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彩陶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可以说，仰韶文化彩陶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缩影。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通常是以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on)首次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继而提出仰韶文化为标志的。研究仰韶文化、研究彩陶，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常常念及的重要课题，仰韶文化的彩陶研究常议常新。根据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彩陶的研究状况，可以将迄今为止的仰韶文化彩陶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期(1921—1949)

  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发现彩陶片与石器共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同年6月，安特生在辽宁省锦西沙锅屯遗址中又一次发现了彩陶，并发掘了沙锅屯遗址。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主持发掘了仰韶村遗址。他又陆续调查了不召寨、秦王寨、池沟寨等遗址，结合这些调查资料命名了仰韶文化。这些工作带有开拓性质，摆在安特生面前的是考古学的处女地。从1923年春天开始，安特生西行至甘青地区，采集并收购了大量彩陶，安特生本人也悄然由地质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1923年，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的《中华远古之文化》发表。1923—1924年，安特生又在甘肃一带作了考古调查，且曾作试掘，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存。1925年，他发表了《甘肃考古记》，把甘肃的远古时代分为六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调查彩陶遗存的考古活动。1926年初，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人类学家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省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同年10月至12月，李济主持了西阴村的考古发掘，也发现大量彩陶片等遗物。

  这一时期涉及仰韶文化彩陶研究的著作，除了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外，还有瑞典学者阿尔纳的《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六期说，安特生在《中国史前史研究》《河南史前遗址》中又加以细化和补充，一时间流传甚广。但是，早在1937年，尹达就产生疑问，并写出《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抗战结束后，这篇文章才于1947年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上发表。

  1946年，裴文中《中国之彩陶文化》一文，将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区分开来，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区，提出了彩陶研究的三个问题：彩陶的绝对年代、彩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彩陶文化的起源。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彩陶研究应运而生，但前进的过程中仍步履维艰。

  初创期(1950—1965)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黄河流域进行了广泛调查和发掘，得知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西达渭河上游，南及汉水，北抵河套。这一区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并在陕西和河南重点发掘过十几处。例如，陕西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邠县下孟村，华阴横阵村，华县的泉护村和元君庙等遗址;河南有三门峡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的后庄王和林山寨等遗址。在这些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彩陶，尤以西安半坡遗址和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数量最多、内涵丰富，也最为引人注目。

  195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被重新发掘，但发掘者仍然认为仰韶村存在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混合文化”。1954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西安半坡遗址进行发掘。此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华阴横阵村和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大面积发掘，都出土了大量彩陶。其中，《庙底沟与三里桥》和《西安半坡》两部发掘报告中公布的彩陶资料最为丰富，研究也最为系统，因而也最引人注目。

  这一时期，关于原始彩陶的研究有两本著作引人注目。一部是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图室编写的《彩陶》;另一部是1957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这两本书虽然只是小册子，却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仰韶文化彩陶的制作、施彩技术、图案的装饰风格以及彩陶用途等，可以说是综合性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

  这一时期关于彩陶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石兴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杨建芳《庙底沟仰韶遗址彩陶纹饰的分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等。此外，苏秉琦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专门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进行分类、构图的专门研究。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对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进行详细的分类与分期研究。这一系列发掘与探索，掀起了彩陶研究的高潮。

  发展期(1972—1999)

  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发掘和再发掘工作。例如，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郑州大河村和西山城址、邓州八里岗、汝州洪山庙、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这些发掘工作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彩陶资料，促使彩陶研究进入发展期。

  在彩陶研究方面，严文明《〈鹳鸟石斧图〉跋》剖析了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彩陶图，认为这是“鸟”集团战胜“鱼”集团的写照。他还在《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中，以考古发现的真实材料，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提出中国的原始彩陶不是西来的，而是西去的。何德亮最早对大汶口文化彩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将彩陶的发展划分为早、中、晚三大阶段，认为大汶口文化彩陶深受庙底沟文化影响，随后影响了北方的小珠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但与青莲岗文化的联系较弱。

  20世纪80年代，李湘生分析了仰韶文化彩陶的制作工艺，指出仰韶文化彩陶的原料来自黄河及其支流自然淘洗沉淀的黄黏土和红土。他还把彩陶成形工艺分为两大类、五种方法，通过模拟实验，认为半坡时期已经出现了轮绘技术，马家窑文化时期轮绘技术已经十分高超。栾丰实认为，大汶口文化彩陶源自北辛文化彩陶，北辛文化的彩陶是在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吴汝柞和牟永抗认为大河村文化白衣彩陶和复彩的出现与发展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庙底沟文化中由圆点、直线、弧边三角构成的花朵纹也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最早对大汶口文化彩陶进行专门研究的，是1978年南京博物院编的《江苏彩陶》一书。该书将江苏彩陶的发展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深入分析了每一阶段彩陶的器形、纹样、色彩的特征及分布区域。此外，该书还简要讨论了江苏彩陶与仰韶文化彩陶的关系，认为植物花纹类纹样直接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产生。此外，袁广阔《河南史前彩陶》、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彩陶》、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著《青海彩陶》等，以及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一书涉及仰韶文化彩陶研究的部分，都对推进彩陶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

  此外，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认为，“花”与“华”为同音，今日所言之“华人”，实为“花人”。这里的所谓“花”，放在史前文化中来看就是庙底沟文化的花瓣纹。

  兴盛期(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也较为兴盛。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庙底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中，不仅发现了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西王村类型文化和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诸多遗迹，而且出土大量彩陶。

  此外，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文化和彩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位于郑州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该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遗址性质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阎村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彩陶。

  这一时期的彩陶研究也较为繁荣。如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通过对鱼鸟彩陶图的分析，认为其反映了“鱼”集团与“鸟”集团从战争到和平的过程。张宏彦《从仰韶文化鱼纹的时空演变看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来源》坚持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来源于半坡类型。这一时期又出版了一些研究史前彩陶的图录和专著，如张力华主编《甘肃彩陶》、王仁湘和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华夏之花——庙底沟彩陶选粹》，可以使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各地的史前彩陶艺术。除这些图录之外，还出现了彩陶研究的学术专著。

  综合性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著作有两部。一是王炜林主编的《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该书再次强调了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的重要性。该书认为，“鱼鸟”融合，绽放成“花”，成为庙底沟文化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母题。二是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专门研究仰韶文化的重要阶段——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此外，朱雪菲根据博士论文撰写的《仰韶时代彩陶的考古学研究》、赵春青和贾连敏主编的《彩陶中国——纪念庙底沟遗址发现60周年暨首届中国史前彩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均值得一读。陈星灿先生主编的《中国出土彩陶全集》于2021年出版，分为十册，收录了2000多件彩陶，是仰韶文化彩陶研究基础材料的全国性精品汇集。

  仰韶文化彩陶研究不仅是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历史与艺术界的工作者对距今7000年至5000年原始艺术品的探讨，而且对于追寻中国历史根脉、总结中国史前社会的艺术规律，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