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性时代

　　在确立了君主立宪统治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18世纪中叶发生了工业革命，手工工场向使用机器的工厂阶段过渡，经济迅速增长。在国内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这时期的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全欧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把启蒙教化民众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推崇人的理性万能和至高无上，以理性检验旧的制度、传统观念，依赖科学、经验和理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恩格斯语）。

　　在崇尚理性的文化环境中，英国文学中自德莱顿开始的古典主义蔚然成风，在18世纪上、下半叶分别以蒲伯和约翰逊为代表人物。在前期出现的新的散文文学：期刊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也具有启蒙的性质。在中期，特别是40到5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取得辉煌成就。到18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的文学潮流：感伤主义和前浪漫主义，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的不满，预示着英国文学中新的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的到来。

　　二古典主义：蒲伯

　　亚历山大·蒲伯 （1688——1744）出身伦敦布商家庭，家中都是天主教徒，遭受到政治上的岐视。蒲伯从小体弱多病，终生为病痛、残疾所苦。但是他自幼聪颖，16岁时模仿维吉尔作《牧歌》，赞颂乡间朴素宁静的环境，诗才引起注意。1711年，蒲伯出版著名的《批评论》，建立了诗人的声誉。他进入文学圈，结交著名作家斯威夫特、艾迪生等人，组成了“马丁纳斯·史克利白列瑞斯俱乐部”。他以写诗和翻译为生，是当时文学界中心人物之一。

　　《批评论》以双行押韵体写作，深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的影响，宣扬古典主义诗论。蒲伯感概文学批评缺少真正的趣味，推崇荷马、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诗艺，认为“模仿自然就是模仿他们”。他文中的主要论点来自贺拉斯和布瓦洛，新意不多，但表达机智、精辟，《批评论》成为英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宣言性著作。但是蒲伯不是古代作家和批评原则的盲从者，在开始于法国、持续到18世纪早期的英国的古今之争中，他以理智的态度进行评判，对不守“三一律”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非常尊敬。

　　《卷发遭劫记》（1712）是“模拟史诗”，故意以伟大的风格处理琐细的题材，产生谐谑而讽的效果。伦敦上流社会两个贵族家庭由于彼德爵士偷剪了摩尔小姐一绺头发而失和，蒲伯为缓和他们之间的敌意而作了这首诗，自称是游戏工作，“仅供几位年轻女士消遣。”他使用古典史诗的所有技巧，诗中的神抵介入、精灵出没、对战争的详尽描写、繁复的荷马式比喻的运用，而叙述的全部故事只是美女子贝林达如何被一位男爵偷剪了一绺秀发，极尽小题大作之能事，表现出贵族社会男女懒散、无聊的生活的讽刺性图景，尽管这讽刺是温和、幽默的。浪漫派诗人拜伦的《唐·璜》描写贵族空虚生活的片断明显地受到蒲伯的影响。

　　《悼一位不幸的女士》 （1717）和《爱洛绮丝致阿贝拉德》是蒲伯早期著名的短诗。前一首诗感叹一位自杀的女子的早逝，联想到人生命运的无常；后一首诗讲述发生在中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古典主义文学常见的道德与热情冲突的主题，两首诗都悱恻动人，抒发了浪漫主义情感。

　　蒲伯擅长讽刺诗，他把《群愚史诗》（1728——1743）看作自己主要作品。诗人尖刻地讽刺了他在文学上的敌手，在愚笨女神发起的娱乐活动中，批评家叫作家朗诵作品，没有一个人能免于酣睡。诗中牵涉当时文坛上派别间纠纷和个人恩怨，但也以启蒙精神写出18世纪早期文学生活的讽刺性场景，反对“愚笨”、“空虚”和无知。与这部作品大约同时写作的《拟贺拉斯的讽刺诗与书简》 （1738），模仿贺拉斯笔调，其中包含许多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批评性评判。诗人反对盲目崇古，既称赞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拉辛、高乃依，也赞扬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本·琼生、斯宾塞、弥尔顿、德莱顿及同时代的艾迪生、斯威夫特等。

　　蒲伯后期的重要著作是《人论》（1733—1734）、《道德论》（1731—1735）和《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1735）。书翰体诗《人论》是首哲理诗，反映了诗人的哲学、伦理观点。他接受自然神论影响，认为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反映了当时流行在上层人士中的保守的哲学信念。他在诗中对人性进行探讨，认为人性中有自私和理性的成分，上天意旨“把自私与公益合而为一”，“上有美德才是人间的幸福”，表现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特点。诗作内容上多属老生常谈，但有很多警句，作者自称他的伦理学系统“中庸而不矛盾、简明而不残缺”。另一部书翰体的《道德论》也表明了实用的道德观，显示了诗人的讽刺才能。《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是蒲伯的自传和自我辩护词，针对有人对他著作乃至人身、品德的攻击而作，风格的口语化，讽刺犀利。

　　从1715年到1726年，蒲伯还致力于翻译和编辑工作，按照古典主义文学趣味自由译述了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

　　蒲伯在18世纪享有崇高声誉，对其他诗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使由法国而来的古典主义传统光大，善于以议论和哲理入诗，表现出理性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而他运用英雄双韵体的娴熟和完善，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三 “寓教于乐”的期刊文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报纸、杂志、新闻小报，但在复辟后出版受到了限制。1695年议院废除了出版物审查法，加上政治斗争的需要、城市的发展、读者的增多、物质条件的便利，促进了期刊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办过期刊，比如笛福办《评论报》（1704—1713）、约翰逊办《漫游者》、菲尔丁办《修道院花园杂志》，而其中最有影响、文学价值最高的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办的《闲谈者》（1709—1711）和《旁观者》。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是教师的儿子，在卡脱豪斯公立学校与斯蒂尔结成好友，在牛津大学接受了古典教育。1699年起他在欧陆游历，准备在外交界服务。1704年出版的《远征》一诗，歌颂英军在布伦宁附近的胜利，为他带来声誉和升迁。170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助理，第二年任国会议员，1709年任爱尔兰总督秘书。他虽然随着辉格党的失势失去过职位，但1714年又随辉格党的得势得到新的任命。他的文学活动还包括古典主义悲剧 《凯图》，上演获得了成功。

　　理查德·斯蒂尔 （1672—1729）生于都柏林，在公学与牛津大学时代与艾迪生同学。他大学未毕业便参加军队，生活放浪不羁，在教诲性小册子《基督教英雄》中作了忏悔。他写过几部喜剧：《葬礼》（1701）、《撒谎的情人》 （1703）、温柔的丈夫》（1705）及《互相谅解的情人们》（1722），这些伤感喜剧不同于复辟时期喜剧的轻佻，在对婚姻、爱情的描写中表现了中产阶级的道德纲，符合作者自己“使文学净化，使舞台道德化”的意图，他出版政府报纸，当过国会议员，但因为拥护汉诺威王室继位被逐出议院。1714年随着乔治一世登基，他奉派为朱瑞街戏院经理，第二年被封为爵士，再任国会议员。1718年，他与艾迪生因为政治问题的意见发生分歧而反目。

　　尽管艾迪生的悲剧和诗歌、斯蒂尔的感伤喜剧都有成就，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期刊文学，尤其是《闲话报》和《旁观者》。

　　《闲话报》每周出版三期，主要为斯蒂尔所编辑。在从1709—1711出版的271期中，斯蒂尔写作188期，艾迪生只写42本期，他们合作了36期。斯蒂尔借用斯威夫特用过的笔名“以撒·毕克斯塔夫”作为报刊编辑人，这位“说闲话的人”，向读者讲述社会上的种种趣闻，“暴露不合宜的生活艺术，去除狡诈、虚荣和矫揉造作的伪装，举荐服装、言谈、举止的朴素性”，指导与娱乐兼有。作者在特写中讽刺社会上种种恶习与缺陷，如赌博、决斗等，讽笑寄生与空虚无聊的生活。作者常探讨合宜的举止、趣味，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思想、修养、礼仪的规范，往往以有趣的故事、插曲来说明这些教导。这些满足新兴阶级对新的社会生活准则的迫切要求的特写大受欢迎。

　　《旁观者》有蒲伯等文人撰稿，但主要是斯蒂尔和艾迪生两人合作。编撰人自称为“旁观者”，喜欢观察人事和思考，但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旁观者》从1711年3月到1712年12月刊行，在1714年艾迪生又复刊，出版了几十期。刊物继承罗马诗人贺拉斯“寓教于乐”传统，努力使读者“受教训而不觉其苦，使他们享乐而不失其为有用” （艾迪生语）。

　　《旁观者》相当广泛地讨论了社会上各种问题，谴责迷信，嘲讽矫揉造作、伪善、酗酒及各种行为不检，规劝人们节制、慈善、加强精神修养、注意举止得当。无论谴责、讽刺还是规劝都是温和的。许多实用的提议、诸如如何少关注服装等外在形式，更注意内心修养如何调适婚姻关系、如何不在健康问题上自扰等，又使以有趣但简短的故事或人物素描。其中最有趣的部分便是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等俱乐部成员为中心的文章，它们虽无连贯的叙述线索，但人物反复出现。罗吉爵士是位靠地产生活的乡下绅士，守旧，但天性纯朴，为人正直。特写中写到他去教堂作礼拜、到巡搜审判庭、去伦敦看戏、向寡妇求婚，最后病故。这位爱发表意见的乡绅来到伦敦，对都市里的风俗人情颇多指摘。斯蒂尔与艾迪生共同创造的这个人物，成为英国虚构文学中最著名形象之一。特写中还描述了崇尚勤俭的商人安德鲁·弗利波爵士、军官塞特雷上尉、时髦青年威尔·亨尼康，他们各自独特的性格和语言风格。这些特写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对英国近代小说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艾迪生还写了很多文艺评论片断。他是介于古典主义与浪漫运动之间的批评家，受到古典主义理论影响又称赞并不守规矩的莎士比亚，依古典主义品味系列评点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他注意民歌，对中古民谣《彻维山追猎》的分析论文又引导了浪漫派重视民间文学的趋向。

　　《闲话报》和《旁观者》在英国期刊文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斯蒂尔与艾迪生对人物性格塑造、对社会风俗幽默而略带讽刺的评点等，都有内在价值。斯蒂尔喜欢诉诸感情，艾迪生善于说理，他们的风格特别是艾迪生的风格，被认为是简炼、自然、口语化的散文典范。

　　四 鲁滨逊和格列佛来到的新领域

　　小说是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古典主义盛行时期，史诗和悲剧才是正统文学作品的形式。小说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兴起的新的文体。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骑士传奇、意大利的以《十日谈》为代表的短篇故事、英国的描写下层人物冒险经历的故事和人物特写，都是形成近代小说的重要因素。18世纪的英国，报纸刊物纷纷出现，能识字、有闲暇的读音大量增加，提供了近代小说发达的环境。现实主义小说由笛福、斯威夫特开其端，在40、50年代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菲特的创作中达到兴盛，在60、70年代又有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和哥尔德斯密的创作，稍后，在世纪末，还出现了“哥特式”小说和风俗小说。

　　丹尼尔·笛福 （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一生的经历与冒险，比起小说中主人公也毫不逊色。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在为不信国教者设立的学院中学习。他没有遵从父愿当牧师，而是当了内衣经销商，也经营烟酒和羊毛批发，他因商务到过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在商务成功的同时，他对政治也很感兴趣。1685年，他参加了试图将蒙茅茨公爵推上王位的活动。1688年，他加入了威廉三世的军队。3年后，他经商破产，数年内六度涉讼。但不久他又东山再起，经营砖瓦生意，并涉足政治。他的小册子《略谈各种计划》（1698），提出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改革意见，诸如倡导养老金、所得税、保险和救济、设立妇女学院等，在小册子里赞成辉格党的重商政治。他的政治讽刺诗 《土生英国人》（1701）反驳对威廉王是外国人的非议，攻击英国贵族氏族世系，大获成功，使他成为政府商业等事务的非正式顾问。

　　1702年，针对当时开始的对不信国教者的歧视，笛福写了《处理不信国教者的捷径》，假托国教教土之口主张绞死所有不信国教者，被捕入狱，被判处罚金和枷示三天。笛福写了《枷刑颂》交与朋友散发，为他诗中表露的勇气和幽默而打动的群众向带枷示众的笛福献花。

　　获释后笛福出版了《法兰西与全欧政事评论》（1704—1713），假托专门讨论国外政治事件来评说英国时事，发表对生活、风俗、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等问题的评论。他的政治态度摇摆于两党之间，为政府担任过间谍，为不同期刊写稿，同时支持辉格党和托利党。他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是由利益主宰，“都不过是伪装、装模作样和丑恶的虚伪而已。”

　　1719年，将近60岁的笛福创作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行》，获得极大成功。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启发了笛福。1740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克与船长争吵后自愿要求留居智利之西一个荒岛上，四年半后才被过往船只救走。斯梯尔在他的报刊《英国人》上刊载了这个故事。笛福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参考当时众多旅行书，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以入情入理的情节、细致的细节描写进行创作，仿佛是亲历者叙述真实的事件，没有虚构感，赋予这个冒险故事丰富的意义和无穷的魅力。

　　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鲁滨逊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离家出走去海外经商。他被摩尔人的海盗船俘获，在几年奴隶生活后逃脱到巴西，当上了小种植园主。为增加劳力，他去非洲贩运黑奴，途中航船遇难，鲁宾逊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无人的荒岛。小说的第二部分写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这是小说中被人们广泛阅读的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鲁滨逊很快战胜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工具和残余食物等，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努力。他建造住所、猎取食物、种植谷类、驯养山羊，努力接近文明生活。在第23个年头，他从来岛上举行人肉宴的土人手中救出一个土人俘虏，为他取名星期五，得到一个忠实的奴仆和朋友，最后终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离开荒岛。小说的第三部分记述鲁滨逊以后的一系列冒险。他成为巨富。仍不停地航行经商，他住过荒岛人口大大增加，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之邦。

　　鲁滨逊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英雄，有信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不安现状，总在行动、在追求。他有勇气和意志去面对苦难，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拆不挠的毅力。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做成一只独木舟，却无法下水，他又开始重建。他努力求生存，更努力地求发展，渴望新生活，他行动的动力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渴望。他是自然的征服者、劳动者的创造者，也是野心勃勃的资产者、殖民者。

　　在小说艺术上，《鲁滨逊漂流记》最大的特色是真实感和生动性。笛福对鲁滨逊岛上活动的精细描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作者又写了关于鲁滨逊故事的第二卷、第三卷，都大为逊色，特别是第三卷，充满议论，不象一部小说了。

　　笛福的小说属于流浪汉小说类型，叙述人物通过冒险达到顺境的经历。 《摩尔·弗兰德斯》（1722）是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摩尔是女贼的女儿，生在狱中，由一个好心人收养。长大后她受人欺骗，经历多次婚姻，在生活无靠情况下，沦为娼妓、成为窃贼，被流放到美洲，但最终获得幸福婚姻。一个处在邪恶冷酷社会中的弱女子，不得不用原始的手段来寻求活路。通篇以摩尔率真、坦白的口吻叙说，让人感到应该受谴责的是社会。《辛格顿船长》（1720）、《杰克上校》（1722）和《罗克萨娜》 （1724）都写人物命运的起伏。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力图致富，但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采用犯罪或冒险行为去实现愿望。清教徒的道德感促使他们进行道德反省、产生悔恨，真诚地决心向善，但现实不久又改变他们。笛福真实地描绘出处于急剧社会变化中人们道德价值观上的困惑。

　　笛福反映生活的写实、逼真性在他的《疫年杂记》（1722）、《骑士的回忆灵》（1724）中都表现出来。在《疫年杂记》里，他鲜明地描写了1665年伦敦瘟疫造成的恐慌，笛福在瘟疫蔓延那年只有五岁，他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想象而并非记忆来创作的，但描写真实，仿佛是目击者的现身说法。

　　笛福从新闻写作与时事评论转向小说创作，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为基础。他以写实的态度，浅显通俗的文风，写出了反映现实、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作品，被看作“英国小说之父”。约拿生·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家境贫穷，依靠亲戚帮助，进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成为退休外交官威廉·谭普尔爵士的秘书。1695年，他加入教会，在北爱尔兰吉尔鲁特教区当牧师。1697年，他写了《书的战争》，参与文坛上激烈的“古今之争”。斯威夫特接受了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倾向于古代作家，在他假托伊索之口的寓言中，把古代作家比作蜜蜂，向自然采撷酿蜜。《桶的故事》 （1696）讽刺了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作品主要部分是一个寓言，代表基督教的父亲遗给三个儿子每人一件外衣，分别代表天主教、国教和清教的三个儿子锁起父亲的遗嘱 （指《圣经》），更改起外衣（代替基督信仰）。两个弟弟感到后悔，想恢复外衣原来的式样（暗示16世纪宗教改革），二弟马丁（国教代表）想取下外在饰品，保留服装完整，而三弟杰克 （清教代表）在清除过程中损害了外衣本身。斯威夫特讽刺了各种教会派别，在他早期作品中，已表现出幽默、讽刺才能。1710—1714年，他为托利党服务，编《考察者报》，写政论。他与当时著名文人艾迪生、斯蒂尔、蒲伯等人交往，加入“马相纳斯·史克利的列瑞斯俱乐部”。1713年，斯威夫特在托利党失势后从伦敦回到爱尔兰定居，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终生。

　　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从于1720年开始，斯威夫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攻击英国的殖民政策，成为受爱尔兰人民拥戴的爱国志士。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假托布商之口，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伍特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一个温和的建议》 （1729）是斯威夫特这时期小册子中最辛辣也最著名的作品。面对爱尔兰普遍的贫困，有人建议准许法国来募兵，有人建议移民到澳大利亚为仆，愤怒的斯威夫特则以“反语”建议把儿童养肥，作为富贵人家的美味佳肴，人皮可加工为手套、皮鞋，发、骨也有销路，唯有此法才能解救贫穷的爱尔兰。作者始终以一本正经的态度提议，正是这种表面的平静让读者倍感现实的冷酷残忍，激起心中的愤慨。斯威夫特一生写了不少诗，在《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739）诗中，他表现出为爱尔兰自由而努力的自豪心情。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创作大约开始于1720年，出版于1726年，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英国医生格列佛的航海飘流旅行记录。

　　“羚羊号”商船上的外科医生格列佛因船触礁，飘流到利利浦岛岸边，被成千的六寸高的小人俘获。岛上的万物只是现代世界的缩小，显出了荒诞、讽刺意味。国王只比臣民高一指甲盖，却以宇宙统治者自居。大臣显贵们以他们在离地12寸的绳子上跳跃表演的本领来获取职位。小人国里党争十分激烈，因鞋跟高低而分为势不两立的高跟党和低跟党。宗教纷争同样激烈，因吃鸡蛋时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分成了彼此对立的两个教派，不仅引起长期内战，还引起与邻国不来夫斯古的长期战争。作者对英国国内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竞争、天主教与新教宗教纷争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巨人世界看人世间的纷争是如何琐细无聊、荒唐可笑。

　　格列佛离开“小人国”后的第二次旅行到了布罗丁奈，这里的居民的身高是他的12倍。格列佛被作为玩物送进了宫廷，他向国王夸耀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国王则加以质问和抨击，认为英国的历史是 “一大堆的阴谋、混乱、谋害、屠杀、摧残、革命和欺骗”，作者借此对英国政治的腐败和战争的残忍加以谴责。大人国里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国王贤明而正直，法律利于民，改良民生的实学受到重视。

　　格列佛的第三次游历来到飞岛、巴尔尼巴比、巫人岛等地。飞岛拉皮他上的国王和贵族整日沉思默想。巴尔瓦巴比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里的研究更是荒唐，科学家们研究从黄瓜提炼阳光，自上而下地造房屋，把大理石软化为枕头等项目。巫人岛的总督精通魔法，召来鬼魂，格列佛得以与古代圣贤交谈，发现史书上对事实诸多歪曲。这部分内容比较驳杂，讽刺了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英国的各种制度。斯威夫特把英国国会对照于古罗马之老院，称国会“是一群小贩、扒手、强盗和莽汉的集会”，认为达官显贵们是靠“变节、压迫、贿赂、欺诈、诱奸以及其他类似的肮脏行为”获取高官厚禄的，哀叹数百年来人的堕落。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来到“慧骃国”。慧骃是马形的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友爱、节制、勤劳、生活在宗法制社会里，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豢养的畜牲人形的“耶胡”，贪婪、凶恶、嫉妒、淫逸、好战，有着人类的一切劣根性。格列佛与楚慧骃交谈，讲述英国的社会情况，遭到他们的否定。格列佛想终老于楚慧骃国，但被逐出。

　　《格列佛游记》以幻想性的情节，对英国18世纪初期的整个社会，从政治、宗教、法律、军事到科学、哲学状况，都进行了讽刺、批判。在批判中，特别是在最后一卷，作者透露出悲观恨世情调，格列佛回到英国看到他的亲人、同伴，因联想到“耶胡”而感到难以忍受。但斯威夫特并不是一个厌恶人类的人，他描绘人的恶习、弱点，但依然有悲天悯人的人物，说“我想尽我的绵力来使英国的耶胡们的社会变得好些……”。

　　如果说笛福的小说力求形神的逼真，那么斯威夫特的小说则把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尤有童话色彩。他充分发挥想象，虚构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与场景、情节，但始终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我们在格列佛的奇异旅行地中，看到的总是英国社会的反映。小说对讽刺手法的运用非常杰出，有善意的幽默、有辛辣的讽刺、有刻薄的嘲弄，象征影射、反语、夸俗、对比等，比比皆是。斯威夫特作为古典主义者，具有语言上的高度修养，他的文学简洁清晰，准确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