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张先生，您好！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张：不客气，都是老朋友了，随便聊聊吧。

 

　　王：2011年您整理的《翁心存日记》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为学术界为翁氏研究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翁氏家族文献的？

 

　　张：关注翁氏家族文献，要从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家族文学说起。2001年，我跟随陶文鹏先生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宋代晁氏家族与文学》（2004年完成，其主体部分以《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名，200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宋代家族文学的过程中，我感到尽管宋代文献已较前代大为丰富，但缺失仍多，许多想法无法得到文献的有效支撑，许多细节还只能依靠悬想或推测，心里感到不满足，产生了到文献更为丰富的清代去探一探的念头。恰好2006年文学所与遵义市联办“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是关于晚清大儒莫友芝的研究论文，于是想能不能就莫氏家族做做文章？我个人的治学习惯是一切先从文献做起，而且要挖深井，文献不掌握八八九九一般不动手。在蒐辑莫氏家族文献的过程中，我惊叹其文献的复杂与丰富，同时又发现莫友芝交往的对象中，有不少令我更感兴趣的家族，常熟翁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家族，门第辉煌，命脉绵远，影响巨大，在家族研究中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于是我一方面将蒐辑的莫氏文献陆续整理为《宋元旧书本经眼录·郘亭书画经眼录》（中华书局2008年）、《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一方面开始调查搜集翁氏家族文献，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起点，应该略后于对莫氏文献的关注，大约是在2007年。不过，无论关注莫氏文献还是翁氏文献，都可说是我研治家族文学的自然延伸。

 

　　王：日记整理前后花费了多少时间？能否请您回顾一下《翁心存日记》整理的过程？

 

　　张：日记整理前后大约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翁同龢是被学界关注的重点，谢俊美先生等人已经捷足在前，但他那本《常熟翁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却给我提供了不少翁氏家族其他成员的线索。特别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身为咸丰朝体仁阁大学士，又是翁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却长期乏人关注，而且其文献遗存量庞大，除《知止斋诗集》十六卷刻本外，其他均系稿钞本状态，无人整理，我有责任也有兴趣把其文献先整理出来。因此大约自2007年下半年，我已在国家图书馆借阅《知止斋日记》胶片，并开始整理了。不过由于当时还承担有国家课题《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又分心于莫友芝文献，因此翁心存日记的整理是断断续续的。2009年年初，我的国家课题结项，莫氏几种文献也先后出版，才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翁心存日记》的整理中。

 

　　整理过程十分艰苦，因为从我居住之处到国图来往路上要花三个小时左右，而且去国图时是上班高峰，回家时又逢下班高峰，公交车上拥挤不堪，根本没有座位，一天下来，身心极度疲惫。由于去趟国图不容易，就特别珍惜时间，中午一般不出去吃饭，怕耽搁时间啊，但常饿肚子也不是办法。后来国图的朋友、《文献》编辑部的张燕婴和张廷银出了个主意，由张燕婴中午去食堂吃饭后再买两三个包子带回编辑部，然后打电话叫我过去。他们的办公室在四楼，我看书的善本室在二楼，这样来往方便，吃包子又不费时间，一般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真为我解决了大难题。我现在见了张燕婴还开玩笑：“我可欠了你一千多个包子呵。”

 

　　就这样，到了2010年下半年，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我所在的社科院不坐班，但我所在的《文学遗产》编辑部每周要求上两天班，我就常常早去晚归，尽量在那两天里干完单位所有的工作，以保证有较充分的时间去图书馆。那两年我可能是在国图善本室出现频率最高的读者，后来被善本室的同志推荐，获得了国家图书馆2010年度的“文津读者奖”（共十名）。

 

　　翁心存日记整理完成后，由于疲惫，兼之长期伏案，颈椎、腰椎都出了毛病，我一度不想做人名索引。但刘跃进老师、陆林老师他们都说大规模的文献如果没有人名索引，将不便利用，价值也就小了一半，我爱人也极力怂恿，愿意帮忙整理，因此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做了。从文献整理规范的角度和之后读者的反映看，当时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另外，日记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华书局俞国林兄的大力支持，他作为责任编辑，不仅正我疏失，而且为我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如为了不影响出版速度，他先排印出日记正文进入编校程序，同时耐心等待我做人名索引；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他又为我出了不少好主意，如以人物出现的日期而非出版物的页码为索引内容，就出自他的建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记的整理及出版，不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众位师友的合力促成的。

 

　　王：您认为《翁心存日记》的历史文献价值体现在哪里？

 

　　张：翁心存是道、咸两朝的重臣，他留下的日记达二十七册之巨，内容丰富，价值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因为：翁心存进士及第后，历职丰富，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1861）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因此，其日记也相应反映出道、咸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礼仪、吏治、民俗、天象、地理状况等。

 

　　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咸丰八年顺天科场案、咸丰九年户部官票案，在《翁心存日记》里均有不少记载，可以使历史事实得以更清晰地呈现；翁心存多次出任学政或典乡试，每赴一地，均于路程远近、驿站设置、地理风貌、年成分数，谷价低昂，吏治民情，兵防水利及一切时事详细记录，可以为研究科举文化、地理环境、地域风情以及农林水利等提供有用的信息。翁氏日记非常详细地记录各种礼仪制度以及恭理帝后丧仪、勘修陵墓工程的具体过程，可以为研究清代礼制和陵墓建筑提供诸多参考。翁氏日记所载名人佚事甚夥，如柳如是、杜堮、刘喜海、程恩泽、刘熙载等，可以为研究人物传记提供宝贵资料；翁氏日记当然还是研究翁心存本人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纠正古今人等诸多研究之失。举一个例子，如咸丰八年（1858），任陕甘学政的翁同龢奏请开缺回京调养疾病，有人认为其回京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肃顺借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迫害父亲，然据翁心存日记，知翁同龢回京确因足疾严重，抵京时间是咸丰九年四月三日申初，此时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还未发生呢。……以上不难看出，《翁心存日记》所蕴含的广阔和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翁心存日记》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利用和好评，这是令整理者十分欣慰的。如南京大学徐雁平教授就利用翁心存日记，统计出19世纪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达22天，纠正了以前自然科学工作者据《翁同龢日记》得出的10.4天的结论（见徐雁平《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等在“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利用《翁心存日记》,重建了19世纪中叶北京沙尘天气情况，分析发现当时北京年平均沙尘日多达31.36天,高于近60年来北京沙尘天气的平均水平，而19世纪中叶的北京沙尘天气中扬沙、浮尘和沙尘暴天气的构成和现代基本相似。他们认为《翁心存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录天气现象最为详细的历史天气日记，在气候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见杨煜达等《19世纪中叶北京高分辨率沙尘天气记录:〈翁心存日记〉初步研究》，《古地理学报》2013年第4期）再如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利用《翁心存日记》研究清实录的修纂和清实录馆的管理与运作，也有系列研究成果发表（见谢贵安《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第6期；《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光明日报》甚至将《翁心存日记》誉为“晚清第五大日记”（见《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3日克清《“晚清第五大日记”记了什么》），有趣的是，《新作文·金牌读写（高中生适读）》2012年第3期还将这篇文章予以摘编，作为高考热点押题素材，并评价说：“毋庸置疑，翁心存的日记是非常重要的近代文献，对近代政治、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也启示我们：记下所见、所闻、所感的点点滴滴，便能汇成一片大海，折射出时代、人生的诸多情状和滋味。”从中也可见出《翁心存日记》的多重价值。

 

　　王：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翁同龢研究，大多结合《翁同龢日记》展开，现在看来，这样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包括《翁心存日记》等文献资料的出版，您认为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拓宽翁氏研究的领域。

 

　　张：《翁同龢日记》自然是研究翁同龢本人最为重要的资料，然而仅有这些明显不够。因为日记固然重要，但因为个人习惯和目的不同，详略侧重各有差别，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因人而异。因此欲求对研究对象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还要关注研究对象的其他著述和研究对象之外的记载。如翁同龢的诗文、书信等，对于翁同龢研究也非常重要，但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仅以文献搜集而论，虽然《翁同龢集》已经尽了很大努力，还是难免遗漏，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见到过几封翁同龢书信，就没有收入《翁同龢集》，最近出版的赵平先生的《翁同龢书信笺释》（中西书局2014年），收罗了858通翁氏信札，是翁同龢研究的一大贡献。而翁同龢的很多题跋，散见于各种古籍中（我们文学所图书馆的古籍里也有翁氏题跋），如果有心人能够整理出一本《翁同龢题跋》，对学术界也是有益的事情。

 

　　研究对象之外的文献记载，以家族文献最为自然贴近。因为他既可以提供一种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他者视角，又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因此，欲要深入把握翁同龢本人，不研究其家族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我曾写过一篇《廉正传四海——论翁心存的廉政克己及其对翁同龢兄弟的教育与影响》，就利用了《翁心存日记》等其他文献，说明翁同龢的“廉政克己”渊源有自，是翁氏家族中人共同追摹的精神范式。常熟翁氏能够绵延百年，至今仍代有闻人，与翁心存对子孙的教育与影响是分不开的。

 

　　即使是非家族性的其他文献，对于研究翁同龢也具有重要意义，非家族性文献常能够拓展研究视角，带来不少新的发现。如《徐兆玮日记》的出版，就足以证明沈鹏的上书并非翁同龢指使，且翁同龢及翁家是极力回避和阻拦此事的；而且根据《徐兆玮日记》，我们还知道《瓶庐诗集》中有伪诗，如《题秦权拓本》（始皇御极吞六国）就是沈石友的诗而误为翁同龢之作；另外，翁同龢师友门生的别集中，有大量与翁同龢有关的文献，如康有为有《怀翁常熟去国》，俞明震有《游破山寺睹翁常熟师遗墨感赋》、《止翁氏墓庐谒常熟师墓》，郭曾炘有《翁文恭公生日师郑吏部邀同人陶然亭为瓶社第一集并出遗墨传观敬赋长句》，等等，不妨将之搜集起来予以研究。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翁同龢研究原来多在史学界内进行，但这并不正常。因为翁同龢不仅是著名的历史人物，还堪称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把翁同龢限制在史学视域里，是对翁同龢研究的窄化和矮化。如何从文学史、书画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对翁同龢做综合立体地透视，我以为是未来翁同龢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王：敬悉您在2011年整理点校《翁心存日记》、2013年整理点校《翁心存诗文集》，您不断在整理翁氏家族的文献资料。能否就此谈谈您正在进行的整理工作和计划？

 

　　张：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治学习惯是广泛收辑资料和挖深井。既然对常熟翁氏发生了兴趣，那么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就不过是开始而已，顺理成章，我要完成翁心存除日记之外其他著述的整理，从2011年始，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我将《翁心存诗文集》辑校完毕，交给凤凰出版社于2013年12月出版。这个整理过程的艰苦有别于《翁心存日记》，因为翁心存诗文资料不单藏于国图，还散见于上海和南京等地，一言难尽，就不多说了。该书一百万字，分五十卷，除诗歌中的十六卷有刻本传世外，其他三十四卷均从大量稿钞本中新辑而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如钱泳的墓志铭、乡试主考官的注意事项、顺天府尹的职责等。我的初步计划是将清代翁氏家族成员的所有文献逐步整理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编纂《常熟翁氏年谱资料长编》，以后争取写出一本在全面占有资料基础之上的《常熟翁氏研究》。受翁万戈先生和翁以钧先生委托，我现在已经初步整理出《翁斌孙日记》，预计明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我还请学界朋友整理出了《翁曾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今后，还拟在完成自己主要的编辑工作和科研工作之外，陆续整理翁同书、翁同爵、翁曾源、翁祥芝、翁之廉等人的资料，争取使未来的翁同龢及翁氏家族研究建立在一个更加清晰丰厚的文献支撑之上。

 

　　在整理翁氏家族文献的过程中，我感到常熟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而且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丰富，常熟市图书馆所藏古籍及乡邑著述的总量，在县级图书馆中首屈一指，是非常理想的区域文化研究对象。如果能选取若干甚至全部有代表性的常熟文化家族，将有关他们人生的全部信息都提取和标注出来，然后综合绘制图表，加以论析，家族史和区域史研究必将呈现出动态、立体、多元的生动图景。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职业、生理等各种因素对家族人员成长的影响，可望藉此图景窥见一斑。常熟历来有“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的说法，指的是清代常熟最有名的八个家族。我原来曾企图对这八大家族的资料全部予以整理和研究，但至今只写了本《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清代杨氏家族虽然只出过杨希铨、杨泗孙、杨崇伊三名进士，但其他家族成员也颇有闻名之士，如杨岱以孝义显，杨景仁以政功显，杨沂孙以书法显，杨圻以诗歌显，……仍无愧为名门望族，具有多方面综合研究价值。但由于精力有限，兼之本人兴趣时常转移，恐怕做完翁氏家族资料整理与研究后，对常熟其他文化世家不一定会重点关注了。如果有人能接着做下去，我将十分高兴。

 

　　王：您坚持不懈地整理翁氏家族文献资料，作为翁同龢的家乡人十分感谢您。同时，也恳请您谈谈常熟该如何开展翁氏文献的出版研究工作，以进一步提升常熟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

 

　　张：我们要相互感谢。在收集和整理翁氏家族文献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您与其他常熟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记得咱们是2009年1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的“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精品展”上邂逅的吧。当时我参观结束，看到门口有常熟桂花酒卖，就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到正好您守在那里。之后就结下了友谊，帮我在常熟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包括海虞翁氏族谱、杨氏宗谱、杨沂孙诗文资料等，同时我也得到了苏醒馆长与曹培根教授的不少帮助，如果说感谢，首先要感谢您和常熟人，“巧妇难为无为之炊”啊。

 

　　您说的“如何开展翁氏文献的出版研究工作，进一步提升常熟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我以为非常适时和重要。以前我们很多地方官员，宁愿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搞文化节、艺术节以招商引资，美名其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不愿花几十万元甚至几万元去搞扎扎实实的文化基础建设。但是我国现在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产业结构已由制造业、建筑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一味吸引和增加投资已不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而服务业的发展，与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不能靠短期的“文化秀”或开会喊口号，而要靠长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在其支持下的文化整理、文化传播与学术研讨来实现。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翁氏文献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应该成为常熟市文化基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常熟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开展方向。

 

　　王：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翁氏家族无疑堪称典型。在您整理翁氏家族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您认为翁氏家族的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启示？

 

　　张：人们提起一个地方，往往最先联想起这个地方都出了哪些名人，这些名人的家族怎么样？因此，文化名人和文化家族可说是一个城市或地域最醒目的文化名片。翁同龢不仅是晚清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名人之一，他的家族也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翁同龢及其家族展现出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立身处世，蕴含有非常丰富的正能量，具有很强的榜样性与践行性。这里略谈两点：

 

　　一是廉洁奉公。翁氏家族由寒士起家，后来渐至通达，出现两代宰执、两代状元、三世公卿、四世翰苑的盛况，但其家仍能保持本色，力戒奢靡，廉洁奉公。以两代宰执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为例，翁心存历官三十余载，却连一顶夏天避蚊虫的碧纱帐都没有，所挂朝珠也从未超过百两银子。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被开缺回籍，行前，友人门生纷纷厚赠，翁同龢大多回绝。《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记：“那琴轩来，厚赆，却之。荣仲华遣人致书，厚赆，亦却之。”《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亦记：“未刻到翁师处送程仪千金，辞不受。”荣禄（字仲华）是维新派的死敌，不收他的赠金可以理解，那桐（字琴轩）是翁同龢的学生，平日关系素密，而亦却之，只能说是其廉正个性使然了。这种严于律己的官员在当时是楷模，在现代社会更是了不起的榜样。

 

　　二是注重家教。翁氏家族非常注意家庭教育的作用，家长不仅以身作则，能够上承祖德，而且训启后人，将家族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如翁心存不仅清廉克肖乃父翁咸封，而且注意通过各种形式的家族教育，将这种优良传统灌输给子孙，以缅怀祖德，激扬后人。嘉庆二十五年，翁同书、翁同爵“皆失学”，翁心存“亲督课之”（《先文端公年谱》），道光十八年翁心存告养在籍，亦曾亲督课翁同龢及曾文等孙儿辈。除了亲课学业外，翁心存还常通过祭祀先人、编订先人文集、纂修族谱、耳提面命、文字训示等形式教育子弟。翁同爵、翁同龢兄弟训迪子孙，亦颇得翁心存教育的菁华。《翁氏家书》里收录了不少两人给后辈的信函，从其内容不难见出，克己知足、廉洁奉公、报国恩、扬祖德，已逐渐成为翁氏家族共同遵循和自觉维护的一种精神范式，家族子弟浸润其中，潜移默化，故能逐代传承，不坠家声。

 

　　我们今天高倡廉政建设，其方法不乏高明之处，但是家族教育始终是薄弱环节，不仅双职工家庭将子女教育推给了学校和各种辅导班，而且农村家庭，由于父母出外打工，出现了诸多空巢子女，其家庭教育更加得不到保障。而家庭教育无疑是人成长的最自然的摇篮，常常影响到人一生的选择。家族文化如何做为一种软实力，为家族成员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进而影响其精神结构和政治表现，常熟翁氏，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和借鉴。

 

　　王：2014年是翁同龢逝世110周年纪念。翁馆筹备创刊《翁同龢研究》，作为翁氏家族文献整理与家族文化研究专家，您对我们的刊物采编有些什么建议。

 

　　张：翁同龢纪念馆近年在推进翁同龢及其家族研究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与不凡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而创刊《翁同龢研究》，是对翁同龢研究的深化与提高，也可以更好地宣传常熟文化，我认为不论是当地政府还是研究者，都应乐观其成，乐于相助。

 

　　我个人对《翁同龢研究》的建议有三点：

 

　　一是注意开放性。不能关门办刊，办成区域学者自娱自乐的刊物。像翁同龢这样的人物，已经不单单属于常熟，而是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要团结全国和海外对翁同龢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加强沟通与联系，共同努力，将《翁同龢研究》办成有深度、有品位、有影响的研究型刊物。

 

　　二是注意持续性。不能办办停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是年刊，就要想法组织好稿源，如高稿酬、专题高端学术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等，都是吸引优质稿源的有效方法。另外出版时间要固定，在每年大致相同的时间段推出，给人形成系列印象，慢慢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使《翁同龢研究》发挥出“常熟文化之窗”的作用。人们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更好地了解常熟的文化；常熟也可以通过这扇窗口，展示和强化自己的文化软实力。

 

　　三是注意灵活性。刊名虽是“翁同龢研究”，内容不妨扩大至翁氏家族或常熟地域文化，但每辑要保持大多数文章是以翁同龢为研究对象，否则名不符实。可以采用栏目化，即每辑设立不同专栏，除“翁同龢研究专题”为主要栏目不变外，其他根据内容可设立“翁氏家族文化”、“常熟地域文化”、“翁氏文化研究通讯”等专栏。

 

　　最后，祝愿《翁同龢研究》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