品未脱传统窠臼，包括其中的那些负面因素（如封建正统观念等）；另一方面又指一部分作品不仅继承了古代侠义传统的正面伦理价值，而且有所发展和突破——这些作品确乎属于少数，但却体现着进步的轨迹：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学景观和发展趋向是由“质”决定而不是由“量”决定的。

“关心民间疾苦、惩治贪官污吏”、“解救黎民于倒悬”，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一种政治性的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考察，1923年后的许多武侠小说，已经从一般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发展为附会“辛亥精神”即“反满”成风了，这是民国初期“趋时”风气的延续；像《绿野仙踪》那样具有历史背景的作品亦非凤毛麟角，而且其背景或“由头”的选择，大多也与上述“政治倾向”一致。暂且不论具体质量，随手可以列举的这类作品，除姚民哀的那些之外，不肖生不仅有《近代侠义英雄传》，还有《江湖奇侠传》里的“张汶祥刺马”；赵焕亭有《英雄走国记》、《马鹞子全传》；顾明道有《剑气笳声》、《海上英雄》；孙剑秋有《女侠吕四娘》21；时希圣有《复仇秘史》、《盲目道人》、《甘凤池传》、《白泰官传》22；王度庐有《雍正与年羹尧》、《紫电青霜》、《金刚王23宝剑》、《春秋戟》和《宝刀飞》；朱贞木有《虎啸龙吟》、《翼王传》；连张恨水都写过《中原豪侠传》……。另有文公直的“碧血丹心于公三传”和朱贞木的《七杀碑》、《闯王外传》等，虽非表现“反满主题”，却也都有历史背景和政治性的倾向。个别作家甚至做过“反映现实”的尝试：不很成功的例子有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和王度庐的《香山女侠》，相当成功的则是王度庐的《风尘四杰》。上述作品里含有的政治性的矛盾和对立，在另一些没有明显历史背景的作品中，则嬗变为“正”与“邪”、“善”与“恶”的对立，其间仍然不乏“除暴安良”之类的侠义行为——至少这是“程式”本身的要求，否则“正”与“善”从何言起呢！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古今，“侠义传统”的“政治价值”却都有限，这是由“侠”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在先秦诸子中，抨击游侠最起劲的是韩非，然而他的“私剑”说却最准确地揭示了“原侠”的社会属性：他们属于与“介士”相对立的，或“见养”于私家、或凭借个人性气而“行剑攻杀”的“暴憿之民”。原侠的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轻生”、“轻财”、“使气”、“重交”；若干先秦游侠在实践中吸取了诸子（主要是儒、墨、道三家）的一些道德观念，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发展为具有独立性、由任性、诚信性和“下比而不上同”性的特色。在文献和传说中，此类人物更被附丽上了记录者、传颂者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这种现象在后代的武侠小说里更趋浓重，于是侠者成为一种卓然特立、千金一诺、赴人厄困、匡扶正义的、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既寄托着人们所向往的人格，也成为人们藉以宣泄不平之气的“载体”。而在事实上，由于侠者的社会属性和行为方式，决定他们最多只可能在特殊际遇、局部范围内“匡扶”一下“正义”，而绝不可能真正承负得起根除社会不平和“拯救黎民于水火”的职能，所以这种文学典型的伦理价值、人格魅力远远高于其政治、社会价值。24从政治上看，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们，确乎只是小百姓“白日梦”中玄虚的“救世主”而已。在这一方面，当年新文学阵营对武侠小说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这种批评对民国时期一部分武侠小说家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读武侠小说不能太“当真”、太“功利”，即不能把武侠小说当作“明喻”，而宜视之为一种“隐喻”和“象征”；不能以为侠者真具备小说家所宣扬的那种政治性的“救世”功能，以为人世不平的铲除真的可以寄希望于“侠客”。前面列举的那些带有历史背景、含有“政治内涵”的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作者，在政治上大多同样并不“当真”：极端者如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硬要把“仙侠”的行事贴上“反清复明”的标签，姚民哀的许多作品也硬要把“黑道老大”拔高为“革命先驱”（反之又把革命先驱降格为“黑道老大”），这两位作家在上述方面都无“认真”的“政治目的”，无非“趋时”而已；另一些作品承续的也是那种仅取历史素材为“由头”，着力虚构自己的武侠传奇的套路。但是，也有少数作家作品，如王度庐那几种演绎清代稗史的小说和他的《风尘四侠》，在历史观上确实表现不凡；而不肖生的“张汶祥刺马”故事和《近代侠义英雄传》、赵焕亭的《马鹞子全传》，也都有善可陈。

如何认识古代侠义小说的优秀传统呢？我认为从“思想内容”上考察，其真实价值在于这些小说所不断演绎的那个“侠德规范”，以及体现这一规范的许多侠者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精神。正是在这一方面，民国时期有几位武侠作家不仅“当真”地继承、发展了古代侠义小说的优秀传统，而且成功地取得了突破。

宫白羽和王度庐的作品虽然仍属“英雄传奇”，但是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颠覆了那个自古以来把侠客宣扬为“救世主”的“白日梦”。宫白羽笔下的侠者，固然也做一些“除暴安良”的事，但是他们发现：靠自己的力量，“暴”是“除”不完的；他们虽也“安”过几个“良”，最终却往往连自己也“安”不成！反映为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悲剧性被突出了，人性的复杂也被收入视野了。对此，白羽是自觉的，他说：

一般小说把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所谓“纣之恶，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那种“归恶”与“归善”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恶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25 

就此而言，他的《联镖记》和《偷拳》比《十二金钱镖》更有代表性。王度庐代表作“鹤-铁五部曲”中的侠士、侠女们，其行为动力则集中于争取、维护自己的“爱的权利”，因而明显地透露着“个性主义”的色彩。王度庐和宫白羽写“侠”，都从颂扬“人格”进展到了刻画“性格”，王度庐又进一步将个性刻画发展为心理剖析，使自己的武侠传奇具备了“心理剧”的特色。袁先生认为《宝剑金钗》中对于俞秀莲与李慕白的爱情的描写，“十分明显”地“表现”了“三纲五常、封建节烈、一夫多妻等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26。我想引用张赣生先生的一段话来回答袁先生的指责——谈及《宝剑金钗》第七回俞秀莲夜访李慕白的情节时，张先生说：

……俞秀莲真的是来求李慕白寻访孟思昭吗？也许是。俞秀莲来不是以心相许吗？也许未必不是。这层窗户纸不能捅破。捅破就索然无味了……俞秀莲在等待，等待什麽呢？她能奢望吗？她也许知道这办不到，她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姑娘，她能体贴李慕白的处境。李慕白能说“他跑了，你嫁给我”吗？那还是什麽侠义道？那还能受她俞姑娘尊敬吗？她或许都明白，但她还是来了，还是等待了；她走了，也许有些失望，也许恰好相反是没有使她失望。这便是“势”，“势”迫人不得不如此……一个小说家不但要善於写文、写事、写情，更要善於写势……27

张先生所说的“势”，大而言之，可指人情世态的复杂结构及其张力；小而言之，可指平淡语言背後那丰富的“潜台词”（在戏剧学中即称“内动作”或“内心动作”）。就从“大”的方面说吧，王度庐笔下的俞、李爱情悲剧，难道不是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摧残、束缚人性的控诉吗？如果按照袁先生的逻辑去推演，对鲁迅的《祝福》，不是也可加上“表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罪名了吗！再从“小”的方面说，这正是俞秀莲之所以为俞秀莲：在这一方面，倘若她采用“大刀阔斧”的动作，岂不成了玉娇龙！作家写一个性格有软弱面的人物，并不等于肯定或歌颂导致软弱的原因，这又属于文学常识，也不必多说。

在性格刻画方面，还珠楼主也颇有成就。正如叶洪生先生指出的，还珠楼主描写正人君子（拘禁守礼）每多失败，而刻画风尘奇士（性情中人）则甚成功，28而且面貌各异、神采纷呈：或“正”中含“邪”，或“邪”里有“正”；或“狂”，或“狷”，或“清”，或“奇”；或游戏风尘，或俯瞰人世；或自色悟空，或为情所累；或古怪而正直，或猥琐而善良……。继承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模式而使之实现“人性化”，于怪诞故事之中渗透“人间性”，还珠楼主是功不可没的。

曾有学者评论唐人传奇中的侠者形象，以为“有着知识分子的气味”，表现着一种“寒士的游侠思想”29。上述三位民国时期武侠小说作家笔下的侠者形象，似亦透露着现代“寒士”的“气味”，这也是对于传统的一种发展和“颠覆”吧！

考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还应注意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例如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我以为它在运用武侠小说反映中西文化碰撞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要比一般意义上的“鼓吹爱国主义”更高。作者既从“道”与“艺”、“德”与“武”的关系入手，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充分肯定“西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反帝”而不“排外”，“借鉴”而不“媚外”，这是相当可贵的。《江湖奇侠传》则含有丰富的民俗内涵，“举凡民俗学之所谓‘信仰及其行为’（‘灵魂与他生’、‘超人的存在’、‘预兆与占卜’、‘疾病与民间医方’、‘巫术’等），‘风习’（包括原始性的制度、仪式、祭祀等），‘民话’（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稗史等），都被组织进这部松散而枝蔓横生的武侠巨著之中。”30作者的“艺术干预”使民俗内涵转化为审美内涵，而“艺术干预”上的缺憾，倒也保存了某些民俗素材的原始性。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这都是颇有价值的。至于姚民哀，其作品对秘密社会这一“亚社会”及其“亚文化”的描绘，在近代文化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他所写到的党会秘闻、秘史，“仪轨”、“海底”、“切口”、“江湖门道”、“绿林规矩”和秘密社会的其他行为方式，以及这一社会的“侠义观”与“白道”侠义观的异同等等，在丰富性和生动性上均为相关文献、资料所难以企及（当然，由于以“小说家言”出之，研究中又需辨明“虚”“实”）。尽管他的作品在整体上比较粗糙，但上述文化内涵的生动性仍然得力于“文学化”，只要拿吴公雄的《青红帮演义》与之略加比照，便可显出猫虎之别。袁先生在文中引用鲁迅之语，批评姚民哀对“三国气”和“水浒气”的“肯定”，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是，姚民哀的作品又恰恰让我们具象地、生动地看到了民国前后的“三国气”、“水浒气”与张飞、李逵时代有着怎样的区别，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这种认识价值并不低于其他价值。所以，考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在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上，似宜注意实现多元化。
不敢苟同不讲逻辑、不顾事实

例一， 袁先生说：“据袁进先生统计，民国武侠小说总字数不下三亿言。如果这三亿言的武侠小说都像《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武侠会党编》所赞扬的那样，中国人真该为这三亿言骄傲了。”31这段话里隐含着一个很成问题的“三段论”：民国武侠小说有三亿言——《武侠会党编》赞扬民国武侠小说——《武侠会党编》赞扬三亿言。之所以说“隐含”，是因为袁先生俏皮地用了“如果”和“像”这两个故意显示一点儿“模棱”的词儿，又在最后一句里用了一点儿更俏皮的修辞手法。没有必要去作学生式的逻辑作业，分辨什么大项、中项、小项和大前提、小前提，只要指出如下事实，便可看出袁先生这段话的奥妙之处了：《武侠会党编》列为专章的作家共9人，加上作为附录的文公直也不过10人；而魏绍昌先生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目录》中的“武侠”类共列作家165人（含冯玉奇），《武侠会党编》所收10人只占其中的1/16.5，而且并非只是“赞扬”。明知如此，还要“如”什么“果”、“真”什么“该”地制造“先声夺人”之势，窃以为这种做法不是太好。

例二， 袁先生说，他的文章“拟从七个方面剖析民国武侠小说的要害”32，而其第七方面的标题即是“《武侠会党编》的一个理论盾牌”。显然，袁先生不会把《武侠会党编》也误认为“民国武侠小说”，无非在行文时略微疏忽，有点儿“顾头不顾尾”而已。但是，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也就难免不被认为逻辑错误了。

例三， 袁先生引了郑逸梅先生的一段话，证明“即使在《蜀山剑侠传》发表的当时，即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尖锐的抨击”33。对于郑先生的这段话，文中相应的“注[4]”里注明的出处是：“郑逸梅.南社丛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郑先生为《南社丛谈》写的“前言”，所署时间则是“建国三十周年国庆，时年八十有五”。郑先生在“前言”中说：南社老前辈多已故世，“忝居社末的笔者，却深恐这样因循下去，日子愈久，也就更难着笔……想到这儿，就大着胆把所见的，所闻的，和平时所摘录的零星史料，一股脑儿贯穿起来，试写这部《南社丛谈》。”34可见此书并非撰于“《蜀山剑侠传》发表的当时”；全书连“前言”共有699页，袁先生又未注出所引之语所在页码，我也就不去翻检了。不过倒可提供一点“当时”《蜀山》受到“抨击”的情况——徐国桢先生在《还珠楼主论》里就说：“许多人对还珠楼主表示憎恨，因为他以写神怪小说为‘绝技’，而神怪小说，据许多人说，是有毒的。”35郑逸梅先生那段话即使真的写于“当时”，也不过说明他属于徐国桢先生所说的“许多人”之一、他的观点亦属“对还珠楼主表示憎恨”的观点之一而已。有意思的是，还在“《蜀山剑侠传》发表”之前即1931年（民国十九年），郑先生自己就写过一部《玉霄双剑记》，其影响虽然远远不如《蜀山》，却也颇多“白日飞升”、“绝迹飞行”、“藤杖化龙”、“飞剑射胁”之类的描写。如此看来，郑先生对《蜀山》的“抨击”，在“当时”大概也不太好算“当真”。

例四， 下面是一段很没有学术风度的文字，最具红卫兵风格，因此值得多引一点：“似乎《武侠会党编》的编者朋友们高度发展了古已有之的掩耳盗铃术：我这座垃圾山香气扑鼻，不许你们来说长道短！如果武侠小说真有什么‘尚方宝剑’，真是文学领域的‘独立王国’，人们当然只好多烧香、少开口；然而，有这样的文学‘独立王国’吗？有可以拒绝批评的文学类型吗？再说，如果民国武侠小说真像《武侠会党编》的编者们所吹嘘得那样像一朵花，那又何必还害怕批评呢？害怕批评不正好说明了自己心亏理怯，底气不足吗？”36请问袁先生：“《武侠会党编》的编者朋友们”何时、何地“拒绝”过“批评”？你不会不知道：《武侠会党编》的编者只有两人，本人在撰写本文之前，从未发表过针对袁先生或其他批评者的片言、只字，另一位编者则至今仍然如此。事实明明摆在这里，却硬要心造一个幻影，从而极力将对手“妖魔化”，还想用这幻影事先堵上对手的嘴；这种手段光彩吗？幻影一经戳穿，还能剩下点儿什么“底气”？！老实说，袁先生的这段话正是促使我打破缄默的主要动因，但写这篇文章，主要目的仍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这既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行使我的反批评权，以后恕不奉陪。

末了再附带说一句：把还珠楼主叫做“还氏”、平江不肖生叫做“平氏”，这样的称谓出诸袁先生笔下，也是有点儿遗憾的。

2005．2．于姑苏杨枝塘





注释：

1．20．31．33．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27页。

2． 同注1，第28页。

3．6．26． 同注1，第29页。

4． 李观承：《关于我的父亲还珠楼主》，见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附录，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再版。

5． 宫以仁：《谈白羽传记小说〈泪洒金钱镖〉》，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第244期。

7．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一再强调矛盾的诸方面不仅存在斗争性，而且存在同一性，亦即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连接、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性质；他还一再强调研究矛盾运动的相互联结的重要意义。机械的“一分为二”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8．《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第468、4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9．同注1，第31页。

10．同注8，第444、445页。

11．同注8，第443页；这原是一个复句，袁先生引用时把它删掉了。按，本段引用的袁先生之语，其出处同注1，第32页。

12．同注8，第443页。

13．“成人的童话”一语，初见于鲁迅为望?霭覃《小约翰》译本所写的《引言》，最先用此语来指称金庸武侠小说的，应该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为金庸作品集所写的广告词。

14．36．同注1，第32页。

15．茅盾：《夜读偶记》，第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

16．32．同注1，第30页。

15．同注1，第31、32页。

17．18．35．徐国桢：《还珠楼主论》，第10页，第38页，第4页。正气书局1949年版。

19．28．[台湾]叶洪生：《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侠传〉探秘》，第23页，第94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21．孙剑秋的《女侠吕四娘》，我只见到1936年上海益新书局印行的第8版，初版时间未详。

22．时希圣这几个短篇收入《武侠笔记精华》，我见到的是1936年上海新民书局的再版本，初版时间未详。同类题材的武侠笔记小说，在1923年后仍然出版得很多。

23．坊间印本“王”作“玉”，误。

24．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中的《原侠及其精神》和《中国武侠小说的孕育》两篇，对此曾作较详细的申论，本文不赘。

25．白羽：《话柄》，天津正华书局1940年版。

27．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第293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9．徐士年：《略谈唐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见《唐代小说选》第17页，中州出版社1982年版；按此文为该书代序，实际写作时间为1957年1月。

30．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郑逸梅：《南社丛谈?前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