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创作于1936年，到1937年夏天完成，共二十四段，并从1937年1月起在《宇宙风》连载。老舍说：“这是一部最使我满意的作品”。“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并没感到多少阻碍”。正因为如此，使得这部反映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品所揭示的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作品通过祥子追求个人理想的“三起三落”的过程和走向堕落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它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尖锐地提出了城市劳动人民如何争取解放的重大问题。
　　《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的形象。祥子是进了城的农民，他用老实农民的眼光看待城里的一切，用谋求个人发家的劲头来攒钱买车。他拼命出卖劳力，像一只“饿疯了的野兽”般地抢生意，生活过得极端的勤俭节约，甚至忍饥挨饿，在城市的花花世界面前毫不动心。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心理被描写得十分准确，他那么勤劳、淳朴、善良，连阿Q那点狡猾也没有。但是，这么一位纯朴可爱的青年，在黑暗的不公平的人世间，却被剥夺了作人的权利，变成了一个使人厌恶的丑类，一个吃喝嫖赌，掏坏耍赖，“没有了心”的真正的鬼，一头没有思想的走兽。作品通过祥子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希望、奋斗、幻灭”的三起三落的生动描绘，揭示了祥子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把祥子由人逼成了“鬼”。“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正是这些兵匪特务，社会渣滓，夺走了祥子的车，毁了他的理想，吞噬了祥子的灵魂，摘走了祥子的心，使祥子由人蜕变成了兽。作品在描述了祥子变懒，变成不讲理的“刺儿头”之后，作者点明，“穷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在描述了祥子眼睁睁地看着虎妞难产而死的悲剧场面之后，作者启示读者：“愚蠢和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祥子所走的个人奋斗的道路，是造成他的悲剧命运的主观因素。祥子是个城市个体劳动者，他的要强好胜的心胸是与他那小生产者狭小的眼界分不开的。他为自己描写的蓝图是没有别人在内的虚幻的个人小天地。他的挣扎，反抗是盲目的、孤立无援的个人奋斗。他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只能像盲人骑瞎马一样的苦奔，在黑暗中摸索着个人的路。他也曾从老马、小马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地有所醒悟，但是这也只能更加促使他拼命的赚钱，早一天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在他受到社会的迫害时，他无法解释清楚，只好归于命运，以“我招谁惹谁了”进行自我宽慰。正是这样一种狭隘的追求，把他紧紧地束缚住了，他的个人奋斗不过像老马所揭示的那样：“干苦活儿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子逮住，用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祥子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不但没有“飞起来”，反而堕落下去，成了“末路鬼”！
　　祥子的堕落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品多次细致地描写了祥子在每一次遭到打击之后，心灵深处展开的剧烈的搏斗。这是要强和不要强，做人还是做兽的拉锯战。第一次丢车后，祥子就不由地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就公道些。”有时候，他看到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但这时他买车的心火未灭，希望还在有力地鼓舞着他。他觉得自己设若一旦忘了买车的理想，就变成了“只是个会跑的畜生”。不，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畜生。第二次丢车后，祥子已彻底怀疑自己要强的心胸：“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有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这样想着,他就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希望的完全不同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没有甘心被削成“坏嘎嘎”，因为虎妞给他买的车，使他还存在着“拉车挣钱吃饭”，不依赖任何人的幻想。直到虎妞死去，像生命一样宝贵的车丢失之后，祥子的魂也就随之飘散。虽然对小福子的爱曾一度燃起他生活的勇气，但这种回光返照似的热情，在得知小福子的死讯后，立即化为灰烬。多少人生的经验在祥子心中铸成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走呢？”于是祥子那要强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不再有任何希望，任何追求，“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祥子堕落了。
　　祥子与虎妞的结合，是祥子悲剧的另一种催化剂。虎妞的特点是泼辣、粗俗、自私又有心计，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病态的产儿”。因为天生相貌丑陋，刘四又怕嫁她或招婿会使家产落入他人之手而不关心她的幸福，致使虎妞失去了青春，成了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加上长期与车夫打交道，没有接受良好的教养，结果使她养成了男性化、粗俗化的独特个性。她爱祥子，是觉得他年轻、健壮、老实又能吃苦，于是她使计乘祥子失落时勾引他。最后迫于无奈，祥子只能与虎妞成婚，被虎妞控制着，整天陪着她，即使祥子执意要出车，也规定祥子用半天时间陪她......尽管虎妞对祥子不乏真情，但这种自私的控制，使祥子“成了家就没有了自由”，丧失了人格，自尊与自信也消失了，祥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与生活的无望，最终失去了自己。
　　《骆驼祥子》的艺术，在老舍作品中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以明确单纯的情节结构，展现了具有深广社会意义的车夫的生活。作者自始至终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着笔下的主人公祥子。老舍说：“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所有写到的其他人物，都“因祥子而存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收获》1979年1月号）。祥子的命运便是全书的中心线索。作品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中心，一切围绕着祥子和他的车，通过祥子与兵匪，祥子与侦探，祥子与车厂主，祥子与虎妞等关系的描述，从各个侧面表现祥子的性格和命运。在众多的人事纠葛中，祥子与虎妞是最为强烈的一条线。一些次要角色，无论是刘四、曹先生、夏太太、二马祖孙、孙侦探等，都围绕着祥子的命运而出现，都服从于祥子形象的塑造。这种构思方法是比较坚实的。《骆驼祥子》中众星拱月地突出了祥子的形象，同时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虎妞、刘四等，也塑造得相当成功。同样围绕着祥子，描写了车厂、茶馆、大杂院、白房子，描写了军阀战争、工人的受剥削、进步知识分子的受迫害等等，让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有浓郁故都色彩的社会画面。
　　幽默、朴素又富有北京地方味的语言是这部作品的另一特色。老舍是幽默大师，早期的作品往往是刻意幽默，写《骆驼祥子》时决心不用幽默，但作品依然有这种风格，如对吝啬而善骂人的杨家，把蛮悍的张妈“收做了亲军”的描写，对虎妞逼祥子喝酒，那“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祥子脖子下走去的描写，等等。但全书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在语言上，作品以朴实明畅的语言，代替了过去有时失之油滑的诙谐。由于作者能从容地调动北京的口语，就使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恰当，活泼的味儿”，像“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之类的北京地方语言，不过老舍不是一味地追求北京味，而是语因人异，既地方化又人格化。
　　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小说的又一特色。祥子沉默寡言，不与人交际，“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议论”。这种性格，使老舍只能用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内心世界，高妈鼓励祥子放帐，利益使祥子心动，可做起来为难；一是面子上事，自己求别人，“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祥子终因性格的局限，没敢走这条路。
　　《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生于四十年代后期完成的长篇巨著。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一百章，八十余万言。它描写了从1937年“七·七”事变和1945年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这八年间，北平城小羊圈胡同以祁家为中心十几户人家、一百余人的心理和遭遇，倾吐古都人民的亡国之痛，亡城之难和不可征服的民族魂，气魄宏大而抒写从容，人物众多而面目清晰，文字平易而文气沉郁，确实是一部笔端蘸着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写成的“痛史”和“愤史”，同时这种控诉又不是肤浅的，作品对侵略者进行无情鞭挞的同时，又为民族的积弱进行扶心自食式的文化反省。
　　作为“四世同堂”的祁氏家族长者的祁老人，他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看见过八国联军进北京，看见过清朝皇帝退位，看见过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在那乱世之年，他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古老传统和风俗习尚，“逢年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求消停停地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他“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漫长的生活经历，狭窄的市民阶层生活的圈子，使他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的思想方式，铸就了他固执而自恃正确的性格。依他的经验，“北平是天底下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便诸事大吉”。因此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依然如法行事，让孙媳妇韵梅准备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甚至可笑地认为这次日本侵略中国，大概是“看上了芦沟桥”上的“狮子”，因为日本爱占小便宜。直至瑞全不辞而别，钱默吟被捕，自己的生日因时局动乱没过成，这才感到有些苦闷。这些思想行为反映了故都老一代居民守旧、愚昧、怯弱的特点。此外，我们从祁老人的长孙祁瑞宣，从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程长顺、方六这些个体劳动者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市民性格的许多弱点，他们为了自家的安全和活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惶惑中偷生。
　　作家不仅以沉痛的笔调如实地描写了北平市民性格的弱点，而且也以欣喜的心情，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逐渐觉醒和反抗。一向不懂时事的钱默吟，面临亡国的危境，也一身正气，不甘忍受屈辱，即使被捕、坐牢、被严刑拷打，也决不失节。一心只想安度晚年的祁老人，也终于从旧轨中脱出，愤怒斥骂当了汉奸的二孙子祁瑞丰，特别是当后来他的曾孙女小妞因吃了“共和面”而惨死时，他怒火万丈，要豁出命去找日本人算帐。长期矛盾痛苦的祁瑞宣，也终于找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利用教书以隐讳的方式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后来还直接从事抗日活动。即使是清朝侯爷的后裔小文夫妇，也敢于同侵略者相拼，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说明，背负着沉重精神负担的市民阶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抗战炮火的洗礼中，不断清除精神上的污垢，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同民族解放的洪流相汇合。
　　这种文化剖析和反省，是充满民族正气、现代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的。这种开放式的思想特点，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构思。这部巨著笔墨舒展而结构严密。首先，三部一百章皆方寸不乱地环绕着小羊圈胡同这个核心，而且有四世同堂的祁家作为核心的核心，使整部作品气聚神圆。其次，每章的开头，经常紧扣着战局的变化，描绘古都年风节俗的荣衰，在章与章之间形成一种结构性的韧带，前后呼应，一气贯通，使作品的肢节之间运转灵活而绝不脱臼。这种胡同、家门，这种年风节俗，都是极易沉淀文化心理的河套港汊，它们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既婉转曲折，又和谐浑融。